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學科建設的范式創新

　日期：2024-06-0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自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設立第一個國際關系教席以來，國際關系學作為獨立學科已經歷百年發展歷程。從學科發展成熟度來看，國際關系學科的獨立性與科學性不斷提升，從最初的單一學科朝著交叉學科方向發展，在與其他學科交融對話中促進新的范式創新。

　　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關鍵節點

　　國際關系的知識積累與學科建設深受國際形勢影響。作為一門探求世界秩序規律的學科，其研究焦點時常隨著全球政治權力的轉移而發生變換。整體而言，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經歷了三大關鍵節點。第一個關鍵節點是兩次世界大戰爆發，該階段的國際關系研究重心在歐洲。歐洲大國之間的縱橫紛爭為國際關系史、國際法與國際戰略研究提供了豐富素材，形成了對均勢原則的普遍共識。當歐洲經歷慘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人們開始反思均勢政治的局限，在全球化浪潮推動下國際關系學的理想主義色彩較為突出。但在愛德華·卡爾的激烈批判下，現實主義理論開始占據上風。基于1648年以來的主權分立原則，現實主義者強調國家間互動受實力政治邏輯支配。漢斯·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便是該時期的集大成之作，將歐陸地緣政治傳統帶到了北美學界。

　　第二個關鍵節點是冷戰終結，國際體系結構發生顛覆性變化。冷戰是人類歷史上首次意識形態大對抗，美蘇兩大陣營構成的二元格局日趨穩定，肯尼斯·沃爾茲等學者則以科學化方法將國際關系理論“結構化”，國際體系中的實力分布成為關鍵變量。隨著20世紀80年代僵化的冷戰格局出現分化與松動，新自由制度主義、全球政治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理論與建構主義開始崛起，它們共同呈現出國際關系現實的多元性與非結構性進程。冷戰以蘇聯解體的方式終結，和平演變與價值觀革命的重要性凸顯。在此背景下，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成為研究主流。

　　第三個關鍵節點是中國崛起，非西方國際關系研究興起。如果說前兩個階段的國際關系研究主要在歐美文明內部流轉，那么中國的崛起就讓國際關系具有了“全球”意義，給國際關系理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與北京奧運會以來，西方國際關系學界日益呼吁引入非西方經驗，完善國際關系研究。阿米塔夫·阿查亞呼吁建立“全球國際關系”，亞歷山大·溫特提出“量子國際關系”，中國學者提出“關系主義”與“道義現實主義”，都是對日趨復雜世界的回應與新探索。當今的國際關系早已超越主權范圍，在次國家層面、超國家層面涌現出大量需要研究的新現象。例如，日本與德國長期非安全化、歐盟治理的多層次化、跨邊界的族群身份認同、沒有對手的北約不斷擴張、全球氣候治理的網絡聯結、國際規范的地方化改造，都使這一時期的國際關系研究面臨全新局面。

　　為人類知識結構補充新的視角

　　面向未來的國際關系一級學科能否建立，取決于該學科是否具備服務全人類的知識合法性。一方面，一級學科要解決與回答重大現實問題，為人類知識結構補充新的視角。另一方面，一級學科要有充足的次級學科為支撐，能夠形成一定的“學科家族”，構成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國際關系學科的邏輯起點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不同，它建立在主權分立基礎之上，提供了主權邊界之外的新知識，這種新知識是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

　　首先，國際關系學科具有獨立性，與其他學科相互補充。盡管心理學、政治學與歷史學不斷被納入國際研究議程，但這些傳統學科與國際關系學科之間存在一個清晰的界限：國家之間不存在統一的政治市場與思想市場。歷史學可以在主權范圍之內對政治過程記錄給予連貫一致的解釋，但是放到國家與國家的層面，歷史學就不得不考慮“無政府性”在國際關系史中的特殊意義。同樣，心理學對國際關系研究的啟示更多在于方法與思維，而不是研究內容。傳統心理學家通過招募普通民眾或對動物進行實驗，揭示生理與心理的變化規律。但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我們無法將政治決策者作為實驗對象，國際政治心理學受主權原則約束大多只能進行間接研究，這種研究建立在既有國際關系理論基礎上，而不是完全借鑒與移植心理學知識。

　　其次，國際關系研究的內涵具有豐富性，但交叉學科不等于多學科疊加。有觀點認為，國際問題研究并非一門獨立學科，因為它從不同學科借鑒了很多知識框架，甚至建議讓國際關系課堂變成名副其實的“大拼盤”，請經濟學學者講授國際經濟，讓軍事學家講授國際戰略，讓社會學與人類學學者講授區域國別課程，讓歷史學學者講授國際關系史等。這樣的提議看起來似乎可以實現資源最優化組合，但最終可能培養出“四不像”的學生，或者導致授課知識碎片化與分割化。實際上，學科發展的交叉性（兼容度高）并不必然降低其學科獨立性（自主程度高）。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原本就是相互借鑒的，很多學科都有同一個知識起源。交叉學科猶如一部接口很多的電子產品，可以與不同產品系統兼容，但并不降低其單獨使用的效能。因此，國際關系學科的交叉性并不必然會削弱其獨立性。

　　再次，國際關系學科的“國家屬性”虛化，研究層次呈現轉移趨勢。近年來，學術界主張打開國內政治的“黑箱”、洞悉人性與心理的微觀基礎、考察話語敘事與本體性安全，這些都代表傳統國際政治研究的“層次回落”。同時，全球政治經濟學不再簡單關注主權國家間關系，資本貨幣聯盟、全球價值鏈、超大型經貿集團與非政府組織都超越了主權邊界；世界政治學關注超區域層次的文明互動、制度與觀念競爭以及權力流動網絡，這些則是國際問題研究的“層次上移”。隨著移民火星或登陸月球計劃被主要大國提上戰略議程，甚至有學者提出研究“星際政治學”以及人類未來學，將目光投向深邃未知的宇宙空間。當前，在西方國家的部分一流高校，國際關系學已經不再被納入政治學范圍，而是成為一門關注全球事務、國際發展、和平建設、“人的安全”與文化安全的后現代化學科。 

　　最后，也是最關鍵的，國際關系研究正在轉向世界政治研究。世界秩序是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命題，它放寬了國家主權約束，關注人類社會的三大領域：世界經濟市場、世界政治市場與世界思想市場。世界政治研究并非要取代傳統國際關系范式，而是將次國家、超國家與非國家元素帶入進來，從根本上重新找回“人”的元素。以人為核心的世界政治研究，更突出超國家與次國家的“能動性”，主權邊界之外的事務不僅是“國際事務”，也是“全球事務”“世界事務”或“文明事務”。迄今存在的人類共同體多種多樣，例如婚姻、家庭、階級、集團、政黨、國家、國際組織或世界聯盟等，均受思想觀念、物質資源與制度規則約束。世界政治研究認為，擁有物質資源的行動者（個體或團體）如何看待彼此，將塑造出資源與制度整合的不同形態?？v觀國際關系史，競爭性的世界大戰與價值觀和平演變，都沒有解決異質性文明（理念）的整合問題。如今，中國和平崛起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步，世界政治研究需要對中國與世界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給出新的答案。

　　理解全球主權國家間的互動網絡，離不開交叉學科視角。自然科學是“人研究物”的學問，可以跳出人類視角觀察世界規律。但社會科學是“人研究人”的學問，不可能跳出自我意識與人類視角。世界政治或國際事務研究的起點具有特殊性，關注無政府狀態下的政治異質化，這就導致政治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政治心理也不同于大眾心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國際事務研究面臨更多不確定性與模糊性的挑戰，世界政治研究需回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性”理念——共同面對問題、共同出謀劃策、解決成果由參與者共同享用，適當拓展國際關系學科的內涵與邊界。面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知識需求，研究者猶如在濃霧籠罩的夜晚前行，只有善于找到學科建設的燈光，才能謙遜走完未知的求真之旅。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變局下的全球化進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研究”（21&ZD17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