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視角審視深度偽造技術

　　中國社會科學報綜合外媒報道一系列新技術能夠操縱和生成圖像，這給傳統的媒體報道和學術交流帶來挑戰。特別是近年來出現的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將圖片或視頻合并疊加，可以篡改或生成高度逼真且難以甄別的內容，引發社會憂慮和信任危機。英國利茲大學哲學、宗教與科學史學院研究員約書亞·哈伯古德-庫特（Joshua Habgood-Coote）近日于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官網發文稱，技術創新并不代表信任的大規模崩潰，而是要求人們更多地從社會視角出發思考深度偽造技術帶來的影響以及應對措施。

　　互聯網上充斥著各種圖片和視頻，展示著并未發生過的事情。一些學者和評論人士認為，這引發了關于視覺媒介真實性問題的系列思考，例如，如何確保圖片的真實性，偽造的圖片和視頻會給個人聲譽造成何種破壞，以及給未來的歷史學家帶來怎樣的困惑。

　　縱觀攝影史，關于視覺媒介可靠性的觀點往往分為兩類。一種以底片發明者威廉·福克斯·塔爾博特（William Fox Talbot）等為代表。他認為攝影是大自然的鉛筆，并且為攝影的可靠性進行辯護。這部分人強調了攝影與繪畫的區別，認為“畫家旨在創建，攝影師旨在披露”。另一類攝影師則迷戀于攝影媒介的創造性，認為照片與繪畫之間沒有顯著區別。哈伯古德-庫特對此解析道，不同的攝影流派有不同的審美。“直接攝影派”注重照片對場景的忠實度，不贊成任何失真的操縱；而“畫面派”的攝影方法注重拓展照片與任意可識別場景之間的關系，并陶醉于攝影的編輯性和創造性發展。

　　圖片偽造在歷史上一直存在。直到19世紀80年代，美國報紙展示的都是從照片上手工復制的蝕刻版畫。隨著半色調印刷方法的引入，照相制版復制才成為可能。盡管如此，攝影師們仍在不斷修飾和處理他們的圖片，以增添色彩和生命力。這些技術可能沒有完全公開，但攝影師們聲稱這是“幾乎普遍的做法”。顯然，美國報紙對照片進行偽造并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圖片有時可能需要被作為證據來源，而不只用于娛樂消遣。于是，報紙也采取了一些手段解決書面報道造假的問題，例如倡導反對圖片美化的社會規范，并批判偽造現象。

　　哈伯古德-庫特認為，美國19世紀末的攝影危機表明，“直接攝影派”與“畫面派”的觀點都是片面的。人類參與攝影過程是必要的，但不需要以“創造美”為目標。如果人們想要以可靠的圖片和視頻展現世界的本來面目，那么就需要在制作和傳播過程中對光照設定和圖像字幕等環節進行可靠的社會實踐。人們在依賴任何一項技術時，就隱性地依賴了一整套社會實踐。比如，圖片的真實性有賴于攝影師獲得正確的光照水平，相機設計師使光線能照射到光傳感器上，軟件設計師將信號轉換為數字，編輯不更改任何重要細節。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并不認識形成一張圖片背后的這些人員，但需要相信他們正在參與一種規范良好的圖像制作與傳播實踐。

　　當前人們對于深度偽造的恐慌，實際上是關于攝影的認知和美學角色長期爭論的一部分，公眾擔心缺乏一定的理念和機制應對這一問題。當前的討論主要是將深度偽造視為一種危險的技術，并試圖控制、馴服或者禁止這項技術。哈伯古德-庫特表示，深度偽造更多的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不只是技術問題，其中涉及有關照片和視頻制作與傳播的最佳實踐，以及將圖片制作置于更廣泛的媒介系統中的最佳方式。水印、監管、檢測軟件等技術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深度偽造的危害，但人們不應忽視社會措施，例如，制定反對偽造的社會規范，系統性地應對深度偽造問題以及為建立有效的公共媒介系統提供充足資金等。

　　（王俊美/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