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漢字文明研究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日期：2024-05-2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漢字是中華文明的根脈和載體，漢字體系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結構的形成關系密切。
漢字和漢語典籍是維系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紐帶
上古時代，華夏族眾多支裔星羅棋布，分布在今全國各地，擁有基本相同的語言文字和文化，中華民族在遙遠的古代業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化共同體。殷商、西周、東周文字等古漢字隨著商周王朝統治范圍的不斷擴大而在四土地區逐漸得到推廣應用，成為融通中原與四裔、傳播華夏文化的重要橋梁和媒介。殷商甲骨文在山東濟南大辛莊等地的集中發現，系商文化在東土地區深入傳播的重要物證。西周分封諸侯、分賜器物等措施，使周邊族群對漢字的認識更加深入，一些非周族群有意識地保存、仿制商周王朝的青銅器，鑄造銘文，積極融入“早期漢字文化圈”。
四土和邊裔族群對古漢字的認同和使用，是其從文化認同到身份認同的重要環節，促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最終形成。殷周時代形成的漢字體系及漢語典籍，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結構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戰國時期，楚人統一南土，融合南土眾多族群，也是以漢字和漢語為共同的心理和思想文化基礎。
秦王朝建立后，為鞏固統治，把統一文字作為當務之急。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中書府令趙高和太史令胡毋敬等人整理文字，改定字體，廢除各國文字，大刀闊斧地進行文字改革，使小篆（秦篆）和隸書成為全國通行的字體，實行“書同文”政策，通過統一文字實行政令一統。
秦漢以后，以漢字和漢語典籍為代表的漢文化成為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礎。魏晉南北朝以后，少數民族屢屢入主中原，其中積極變革、學習漢語漢文化者得以融入華夏，而固守傳統者最終則退出中原。
典籍文獻是各族人民
共同創造的歷史財富
形成于春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至漢武帝時采納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成為國家信仰。儒家學說后又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地區，并發展成為官方學說，形成“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從使用漢字和學習漢語典籍開始的，故又稱為漢字文化圈。因此，漢字和漢語典籍是早期中國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思想和文化基礎，是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紐帶。
在祖國的西北新疆地區，近代以來，出土文獻資料汗牛充棟，有漢文、佉盧文、吐蕃文（古藏文）、梵文、粟特文、回鶻文等各種文字。
在眾多出土文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數量和種類皆極為壯觀的各種漢語典籍文獻，如《詩經》《尚書》《禮記》《孝經》《蒼頡篇》《急就篇》《玉篇》《千字文》《戰國策》《漢紀》《三國志》《晉書》《論語》《孫子》《韓朋賦》《說苑》等，涵蓋傳統文獻之六藝（經傳小學）、史書、子書、詩賦小說等各部；其年代主要集中于漢晉時期；出土地域主要分布在羅布泊地區、開都河流域、孔雀河流域、尼雅河流域、安迪爾河流域的樓蘭、米蘭、吐魯番、焉耆、尉犁、庫車、民豐、于田、和田等地。這些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獻，是歷代西域開發及其與中原王朝關系的重要歷史見證，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歷史財富，是中華古代文化和文明的瑰寶。
大量不同時期漢語典籍文獻的出土，為各種典籍文獻整理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參照。新發現的歷史上這些文獻的不同傳本，對古書校讀和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版本和文獻學價值不言而喻。根據這些不同傳本的文獻，還可探究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及其背后的歷史與社會背景，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學術思想史發展演變的重要資料，其重要的學術與歷史文物價值自不待言。
作為漢文化精髓的這些不同時期漢語典籍文獻的出土和再發現，直接反映了各個歷史時期漢語在西域推廣傳播的歷程和細節，反映了漢文化在當地的傳播、影響以及邊疆各族對華夏文化的認同，其歷史文化和社會應用價值則更為關鍵。
漢晉以降，漢語典籍文獻在西域的廣泛傳播，表明自漢代以來，西域已經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域是中國的西域”，其之所以被稱作“西域”，也是相對中原而言的。新疆出土的大量漢語文獻，見證了歷代中央政府對西域開發和西北邊疆治理的歷史，以及古代西域各民族的交融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歷史過程。
歷代漢語典籍文獻在新疆各地的廣泛流行和深入傳播，表明漢晉以來中原與西域各民族之間已有深層次的聯系，文化上已有深度的交融。長期以來，漢字和漢語已成為西域地區群眾生活的一部分，漢文化已持久潤澤西域各族群眾的精神世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深入人心。以漢字為載體的漢文化推廣傳播對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促進作用，于此得以充分體現。漢字和漢語典籍是早期中國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礎，也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得以驗證。
新近發掘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是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下一處基層軍事管理機構，在當時被稱作“沙堆烽”。出土文書表明，沙堆烽燧戍守將士多來自中原內地的河州、洛州、汝州等地，此外還有“于闐兵”即本地“胡兵”。可見從一千多年前開始，西域先民就和來自中原的將士一起保衛邊疆，守護共同的家園。出土文書中有中國古代著名愛情悲劇韓朋故事和傳奇小說《游仙窟》等。韓朋故事等通俗講唱文學作品的受眾既有漢人，也有胡兵。出土文書說明漢語言文學藝術和漢文化在娛樂漢族戍守將士的同時，也已成為當地胡兵和胡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持續潤澤著西域各族民眾的心田；表明漢晉以來中原與西域各民族之間已有深層次聯系，文化上已有深度交融，以漢字和漢語典籍為代表的漢文化在西域已根深蒂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西域地區源遠流長。
沙堆烽燧遺址出土的大量實物和文字資料更進一步充分地證明，祖國遼闊的疆域是由各族人民共同開拓的，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書寫和創造的，民族團結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偉大精神也是由各族人民在長期并肩戰斗的歷史實踐中共同培育的。
強化語言文字功用
傳承與發展中華文明
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既有輝煌的成就，也有豐富的經驗教訓。五千多年來，各族人民世代積累的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和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寶貴遺產和重要精神財富。在新時代，要進一步強化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發揮中華文明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就應深入研究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探討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思想和精神基礎。
遺留至今的古代文物和文字，是古代社會、歷史、技術和文化的濃縮和載體，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和傳統文化的結晶，是認識、理解和傳承古代文明、弘揚傳統文化的前提和基礎，是重構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弘揚民族文化和復興中華民族的基石和動力之源。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基因和傳承的標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學對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與根源以及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已逐漸被認識到。近年來，國家大力支持古文字等冷門“絕學”的傳承和發展，正是充分重視人文基礎研究的重要體現。
漢晉時期漢語和漢文化在西域的廣泛流行和深入傳播，對現代國家建設和邊疆治理有重要啟示作用。歷史上，漢字和漢語典籍文獻推廣傳播的成功案例表明，要高度重視漢字文明研究，深入研究漢字文明史，充分把握中華文明的根脈，從根本上探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方法和途徑，穩固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紐帶；在邊疆和民族地區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傳播中華優秀語言文化，強化語言文字對國家安全和邊疆治理的戰略功能，充分發揮漢字漢語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國家統一穩定、增進民族團結、促進民族融合的重要作用。
如何在邊疆和民族地區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要從歷史上漢字文明和漢文化在民族地區傳播的成功案例去汲取經驗教訓。因此，推進新疆出土漢語典籍文獻整理研究，通過歷史時期漢語文獻在新疆等民族地區的大量遺存發現，了解漢語文獻傳播對民族共同體形成的促進作用及其具體運作模式和細節，不僅有重要理論意義，也有重大現實意義。
新疆出土歷代漢語典籍文獻數量眾多、內容豐富、學術價值重要，但因各種主客觀原因，整理研究工作卻未能及時跟上，很多新舊發掘資料沒有及時整理公布，研究工作也極為有限，更缺乏與之相應的全面系統的綜合性整理研究成果，致使這些重要資料沒能發揮其應有的學術文化價值，其社會和歷史意義也未能及時得到應有的體現，極大地限制了其學術與歷史文物價值。同時，這些珍貴的資料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十分可惜。從文物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利用而言，相關工作都顯得尤為緊迫，亟待開展。
古以文載道，今以文聚力。要強化語言文字戰略功能，深化漢字文明研究，加強新疆出土漢語文獻整理研究工作，推動以語言文字為載體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承與發展中華文明。大力推廣傳播漢字和漢語，充分發揮其文化紐帶和傳播作用，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喚醒古代各族人民友好往來和文化交融的歷史記憶、涵養滋潤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從內心深處增強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認同，增強各族群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鑄牢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思想根基，進一步強化語言文字對國家安全和邊疆治理的戰略功能，切實發揮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國家統一和穩定的實際作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
（本文系中國歷史研究院“蘭臺青年學者說”系列筆談之一）
（作者系新疆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蘭臺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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