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賦能基層治理

　日期：2023-12-1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神經末梢。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的戰略布局。這不僅為數字技術賦能社會治理體系明確了意義方向，也為深度推進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落實、落細搭建了實踐路徑。基于科技發展和社會變遷疊加的當代中國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擘畫著數字化戰略與數字化能力完美結合的高質量藍圖。數字化戰略重在利用數字化技術優化基層治理組織、整合基層治理資源、健全基層治理機制的戰略布局；數字化能力旨在有效應用和共享數字技術，包括更新硬件和軟件，以及數據分析、網絡安全、數字營銷等技能。從學理上澄清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實踐路徑，為數字化轉型賦能基層治理提供理論支撐是重要的現實課題。

　　時代動因

　　“隨著互聯網運用普及和大數據等技術快速發展，國家治理正逐步從線下向線下線上相結合轉變，從掌握少量‘樣本數據’向掌握海量‘全體數據’轉變，這為推動治理模式變革、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是歷史的必然。技術驅動、需求驅動、戰略驅動是助推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的三大時代動因。

　　第一，技術驅動為基層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存在論基礎。數字是人類以概念方式感知世界的話語表達，是人類實現社會交往和選擇生活方式的存在論基礎。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數字化文明新形態的每一次進步，都是人類對自身生存方式數字化的一次變革。以“數據—算法—算力”為核心的數字時代，使人類普遍處于“彼此聯結的計算機之間的數字信號交換中”的生存現實，為推動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強大的存在論基座。

　　第二，需求驅動為基層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規范了價值論取向。我國是一個人口規模巨大、地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較為突出的發展中國家，作為神經末梢的基層社會治理必然面臨著“公平、均衡、優質”等區域性差異的復雜需求，數字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能不同程度地規范和滿足基層治理區域性差異化協同的價值論取向。

　　第三，戰略驅動為基層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布局了整體性藍圖。從國家數字化的戰略高度，把脈“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基礎性、先導性和全局性的發展意蘊，是黨和政府守正創新的長期戰略。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20年3月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為建立健全數據要素市場規則，完善數據要素治理體系，國務院于2022年6月出臺《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為統籌推進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22年12月印發《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到202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中明確提出數字中國建設“2522”整體框架布局等聚焦于國家戰略層面的過程性、系統性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為基層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布局了整體性驅動藍圖。

　　多重優勢

　　伴隨著基層治理場域的風險性、基層治理信息的繁雜性、基層服務需求的高標準化，亟須數字化賦能推動基層治理效能的帕累托改進，以發揮數字化賦能基層治理的多重優勢。

　　第一，數字化賦能基層治理的整體性。通過數字技術的運用，可以破解各部門條塊分割、各自為政和信息壁壘的難題。基于縱向層面，依托數據庫和互聯網技術，上級政府可以通過建立新型信息平臺與基層政府建立有效聯系，及時了解和監督基層政府治理工作，數字化的嵌入推動了縱向層級之間溝通的實時性、便捷性。基于橫向層面，將數字技術嵌入社區治理，各基層社會治理主體通過信息平臺實現有機整合，并通過“網格化+網絡化”的雙重賦能，推動環保、房管、消防、衛健等主體下沉社區網格，進而實現從傳統的線下治理到“雙線聯動”，提升了基層治理場域中制度運行的剛性和多元主體合作的韌性。

　　第二，數字化賦能基層治理的協同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將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納入社會治理是社會治理理念的重大創新。基于數字賦能視域，基層政府能更有效地與社會組織、居民等多元主體開展協同合作。一方面，通過數字化信息平臺，居民能以線上形式實現“社情民意”的自我表達，同時對基層治理服務進行咨詢和監督，有效提升群眾公共參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基于互聯網平臺構建基層治理生態系統，能夠吸引社會組織、物業企業等多元主體參與，不僅對物業管理、社區社會保障與社區福利等傳統的社區事務實現有效治理，還能夠延伸到電信詐騙、隱私泄露等線上問題的快速處置，確保多元主體一體發力，實現“1+1＞2”的協同效應。

　　優化路徑

　　提升數字化戰略與數字化能力完美結合，實現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的集成創新，可遵循以下優化路徑。

　　第一，加強數字思維培訓，提升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理念。其一，加強數字思維培訓，深化以人為本的數字化治理理念。針對基層工作者，重點加強數字治理的理論學習和數字技術的實操培訓，推動基層治理從“管控”向“智控”轉變。同時，建立完善的反饋監督機制，不過分追求“數字業績”，以技術服務治理，始終將人民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作為考核標準，著力滿足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多重利益訴求。其二，多元協同治理，深化社會治理共同體意識。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吸引多元主體參與數字化治理場域，整合社會資源，確保社會治理過程人民參與、成效人民評判、成果人民共享。

　　第二，優化頂層設計，推動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一體化建設。面對“信息孤島”“數據煙囪”等難題，通過頂層建設強化基層數據資源共享的制度保障，推動數字治理一體化建設。其一，加強基層治理數字化的整體性規劃。由各區市的大數據管理局統籌規劃，完善基層數字化治理“一張網”建設的架構和模式，各職能單位在規劃的指引下經審批立項實施，為基層治理數字化提供行動指導和工作指南。其二，健全基層治理數據共享的制度體系和技術規范。在“一張網”的架構布局下建立跨部門、跨層級的數據整合共享的體制機制，明晰相關部門的工作責任，確保各級部門事權與數權的統一。同時，加強數據標準化制度建設，推動智能終端和平臺建設的統籌規劃，避免“數字資源浪費”。其三，建立健全基層數字化治理的評價指標體系。充分借鑒全球基層數字化治理相關經驗，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理念，因地制宜建立多維度、全方位的基層數字化治理評價指標體系，引領基層治理數字化的發展方向，著力提升基層治理的精細化水平。

　　第三，提升數字素養，夯實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的主體能力。“數字鴻溝”造成的民眾參與程度的差異，導致數字治理的“馬太效應”。為此，相關部門應堅持因地制宜，提高基層人民群眾的整體數字素養。其一，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數字治理的大眾化。通過搭建通信、電力等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推進“一網”“一臺”“一庫”“多應用”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全民關于基層治理數字化的實踐能力，讓群眾切實感受到數字治理帶來的便利。通過講座、宣傳手冊等普及數字教育，拓寬群眾參與基層數字化治理的渠道，培養人民群眾數字治理的理念和認知。其二，建立健全人才培養引進機制，推動數字治理的專業化。一方面，健全高校數字人才培養機制，設置高質量的人才培養方案，培養專業性的數字化人才。另一方面，建立“引育并舉”的人才政策，通過多重激勵機制吸引數字治理人才參與社會治理，最終實現高端人才為塔尖、專業人才為塔身、實用人才為塔基的金字塔模型，為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創新發展培育主體能力。

　　（作者系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蘇州大學地方治理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