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中華文明史研究的三重維度
日期：2024-03-2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1983年，夏鼐向世界公布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成果《中國文明的起源》。他在書中寫道：“根據(jù)考古學上的證據(jù)，中國雖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離，但是中國文明還是在中國土地上土生土長的。”中華文明“土生土長的”之觀點，回應了“中國文明西來說”，確立了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的獨特地位。夏鼐研究中華文明史萌發(fā)于在北平求學時期，而文明史知識體系發(fā)展、成熟于考古學研究時期，并在新中國外交活動和學術交流中推進了中華文明的傳播。
思想維度：中華文明史研究的“新文化”緣起
夏鼐出生于浙江溫州，在思想深處認同永嘉文化，立志踐行永嘉學派的經世思想，希望“轟轟烈烈地替社會干一番事業(yè)”。不過，少年時期，夏鼐已感受到新文化運動在溫州的影響力，養(yǎng)成了閱讀新小說的習慣，尤為欽佩魯迅的人格。因此，大學時期，夏鼐選擇燕京大學社會學專業(yè)，與其所受新文化熏陶以及對永嘉文化的認同有著密切關系。
不過，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習半個學期后，夏鼐選擇了調整專業(yè)和重新?lián)裥＃Ｍㄟ^研究歷史了解中國國情。燕京大學時期，夏鼐先后選修錢穆、陳垣、張爾田等學人的歷史課程，撰寫了《秦代官制考》《五四運動發(fā)生的原因之探究》等文章，建構了中國文化更新觀。
通過討論戰(zhàn)國時期秦官制改革問題，夏鼐表達了對中國文化更新問題的認識。夏鼐歸納秦的官制來源，是“三晉輸入”，更為重要的是“秦人所特創(chuàng)，以求適應時代上的新需要和地理上的民族特殊性”，“罕稗販自異國”。夏鼐自覺從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汲取營養(yǎng)，通過闡釋秦官制改革實踐建構了中國文化更新觀。關于文化更新的本位問題，夏鼐主張以民族文化為主又兼具開放性；關于文化更新的動力問題，夏鼐提出文化更新的內驅力是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他認為20世紀中國文化更新的關鍵是要看人類生活“事實上需要不需要”，進而形成“新式工業(yè)的逐漸發(fā)達，生活狀態(tài)的逐漸改變”。
中國文化更新觀形塑了夏鼐的批判性學術品格。1931年9月，夏鼐轉入清華大學并師從蔣廷黻學習中國近代史，批判性地繼承和發(fā)展了蔣氏的現(xiàn)代化史觀。第一，注重揭示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他認為英國的工業(yè)革命推動了生產力的極大發(fā)展，進而推動了資本主義對外殖民活動，這才是鴉片戰(zhàn)爭發(fā)生的“最大遠因”。第二，重視發(fā)掘中國社會的內生動力。在畢業(yè)論文《太平天國前后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一文中，夏鼐肯定了清政府減賦運動和洋務運動。他認為這一運動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因而獲得了人民的支持。
在北平求學時期，夏鼐已經形成了中國文化更新觀。在學術規(guī)劃上，夏鼐自認為學術研究與其文化觀相得益彰，實現(xiàn)了職業(yè)和思想信仰的統(tǒng)一。因緣際會，由于1934年庚子留學專業(yè)不包括中國經濟史專業(yè)，夏鼐最終走上了考古學研究的道路。
知識維度：建構中華文明史研究的知識體系
青年時期，夏鼐希望考進交通類大學成為一名工科生，以開啟工程師的理想生活。夏鼐曾計劃撰寫《上海制造局的編譯西書始末記》，考察中國融入現(xiàn)代文明之歷程，探究“富國強兵”的歷史源頭。夏鼐的研究興趣和取向，為其開拓中國科技史研究埋下了伏筆。
留學英國前后，夏鼐極為推崇英國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家柴爾德，夏鼐的考古學思想中具有明顯的柴爾德“影子”。在撰寫博士論文《埃及古珠考》過程中，夏鼐由辨別“工藝的細微差異”對珠子進行年代學研究。因此，《埃及古珠考》奠定了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術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科技史研究進入建制化階段，建構起中國科技史研究的歷史文獻學路徑。這一時期，夏鼐已經注意發(fā)掘考古資料中的科技史價值，并開始建構中國科技史研究的考古學路徑。第一，在考古學視野下，夏鼐明確中國科技史研究的核心資料是考古發(fā)掘中的實物，而非考古發(fā)掘所得的文獻資料。第二，中國科技史研究的考古學路徑不是“考釋文字，考證文獻”，而是考察“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標本，就它們的質料、結構、功能等方面作研究”。這才是中國科技史研究考古學路徑的“新創(chuàng)獲”。
夏鼐的中國科技史研究涉及絲織史、冶金史、天文學史等領域。夏鼐自小受絲線文化影響，對傳統(tǒng)織造技術有著濃厚的興趣。因此，紡織史是夏鼐最為看重的科技史領域。夏鼐結合神話傳說、傳統(tǒng)歷史文獻尤其是考古發(fā)掘的文物資料，論證了從殷商到漢唐時期的綺、織錦、刺繡和顯花技術的內在演變，建構了中國織造的技術傳統(tǒng)即平紋組織和經線起花；中國紡織技術亦汲取了中亞和西亞的織造技術傳統(tǒng)，豐富了中華傳統(tǒng)紡織技術。以中國文化更新觀為思想基礎，夏鼐建構起中國科技史研究的考古學路徑，呈現(xiàn)了傳統(tǒng)中國科技發(fā)展以本土性為主兼具開放性的文明圖景，奠定了中華文明史研究的知識體系。
實踐維度：傳播中華文明的獨特價值
新中國成立后，夏鼐積極融入馬克思主義中國考古學發(fā)展的奠基事業(yè)。1950—1985年間，夏鼐主持或參與近百個訪華代表團的接待工作，參與52場國外學者座談會和24場國外學者報告會，被譽為“中國與世界各國在考古領域內進行學術交流的總代表”。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以人民外交的思路積極推動與其他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交流。夏鼐是新中國人民外交活動的積極參與者，多次接待埃及、秘魯、阿爾巴尼亞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專家學者。1973年4月，為響應周恩來總理的號召，夏鼐與王仲殊訪問秘魯和墨西哥，對兩國的古代文明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夏鼐與王仲殊高度評價了印加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回應了各種美洲文明外來學說。此外，夏鼐先后發(fā)表了《中國和非洲間久遠的友誼》等一系列文章，彰顯了第三世界國家古老文明的智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間外交逐漸活躍，夏鼐的外事活動更為頻繁。夏鼐以考古學最新成果，服務于國家的對外開放政策，這些成果主要包括《銅綠山古銅礦的發(fā)掘》《中國文明的起源》等數(shù)十篇文章。作為中華文明的傳播者，夏鼐的文明實踐呈現(xiàn)了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以事實駁斥“中國文明外來說”。夏鼐說：“只有中國文明的起源這一問題，成為傳播論派和獨立演化論派爭論的交鋒點。”在冶金史上，夏鼐向世界公布中國湖北銅綠山古銅礦的考古發(fā)掘和研究狀況，駁斥了西方和蘇聯(lián)部分學者提出的殷墟發(fā)達的青銅工藝“突然出現(xiàn)”說。另外，夏鼐在錢幣史、紡織史、天文史等領域亦批判了“中國文明外來說”，建構起中國文化“土生土長”的文明氣質。第二，闡發(fā)中華文明的獨特價值。自1983年起，夏鼐先后在日本、英國向世界系統(tǒng)講述“中國文明的起源”議題。后來，《中國文明的起源》以中文、日文、英文等語言出版并多次再版。經過夏鼐等老一輩考古學家的考古發(fā)掘和研究，中華文明本土性和開放性特征在考古資料面前已成事實，為國際學術界所認可。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通過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向中國強行輸入西方文明，并大肆傳播“中國文明西來說”。于是，批駁“中國文明西來說”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學術思想的努力方向。在思想維度上，夏鼐自覺承續(xù)永嘉文化，并積極吸收馬克思主義學說，建構了中國文化更新觀，對中華文明現(xiàn)代轉型的核心問題給出了自己的回答，為其學術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礎。在知識維度上，在中國科技史研究領域，夏鼐建構了中國科技史研究的考古學路徑，形成了以本土性為主兼具開放性的中國科技史觀，推進了中華文明史研究的學理化轉向。在實踐維度上，夏鼐是中華文明的傳播者。新中國成立后，夏鼐自覺在新中國外交和外事活動中傳播中國文明觀，用史實證明中華文明根本上是“土生土長”的文明，又是開放、包容的文明。思想、知識和實踐，構成了夏鼐中華文明史研究的三重維度，反映了夏鼐學術思想發(fā)展的演進路徑，樹立了中華文明史研究的學術典范，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學術和思想支撐。
（作者系聊城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山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