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現象和方法的 “政治經濟學”

　日期：2024-05-28   來源：深圳特區報

　　■ 秦德君

　　提要

　　政治經濟學不僅關心供需關系等市場問題，還關注包括個人和國家在生產與消費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使這門學科與政治地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產生了諸多的學術關聯。

　　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是對資本主義體系下商品生產和分配的規律的研究。就“政治經濟學”這一術語來說，它源于18世紀對歐洲初露頭角的資本主義經濟及國家出于王權和國家主導經濟活動的描繪。政治經濟學不僅關心供需關系等市場問題，還關注包括個人和國家在生產與消費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使這門學科與政治地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產生了諸多的學術關聯。

　　政治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既可以理解為時代的產物，也可以理解為對地理學思想約一個世紀衰落的一種理論回應。它首先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地理學中獲得聲譽。在政治地理學中人們通常在三種方式上，使用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的概念。一些學者用政治經濟學去“拆解”地理學在殖民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另一些學者則用政治經濟學去研究不同地區的不平衡發展；第三種方式是一些學者通過研究資本主義作為一種“非整體現象”，對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本身開展批評。

　　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有兩種主要的思想學派，分別以18世紀亞當·斯密為代表和以19世紀馬克思為代表；政治經濟學兩種最為主要的分析方法也分別由亞當·斯密和馬克思及同代人所奠定。亞當·斯密和馬克思都將國家財富置于工業文明視域下來衡量，都致力于勞動價值理論分析，認為財富來自物品生產或獲得所付出的勞動以及交換價值，這是商品真正的價值所在。

　　亞當·斯密認為，當市場允許“自我矯正”時，市場的功能可發揮最佳。假如一種特定產品的生產落后于需求，另外的生產者將出現以填補市場需求。同樣如果一種產品超過實際需求，其價值就下降，生產者將轉而生產其他有更高價值的東西。這種自我調節現象，通常被稱為“看不見的手”——盡管這一術語在《國富論》中只用了一次。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政府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論證了市場“看不見的手”對于社會經濟和社會福利的自發調節作用。主張政府的作用嚴格限定于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方面，減少行政權力的不當運用對社會經濟的破壞，履行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守夜人”的角色。

　　亞當·斯密相信資本主義秩序是財富的發動機，因它依賴于勞動分工。《國富論》中有個被廣泛引用的經典之論：“我們不是期望從屠夫、啤酒制造商、面包師的樂善好施中獲得我們的早餐，而是從他們對自己利益的關注中獲得我們的早餐”。就是說，盡管屠夫們斫肉、賣肉是為賺錢，但最終的結果，則使有更多的肉能供人們消費。

　　關于這一點，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Lloyd Olson）曾談到：在經濟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中實際上存在著兩個基本“定律”。“第一定律”是：在某種情況下，當個人僅僅考慮其自身利益時，集體理性結果會自動地產生。這就是指亞當·斯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第二定律”是指：在某種情況下，第一定律是會失敗的，無論個人如何精明地追逐自身利益，社會公共理性也不會自發出現。此時只有借助“引導之手”（a guiding hand）或制度安排，才能求得有效的社會效果。“第二定律”為發揮政府作用奠定了空間。

　　1859年馬克思出版了后來成為《資本論》組成部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馬克思稱為《資本論》“初篇”），對傳統的政治經濟學開展了深入批判，從根本上抨擊了當時羅曼語國家流行的蒲魯東主義。本書的出版，標志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科學分析方法的形成，同時也為馬克思徹底完成政治經濟學領域的革命性變革奠定了重要基礎。馬克思認為雖然在以前的經濟體系中，個人使用勞動去生產商品用于交換，但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勞動”本身成為交換的對象。人們是為了工資而出賣勞動。由于勞動是利潤的源泉，資本主義勢必尋求新的方式，從勞動之中抽取更多剩余價值。隨著時間發展，資本主義內在危機將會日益嚴重。馬克思深刻洞見了資本主義體系是天生性欠穩定的，是趨向于危機的，因它存在內在的自身無法克服的社會矛盾。

　　（作者為上海文化學者，上海市政治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