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老百姓的人類學

　日期：2024-05-0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人類學舶自西方，它本來是西方學者通過異文化研究來理解人類社會的一門學科。然而，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1944）導言里所說：作為一個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青年，處于民族和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他很容易意識到“要在這個史無前例的大變動的時代能心安理得地做一個自認為是有意義的人，必須對我們所生存在其中的中國社會有清楚的理解”。費孝通提出了“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說法，認為人類學的目的就是用科學知識來改造人類社會。

　　中國人類學的認識論轉型

　　在筆者看來，這是人類學在中國發生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轉型。作為西方認識“他者的世界”的人類學，在中國那一批從西方負笈歸來的人類學者那里卻轉化為“知中國、服務中國”的“在家”的人類學。其實，他們的初心在最早引入人類學的蔡元培那里就已經是要運用人類學來開民智、察民情，服務中國當時的諸種社會和文化命題。由此引發了新的研究中國的方法論：社區調查。費孝通有言，無須隱瞞或掩蓋我們的實用立場。正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他和與他一樣的年輕人不滿足于書本知識，跑出書齋，走入農村、城鎮去觀察和體驗現實的社會生活。“到活生生的人們的社會里去研究人類社會”也成為吸引他遠渡重洋去馬林諾夫斯基那里學習人類學的重要原因。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無論是中國人類學的民族學派還是功能學派，都在田野調查這一點上達成高度共識。例如，創辦了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的陶云逵先生就在運用文化概念來分析民族社會的同時，也推動了邊政學的興起，在積累大量田野調查資料的基礎上，將人類學知識應用到當時滇緬公路兩邊的村民發展和抗日戰爭中。

　　誠然，如胡鴻保所言，這種經世致用的問題取向有可能忽略了人類學的學科化發展。人類學目前是社會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和民族學一級學科也有交叉，曾有人類學人嘗試將人類學發展為一級學科。但是，如果我們意識到早年中國人類學家的初心，意識到人類學本來就存在走進普通人的生活的性情傾向，那么相對于追求成為一級學科，走進普通人的人類學可能成為今天中國人類學更有意義的發展方向。今天，人類學在學術體系略屬邊緣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人類學在學術體制之外反而形成公共文化的新時尚。筆者在自己參與的一個公共人類學項目——合禾堂人文讀書會——中也發現，相對于定量研究，人類學經典似乎吸引了更多各行各業的青年人參與閱讀。這種體制內略顯邊緣與體制外走向主流并舉的現象讓我們看到了走進老百姓的人類學的特有魅力。走向民間、走進老百姓的生活、服務普通人、和老百姓一起共同建設更好的社會與文化，這似乎是人類學中國化可以有的方向。這也回應了馬林諾夫斯“人”的主張，即人類學需要變成一門應用的科學。

　　要做到這一點，“社區調查”顯然是走進百姓人家的人類學的關鍵一步。人類學的方法論在于走進他者的世界，理解“異文化”，并以之為鏡，反觀自我。在老百姓當中開展長期、系統的“田野工作”被視為人類學區別于其他社會科學的本質特征。走進老百姓的人類學需要能夠對一個社會組織、社區或者民族做一個短至幾個月、長達數年的整體性調查，以獲得翔實可信的第一手資料，這是走進老百姓的人類學的不二法門。

　　走向對話和行動

　　而要成為應用的科學，僅僅做社區調查是不夠的，人類學者還需要讓老百姓作為被調查者的同時，也知曉這些整體性社區調查的發現，并能夠和人類學者進行平等對話。通過這種對話，人類學家讓自己，也讓對話者可以更好地觀察和理解自己的生活、文化意義以及社會結構。也正是這種對話，讓他們得以意識到自己被看見、被尊重，從而反思和重新認識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處境。如果有余力，人類學者還需要跟被調查者一起探討他們所遭遇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有些可能是人類學者自己所處的文化帶來的，也可能是被調查者不滿意但又無力靠自己解決的本文化問題。人類學者需要運用自己的洞察力、想象力和行動力，也激發普通人的創造力、團結力和活力。他們一起行動，通過行動來改善社區，使老百姓在發展的滾滾洪流中守護住自己的文化尊嚴，提升自己的社會福祉。

　　這種行動人類學超出一般人類學者的想象，但是卻有不少人類學者在開展這方面的工作。他們或參與環境保護，或參與殘障照護，或改善醫患關系，或致力于鄉村貧困問題的解決。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間，發展人類學、教育人類學、女性人類學、影視人類學等都致力于在社區中行動，并通過這種行動改變社區。這種行動人類學形成世代更替后的新的中國人類學。值得關注的是蕭亮中博士的研究，他為了保護家鄉云南金江的河流和兩岸的沃土，研究、呼吁和連接當地的村民，毫不畏懼地投入其中甚至犧牲了自己的健康，最終積勞成疾不幸去世。然而，他的努力沒有白費，河流得以保護，他的工作也成為中國行動人類學的重要標志。

　　這樣的邁向人民的人類學才是費孝通、林耀華、陶云逵等一批人類學家所想要看到的中國人類學的使命。通過一代又一代走向普通人的人類學者的努力，這種邁向人民的人類學構成了人類學中國化的核心旨趣，并一直延續至今。如果人類學以走進老百姓、邁向普通人為目標，那么這樣的中國人類學也不必一定要成為實體性的一級學科，它本身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傾向可以讓它成為一種彌散性學科，繼續以一種理論方式和研究方法彌散在社會學、民族學、歷史學、民俗學甚至哲學、文學和藝術中。它超越學科，或者說它也可以是一種超級學科（super-discipline），致力于解決中國乃至人類的問題，并以此為方向，與各學科展開對話，激活各學科的發展。

　　這當然是一種理想，作為馬林諾夫斯基所說的“人文社會科學的最后浪漫”，人類學的理想主義正扎根于這一土壤中。行動人類學需要打破專業界限，將人類學建設成為一種整體性的反思性科學。它將以田野調查為本，和老百姓對話，并與普通人一起行動，推動社區的變革，最終回歸人類學最初的使命：為人類社會發展探索方向。

　　（作者系南開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