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期羅馬帝國時代變局看編年史的興起

　日期：2024-03-1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公元4世紀到8世紀是地中海文明的轉型時期。在這一轉型時期，從4世紀直到476年西羅馬滅亡的這一時段又被稱為“晚期羅馬帝國”。晚期羅馬帝國史學較為流行的是一些被歷史學家稱為“簡史”和“縮寫”的史學作品。尤特羅比烏斯的《建城以來簡史》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該作品用10章的篇幅概述了自羅馬城建立以來至364年瓦倫斯皇帝即位為止的羅馬歷史。不過僅在該書完成后的一年，費斯圖斯也受到瓦倫斯皇帝的委托，又撰寫了一部羅馬史著作，被稱為《羅馬人民事跡簡述》。這部作品與尤特羅比烏斯的作品涉及的時段一致，但是篇幅更加簡短，只用了大約30個段落概述自羅馬城建立以來的一些重要歷史事件。

　　為何晚期羅馬帝國的歷史著作越寫越短？對于關注這一時期史學史的研究者來說，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將這一現象和當時編年史的興起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就能夠看到晚期羅馬帝國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變遷對史學潮流的影響。

　　晚期羅馬帝國編年史的特點。晚期羅馬帝國的編年史有著較為統一的基督教世界觀，按照單個或者多個明確的紀年系統排列。在每個具體年份的條目下，作者一般會列出當年的重要事件，有時進行少量的評述。這種史學體裁給人的直觀感受是簡單乏味，缺乏古典史學傳統中的思辨性和修辭性。布吉斯、庫利科夫斯基等晚期羅馬帝國編年史研究者指出了迄今為止學界主流觀點對編年史這一體裁的一些誤解。首先，雖然許多學者將編年史視為典型的基督教史學體裁，但是實際上這一史學體裁在地中海世界有著悠久傳統，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亞述。其次，編年史和希羅多德、修昔底德以后以敘事為主，注重探究、修辭、教諭的古典敘事史是兩種不同的史學體裁，有著不同的功能。

　　羅馬人在公元前1世紀便已經注意到編年史體裁的特點。西塞羅在《布魯圖斯》中稱贊他的朋友阿提庫斯寫的編年史是一種新穎的史學體裁，有他所需要的實用性，能一目了然地按照時間順序了解所有的歷史進程。晚期羅馬帝國出現了大量的編年史作品，基本范式由“教會史之父”尤西比烏和拉丁教父杰羅姆所奠定。尤西比烏創作的編年史吸收了希臘史學傳統中的編年史、羅馬史學傳統中年代記等史學體裁的特色，但他的作品并沒有完整保留下來。杰羅姆對尤西比烏的希臘文《編年史》進行了翻譯、改編和續寫，這部作品在當時的地中海世界廣為流傳，并且在此后將近兩個世紀內出現了多個續寫的版本。杰羅姆的整部編年史最初分為4欄，分別是亞述、希伯來、西基昂（古希臘）、埃及。他一方面以不同的紀年方法來記述這些國家和民族各自的歷史事件；另一方面又將這些欄目并行排列，將羅馬人認知中全世界主要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歷程整體呈現了出來。這些欄目的數量和紀年方式是動態變化的，有時根據統治者的在位時間，也納入了奧林匹亞周期這樣流行的紀年方式。隨著世界歷史的發展，一些國家和民族的欄目被新欄目取代。全書最初存在的亞述等欄目消失了，米底、波斯、斯巴達、雅典、馬其頓的欄目被陸續添加進來，最多時達到7欄。在羅馬人出現后，欄目的數量逐漸減少，最后在第212個奧林匹亞周期，隨著提圖斯皇帝占領耶路撒冷，猶太人的欄目消失了，僅剩下羅馬一欄。此后所有的世界歷史事件全被納入羅馬帝國的歷史中，基督教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也被放置在羅馬歷史的重要時間節點上。因此，在杰羅姆的《編年史》中，世界歷史發展線索清晰和直觀地展現在讀者眼前。人們能夠在這部作品中快速了解世界上各個民族和國家的興衰，并且看到最后融入羅馬帝國中的所有民族和國家還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與古典敘事史體裁作品相比，杰羅姆的《編年史》對世界歷史發展趨勢全景式的呈現方式簡潔明了、語言平實且便于檢索，其中也沒有復雜的故事、冗長的演說或過度的分析和說教，任何人只要初步掌握拉丁語或希臘語就可以閱讀，這些特點正是古典敘事史作品所不具備的。

　　晚期羅馬帝國史學潮流變化的時代背景。晚期羅馬帝國史學發展的總體趨勢存在著一種實用主義的傾向，并不能簡單地將這一時期僅僅看作古典史學的衰落階段，而是當時地中海世界政治、社會和文化轉型的表現。與此前的時代相比，政治制度的復雜化和精細化是晚期羅馬帝國的一個特征。瓊斯指出，晚期羅馬帝國的首要特征便是其官僚體制。根據瓊斯、克里斯托弗·凱利等人的統計，在2世紀的帝國盛期，整個羅馬政府大約由幾百名官員維持運轉。而到了6世紀左右，整個帝國的官員人數大約在3萬到3.5萬人之間，這種人數上的變動主要源于4世紀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對羅馬帝國政治體制的改革。不難發現，4世紀以后大多數世俗歷史作品的作者，如尤特羅比烏斯、費斯圖斯、奧勒里烏斯·維克托、佐西穆斯、普羅柯比等人都曾經是羅馬帝國的中上層文職官員，他們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必須具備一定的羅馬歷史知識，這是晚期羅馬帝國政治文化的特色。自戴克里先以來，羅馬政府越來越注重法令的修辭性，許多法令都會在開篇中援引古代羅馬的傳統和歷史先例來強調該法令頒布的合理性。對于起草法令的羅馬帝國文職官員來說，如果對羅馬歷史甚至世界歷史沒有基本了解，就無法勝任這樣的工作。

　　統治階層的軍事化是晚期羅馬帝國的另一個特征。羅馬帝國的文職官員需要為統治階層提供歷史知識。據伊恩·伍德估計，在4世紀末和5世紀初，整個羅馬帝國可能每10個成年男性中就有一個是軍人。在雕刻和繪畫中，羅馬社會上層流行的形象也從傳統上身披托加袍的元老逐漸轉變為身著戎裝的將軍。當時的許多統治者都是軍人出身，他們手下的高級官員也有大量來自帝國邊境地區的軍官，總體上受教育程度不高。這些人在參與帝國的行政事務時需要與元老階層和眾多中上層文職官員互相協作，因此同樣需要盡快地具備羅馬歷史的基本知識。

　　此外，4世紀以后羅馬帝國內基督教會管理體系的建設，也同樣仿效了羅馬帝國的行政體系。皈依基督教的人數日益增多，信徒的社會階層和平均文化水平也在不斷提升。對于當時地中海各地的神職人員來說，他們在日常向民眾的布道中，也需要掌握羅馬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基本知識。因為如果結合歷史和神學來解釋當時頻繁發生的戰爭和社會動蕩，往往能夠更有效地說服那些具有較高古典文化修養的社會上層信徒。

　　總而言之，傳統敘事史的簡化趨勢和編年史的流行與晚期羅馬帝國統治階層的需求是一致的，這些作品能夠讓統治者和官員在短時間內盡可能多地掌握羅馬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基本知識。卷帙浩繁的古典史學作品曾經是古代希臘羅馬社會上層貴族自我教育和消遣的重要文化產品，但在晚期羅馬帝國，隨著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需求的轉變，這類作品的受眾群體日益縮小，無法滿足注重實用主義和行政效率的統治階層的需求。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不難理解為何瓦倫斯皇帝委托尤特羅比烏斯撰寫了一部篇幅不長的羅馬史之后，又委托費斯圖斯撰寫了一部篇幅更短的同類作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世紀早期史學中的羅馬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問題研究”（20BSS017）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