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當今世界受新工業革命、貿易政策環境變化和新冠疫情等重大突發事件的影響，全球化進程遭遇逆流，世界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黨中央以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做出了全局性、引領性的戰略調整，以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其中，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戰略，對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推進高水平制度型對外開放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將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作為未來五年我國主要的目標任務之一，并明確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而高水平開放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與一般意義上的對外開放不同，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在維持較大規模開放度的前提下，在空間上更為均衡、在質量上更為優質、在安全上更為可控的全面開放，高水平對外開放既包括商品、要素層面的流動型開放，也包括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等制度層面的開放。

　　“制度型開放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指向和重要特征”，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王穎表示，當前我國對外開放的重點已經逐步由商品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制度型開放，以制度型開放推動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高水平開放，既有利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增強內外聯動效應；也有利于強化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更有利于構建一流營商環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創造力，推動我國構建更具韌性的供應鏈、產業鏈體系，提升經濟安全的保障能力。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劇了世界經濟“去全球化”的風險，也進一步凸顯了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現實緊迫性。因此可以說，推進高水平的制度型對外開放既是當今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時代要求，又對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意義重大。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丹輝看來，新形勢下，我國開放領域迫切需要以新發展理念推動二次“思想解放”，將制度建設和能力提升作為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根本路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確立了制度型開放的導向，直面開放動力不足的現實問題，相當于抓住了引導國內國際雙循環互促共進的“牛鼻子”，其核心在于實現國內法律規章與國際通行慣例和規則體系有效銜接，這既為拆除開放的“玻璃門”、優化營商環境、對沖外部風險找到了精準靶位，也為對外經濟貿易持續穩定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從而使我國開放制度體系更加市場化、法治化、規范化和國際化。

　　　高水平對外開放歷史基礎堅實

　　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我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四十多年的偉大征程，先后經歷了探索開放、加快開放、全方位開放，以及當前高水平開放的發展歷程，在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對外投資、全球經濟治理等領域取得了巨大的輝煌成就。

　　在對外貿易領域，四十多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由小到大，目前已成長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第二大服務貿易國，市場結構也同時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開始逐漸融入國際經濟發展。尤其在服務貿易領域，我國積極與主要服務貿易伙伴、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國家，以及具有獨特產業優勢的國家建立了服務貿易合作機制，積極推動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簽署，在原有加入世貿組織承諾開放100個服務部門的基礎上，新增了22個開放服務部門，提高了37個服務部門的開放水平。

　　在利用外資方面，四十多年來我國利用外資規模穩步增長，利用外資結構不斷升級。歷史上，我國吸收外資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78年改革開放至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此時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總體規模不大，并以吸收港澳地區、東南亞各國華僑的投資為主；第二階段為1993年至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來自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大型跨國公司的外商投資日益增多；第三階段為2002年至2012年黨的十八大前，這一階段我國吸收外商投資規模較快增長，來自歐美、日本、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的投資穩定增長；第四階段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吸收外商投資實現了高質量發展，在2013—2021年期間吸收外商投資規模穩中有進，2020年躍居世界第一外商投資目的地，且在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正式提出后，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外商投資逐漸增多。

　　在對外投資領域，我國自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明確提出“走出去”戰略、鼓勵有比較優勢的各類所有制企業開展對外投資以來，我國對外投資開始較快增長，對外投資大國地位持續鞏固。與此同時，我國對外投資區域和領域不斷擴大，迄今已覆蓋國民經濟的18個行業大類，行業結構不斷優化。特別是在2013—2021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為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稅收增加、創造就業以及環境改善等作出了積極貢獻。

　　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方面，我國一直在探索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理念與模式，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2014年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機制下，我國積極推動通過了《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北京路線圖》，啟動了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2016年在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上，我國運用議題和議程設置主動權，引導峰會各方達成《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等一系列成果，推動二十國集團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經濟治理機制轉變；2018年以來，我國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期間成功舉辦虹橋國際經濟論壇，以“虹橋智慧”和“虹橋主張”探索世界經濟發展路徑和前景，為全球經濟治理貢獻了公共產品。與此同時，我國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初步構建起了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2021年，我國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這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又一個歷史性時刻，充分彰顯了我國進一步擴大開放、深化改革的信心與決心。

　　　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

　　發展實踐充分表明，四十多年來我國改革開放成就巨大，推動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繼往開來，我國將繼續完善和深化制度型開放。推動實施對標國際高水平、高標準經貿規則的重要開放措施，也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方式。

　　關于如何在實踐中做好制度型開放，楊丹輝認為，著力點一要放在改善營商環境上，二要將服務業開放作為重點領域。這需要積極拓展開放新領域，不斷完善負面清單管理，加快金融保險、電信互聯網、文化旅游、交通運輸、商貿物流、專業服務、高端制造等領域的對外開放。同時全面評估新興領域的市場準入條件，逐步對外國投資者開放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新產業、新業態，更好地支撐實體部門數字化轉型和國內消費升級。

　　回顧四十余年我國走過的開放歷程，漸進式的增量開放模式在初期克服了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的異質性，并有效地轉化為開放的動力。然而，隨著我國發展階段的變化，非均衡開放的制度勢能轉弱，均衡導向成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路徑選擇，因此，未來實現進出口、資本的雙向流動、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陸海聯通與防范化解外部風險等雙循環各個層面和不同節點的同頻共振愈加重要。楊丹輝認為，未來我國需要進一步協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沿海開放和內陸開放，將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作為提升區域發展質量的有力抓手，促使開放重大舉措與區域協同發展戰略融合對接，同時優化開放型產能新布局，切實增強中國對全球供應體系的掌控能力，形成雙循環的多向節點和完備通道。

　　　高水平利用外資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而利用外資正是我國吸引全球資源要素的重要形式。當前，經濟恢復性增長成為主要任務，更大力度吸引與利用外資將成為繁榮我國經濟的重要戰略舉措。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明確提出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并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要求。在此背景下，2023年8月13日，國務院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環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資力度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從提高利用外資質量、保障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待遇、持續加強外商投資保護等八個方面，詳細地提出了24項具體推動措施。

　　王穎表示，與此前同類政策相比，《意見》優化了外商投資企業外籍員工停居留政策，在以往注重投資引進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加強跨國公司高管、研發人員的流動，這對于吸引外資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意見》探索建立便利化的數據跨境流動安全管理機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進數據跨境流動便利化對吸引外資具有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來國內外輿論中出現了一些關于引用外資的錯誤言論。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曾憲奎認為，當前對外資進入影響最大的就是信心問題，我國亟須建立穩定長期的社會心理預期，創造有利于外資進入和發展的輿論環境，并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制定利用外資的路線圖，優化外資引進的產業與區域布局，積極引入就業帶動能力強、規模大、面向全球市場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可以因地制宜地靈活制定適度優惠政策，參照國內相關政策和國際上的通行做法以吸引外商投資入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