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外交學創新研究擷英

　日期：2024-04-1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外交實踐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外交學研究站在新的路口。梳理近十年國內外外交學研究的新議題、新趨勢和新路徑，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國外交學研究的時代和世界方位，增強理論自信，建構中國特色外交學自主知識體系。

　　多元領域凸顯

　　中國外交新風貌

　　當代外交學研究最大的特點是研究領域日益多元化。從國內研究來看，近年來，不同外交領域的相關著作大量出版，顯示出中國外交學研究的勃勃生機。何茂春的《經濟外交學教程》與李巍主編的《中國經濟外交藍皮書》，將經濟外交研究從簡單的議題領域推向年度主題。于洪君主編的《新型政黨關系與新時代政黨外交》、儲永正等著的《軍事外交學》、趙可金主編的《中國特色的民間外交》、楊悅等著的《中國文化外交理念與實踐——基于國別的實證研究》、姚遙的《新時代中國公共外交與民間外交：理論與實踐》，展現了中國對外關系的全方位發展。王海運和許勤華的《能源外交概論》、董秀麗的《世界能源戰略與能源外交·總論》、李昕蕾的《清潔能源外交：全球態勢與中國路徑》，表明外交學研究領域的不斷細化。鄭啟榮和牛仲君主編的《中國多邊外交》、李小林和李新玉主編的《城市外交：理論與實踐》、楊潔勉等著的《中國世博外交》、張麗的《主場外交》、趙明昊的《“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新外交》、陸佳怡的《媒體外交：理論與實踐》、王更喜的《網絡公共外交》，顯示出外交場域的進一步拓展。在外交專業研究方面，熊煒編著的《外交談判》和周加李主編的《從理論到實踐——外交禮賓禮儀研究》，表明國內學者在梳理中國外交實踐特點的同時，更加注重國際交流，積極參與共商共籌世界外交文化。

　　從國外研究來看，波喬拉、霍爾姆斯等編著的《數字外交：理論與實踐》以及波喬拉、帕蒙特編著的《反擊網絡宣傳與極端主義：數字外交的陰暗面》等著作，提出了數字外交中的關鍵問題與理論工具。萊茵哈特和魯特馬在《災難外交：災難與沖突的復雜聯系》中以新冠疫情大流行為例，研究了國家間在災難治理、災難影響調查與災難循環和暴力敵意模式之間的復雜聯系。卡西迪、阿加斯塔姆、唐斯和斯坦菲爾德分別在《性別與外交》《外交中的性別轉向：新的研究議程》《外交實踐中的性別轉向》中論述了女性主義視角下的外交行為，以及如何設計外交性別主義研究框架。

　　宏觀視角展現

　　中國外交的世界胸懷

　　在新形勢下，國內外外交學研究呈現出不同特點。國內外交學研究注重宏觀判斷以及對方向的把握，規范研究和制度研究居多。國外外交學研究則側重微觀議題，以實證研究為主。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持續推進，一系列具有開創性的新理念、新主張、新倡議被相繼提出，形成了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理念的習近平外交思想。以外交實踐為依托，中國外交學研究同樣展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主要代表成果包括張宇燕主編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研究》、楊潔勉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王逸舟主編的《中國外交探新》、王帆的《大國外交》以及張清敏的《改革開放40年中國外交》等。

　　盡管國外外交學研究出現了探討全球化對外交政策影響的成果，但從總體上看，國外相關研究更加強調對微觀議題的觀察與解讀。例如，內勒爾在《喪失：保持社交距離世界中的外交空心化》中，分析了虛擬峰會對外交目標的影響，認為雖然虛擬峰會保留了正式的、程序性的互動，但失去了線下峰會的兩大“紅利”——高層治理和會間交流?？级骱涂柧帉懙摹豆餐饨唬簲底謺r代全球參與的基礎》則從公共外交視角提出新技術為公共外交開辟了新的可能，強調歷史經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從一般理論到區域國別轉向

　　在2011年發表于《國際研究評論》的題為《外交與外交學的現狀和未來》的文章中，夏普、懷斯曼等多位外交學學者強調了理論研究和概念框架的重要性，并呼吁外交學人加強對外交實踐的理論化研究。約恩松和霍爾在《外交的本質》中，借用英國學派理論構建了外交學的前理論。二人從關系主義視角出發提出，“外交作為一項持續的國際制度，有著基本的、永恒的屬性——交流、代表和國際社會的再造，三者的不同組合最終導致了外交形式的差異”。諾依曼在《外交場景：批判性研究》中，從細微的外交實踐切入，揭示了外交實踐構建國家的過程。塞恩丁、波略特等編著的《外交與世界政治的構成》則探討了外交實踐在國際法、多邊合作、南北政治和人道主義方面的構成性效應，其中外交官的所作所為被視為解釋世界政治的基礎。

　　從20世紀90年代作為獨立學科發展以來，中國的外交學研究始終尋求推進理論建設的過程。魯毅、王德仁等著的《外交學概論》、金正昆的《現代外交學概論》、陳志敏、肖佳靈、趙可金的《當代外交學》、楊闖主編的《外交學》，體現了21世紀以來中國外交學研究的有益探索。近年來，隨著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全球合作呈現地區化和碎片化特征，中國參與國際合作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明顯變化。針對特定地區和國家的跨學科、跨領域研究訴求上升，區域國別學蓬勃發展，這就要求中國的外交學研究必須兼具一般性外交理論和針對特定區域國家外交實踐的特征。

　　把握外交學發展新機遇

　　外交學是實踐性很強的一門學科。近年來，中國不僅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建設新型國際關系，倡導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及全球文明倡議等一系列新舉措，而且推動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外交人員法》（2009）、《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2012）、《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201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2019）、《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2021）、《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法》（202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國家豁免法》（2023）等法律法規為代表的制度建設。此外，一大批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的外交理念（如正確的義利觀）和體現大國自信與東方美學底蘊的外交禮儀也為現代外交實踐增添了新的色彩。

　　新時代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為中國外交學的理論研究帶來了豐富的資源。從研究范圍到研究對象再到研究方法，鮮活的中國外交實踐激發的知識生產不僅有利于豐富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內涵，而且有助于推動現代外交學走出“西方中心”的視野窠臼，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外交學”。

　　盡管外交學尚未在世界范圍內成為一種顯學，但外交學的生長土壤并不貧瘠。一方面，現代外交實踐的延續性及間斷性不僅需要識別與歸納，也亟待科學層面的提煉和解釋。另一方面，國際體系與秩序轉型為外交學的推陳出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以中國為代表的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崛起，為世界范圍內外交思想、外交制度和外交實踐的多元化提供了創新動力和嶄新舞臺。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周邊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