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寶勇：植根優秀傳統文化土壤的當代中國政治制度

　日期：2023-08-21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柴寶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黨內法規與國家監察研究中心主任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政治制度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一個國家的根本性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創建的先進政治制度，已經被實踐證明具有強大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為它是從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社會土壤既包括歷史、國情等因素，也涵括與歷史、國情等因素相互浸染、影響的文化因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一些價值追求、精神品質、道德規范等，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塑造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比較優勢提供了豐富滋養。

　　傳統文化是影響政治制度建構與運轉的重要因素

　　文化屬于當代政治制度建構無法脫離、不易言表但又非常重要的社會歷史條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他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結合’打開了創新空間，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論和制度。”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政治制度的建構不可能憑空而生，而要以特定的文化元素為價值內核。傳統文化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思想理念長期積淀的產物，是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制度賴以維系的基礎，深刻影響著一國政治制度的形成。我們看到，即便都是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國家的文化傳統也形塑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同樣是競爭性的政黨制度，法蘭西民族追求浪漫的民族性格影響了法國獨特的變動頻仍而又對抗激烈的政黨兩極化態勢；日本民族“菊”與“刀”的雙重性格催生了日本獨特的一黨獨大但黨中有派的政黨格局。

　　傳統文化也影響政治制度的實際運轉與制度效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與運轉，而使制度運轉起來的一個重要基礎是具有與制度結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因為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政治規范和政治原則，它需要通過廣大社會成員的共同遵守和貫徹執行才能在政治實踐中持續釋放出強大的制度效能，而這種政治文化深刻影響著廣大社會成員的與這種制度所蘊含的價值相匹配的認知判斷和行動策略。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制度的盲目移植會導致與傳統文化不適應進而帶來政治動蕩與制度斷裂，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基于文化延續而進行的一致性、漸進性制度變革具有穩定性和生命力。

　　傳統文化影響政治制度的生成、運轉與效能背后的邏輯機理在于：制度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生成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相匹配、相契合。同時，制度的演進也深受觀念上層建筑的影響和制約。每個國家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各不相同，其制度建構也都各具特色。文化的內涵因時而變，那些具有包容性、創新性特征的優秀傳統文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現自我超越，能夠為當代政治制度建設提供文化滋養。這是優秀傳統文化對當代政治制度發展演進具有長遠深刻影響的內在機理。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塑造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顯著優勢與文明特征

　　政治制度是用來調節政治關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動國家發展、維護國家穩定的，是長期歷史傳承和現實問題意識的有機統一。中國政治制度不是“飛來峰”，既是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和國家學說進行創新發展的結果；又立足中華文明獨特歷史文化傳統，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演進中形成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從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視角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了中國政治制度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其中如“多元一體”“天下為公”“民為貴”“和而不同”等要素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生成、運轉與未來發展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

　　“多元一體”與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統一性。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與“大一統”思想緊密相關，其本質是多元性和一致性的辯證協調。“多元中的統一”與“統一中的多元”，這對矛盾主導著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也塑造了中國式文化觀念與制度架構。《公羊傳》首次提出“大一統”，《漢書》解之以“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其中內含中國古代國家結構、禮儀風俗與政令教化等方面的統一，塑造了中國政治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設計和運行更加強調民主和集中、多元和一致、表達和共識等的有機協調，囊括了國家統一、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的方方面面。中國共產黨在面對利益多元、思想多樣的復雜治理局面時，圍繞各族各界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實際，建立起系統完備的政治制度體系，形成強大的制度凝聚力，確保國家各項政治制度安排要素齊全、環節完整。

　　“天下為公”與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公正性。《呂氏春秋》解“天下為公”作天下為天下人共有之意，《禮記》則從選賢任能、公共秩序、社會救濟及道德教養等方面構想了“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圖景，表現出鮮明的公益性。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鵠也”。在新的歷史語境下，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從來不是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代言人，確立起“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根本政治原則。以此為出發點，當代中國政治制度設計更加注重公心、公利、公制，運行更加強調公平、公正、公開；在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干部選賢任能、國家公權力行使等方方面面建立起周全的制度安排和健康的政治生態，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民為貴”與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人民性。《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政治思想，使儒家“仁者愛人”的仁政理念更加具象化，古代中國卓有作為的政治家、改革家無不以“先憂后樂”“民為國本”為情懷和追求。在新的歷史語境下，中國共產黨同樣堅持“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形成了依靠人民、為了人民、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以此為基點，中國共產黨堅持為人民服務，走群眾路線，著力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服務型政府建設、共同富裕與第三次分配等各項制度設計和運行，意在充分實現物質和精神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和而不同”與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中華民族是一個尚和、厭斗的民族，強調包容與合作、發展與共存。中國政黨制度、民主制度等將這種文化傳統付諸政治實踐，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奮斗，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制度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一些西方國家“否決政治”“極化政治”引發的社會分裂對立。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走合作發展道路。

　　從理論、話語等角度為增強制度自信提供強大文化支撐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為鞏固當代中國政治制度一系列顯著優勢提供了潛力巨大的理論基礎和博大精深的話語資源。面向未來，一方面，要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下，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時代價值的價值追求和道德規范，轉化為推動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寶貴資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只有在準確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意蘊和內在結構的基礎上，才能更加令人信服地揭示文化如何對政治主體的觀念和行為產生影響，論證深受文化影響的政治主體如何在相應的經濟結構之上創設、推動政治制度的形成與運轉，進而找準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推進當代中國政治制度創新的有效路徑。

　　另一方面，要提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體現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的價值話語，夯實當代中國政治制度創新發展的共同話語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作為當代中國政治制度話語資源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既要從中國豐富多彩的政治實踐中來，也要從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來。“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家國一體”的理念、“革故鼎新”的思想、“天下為公”的擔當等都是建構當代中國政治制度話語的重要理論來源和文化支撐。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歷久彌新的思想精華，有助于集中表達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價值主張及道義優勢，豐富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話語內容，使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價值標識更加雋永悠長、鮮活鮮明。

　　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國政治制度在實踐中釋放出強大制度效能，充分彰顯了“兩個結合”的偉大現實意義，其中蘊含的精神力量是強化政治制度自信的重要源泉。要善于從中華文明寶庫中獲取豐厚滋養，使廣大人民群眾深刻認識到當代中國政治制度深厚的文化底蘊，領悟當代中國政治制度一系列顯著特質和比較優勢得以塑造的歷史淵源，在此基礎上引導廣大人民群眾自覺堅定對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