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土社會與文化出發的醫學社會學研究

　日期：2024-06-0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隨著經濟發展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日益成為民眾的核心關注之一。當前，我國正積極推進“健康中國2030”戰略，在業已取得較多成果的同時，也面臨諸如老齡化、照料服務供不應求、公立醫院改革、民眾健康素養不足等挑戰。這需要多個學科的共同研究。醫學社會學在幫助我們深入理解民眾的健康與患病行為、掌握該領域的規律并為制定相關政策建言獻策方面，無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前，我國的醫學社會學研究正處于勃興階段。在此基礎上，我們更應自覺站在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高度，對既有成果進行系統梳理與反思，并提出更高標準的研究愿景。

　　理論與經驗的互動

　　社會學是一門西方舶來的現代學科，因此必然面臨本土化的問題，其核心是理論與經驗的關系。筆者以為，一方面，我們需充分意識到源自西方的概念與理論的“適用邊界”。例如，“病人角色”作為醫學社會學的重要概念之一，不但對于理解病人的所思所為大有裨益，而且也為考察醫患關系、理解醫療職業的觀念與行為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參照框架。但這一概念不能簡單搬用，因為其根植于北美白人新教徒中產階級的個體主義和功利主義價值觀，而在家本位倫理仍占主導的中國社會，疾病事件通常以家庭而非個人為單位展開。因此，應對概念與理論的根植性進行系統性反思。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積極拓寬研究的經驗對象范圍。例如，醫患兩方雖構成了醫療領域中各種關系的主軸，但相較于對患方的大量關注，社會學對醫方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更多開展對“醫”的研究是對當下這種“缺憾”的部分回應。但與此同時，我們對“醫”也應該做更為廣義與“立體”的理解。事實上，醫不但指醫生群體，而且也包括大批的輔助醫學職業，例如護士、檢驗科醫生、醫務社會工作者、醫院管理人員、護工、職業陪診員等，他們實際上構成了一個龐雜的醫療服務隊伍，共同支撐著醫院和醫療體系的運行。各個職業之間如何開展“職業管轄權”之爭，如何分工合作以共同完成醫療照護，這是我們應該探尋的問題。

　　歷史與當下的交織

　　近年來，國內社會學界出現了“歷史轉向”，許多學者都論述了歷史之于社會學的重要性。筆者理解，這里的“歷史”至少包含三種基本含義。首先，這是已經發生的過去之事。作為社會學者，不能只關注當下的社會發展狀況，而將社會發展的“前世”留給歷史學家。其次，歷史還是一種“歷史視角”，這種視角可以提供對歷史與當下的復雜關系以及這種變化過程的獨特理解，不過其前提是對歷史的“整體性理解”，而非簡單地篩選某些歷史因素作為工具性的證據材料來做出解釋。最后，歷史還意味著一種“歷史感”，我們不妨稱之為研究者的“歷史自覺”。正如肖瑛所指出的：“每一個社會學者都能在面對當下問題時自然而然地涌現出某些歷史的感觸，從而進一步豐富經驗感，即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理念之下，實現歷史感在社會學中的滲透，才是‘歷史轉向’的真正目的。唯其如此，社會學研究才不會糾纏于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當下主義氛圍，而自覺地從多個角度和多個層面來展開對問題富有實質意義的分析。”

　　那么，如何在醫學社會學研究中實踐以上這些主張？筆者認為，一方面，我們需積極借鑒醫療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近年來，醫療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涌現出許多優秀成果，如杜麗紅對近代北京公共衛生制度創立過程的研究和對東北大鼠疫以及防疫體系形成的研究、尹倩與何小蓮對近代上海醫師群體的研究、馬金生對近代醫療糾紛的研究、蘇精對早期西醫來華的研究等，為我們加深對現實的理解提供了極為有益的材料、視角、觀點和方法。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拓寬醫學社會學研究的歷史視野，進而開展有關醫療、疾病與健康的歷史社會學研究。對相關歷史的討論，在我們理解中國人求醫問藥的觀念與行為模式以及整體的醫療文化時不可或缺。

　　以醫療為“對象”與以醫療為“切口”

　　醫學社會學有“醫學中的社會學”（sociology in medicine）和“醫學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medicine）之分。前者側重研究與某種特定的健康問題相關的社會因素；后者的研究重點則是在醫療相關情境中所出現的諸如組織、角色關系、職業工作、規范、價值觀等社會過程。

　　我國的“醫學的社會學”研究在最近十幾年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不過，筆者認為，我們不妨對“醫學的社會學”再做進一步的區分：以醫療為“對象”和以醫療為“切口”的社會學研究。這意味著我們不僅可以將醫療當作研究對象，而且也可以醫療為“切口”，來探索和“管窺”更為一般性的社會規律。超越具體的經驗案例和事實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一項基本任務。當下多數研究仍是以醫療為對象的社會學研究，即應用社會學的概念工具和理論視角探析與疾病、醫療、健康等相關的現象，發現該領域的機制與規律，為制定相關政策、改善人類健康福祉提供參考和作出貢獻，而以醫療為切口且力圖將觀點和結論超出醫療領域的社會學研究尚不多見。

　　以對患病行為的考察為例。對患病行為的考察，一方面使我們對中國人求醫問藥的行為邏輯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與把握，另一方面，對患病行為尤其是重大疾病事件的考察，亦可探究中國家庭的韌性與生活政治。因為大病作為一個重大事件改變了家庭內部原本充斥柴米油鹽的平靜而瑣碎的日常生活，親屬關系、經濟資源、照料安排等都可能因此需重新調整。這就有了“事件化”的效果，能夠將家庭“激活”，更便于我們觀察。相較于過去多從婚姻、情感、撫育、贍養等“切口”對家庭進行研究，疾病和醫療無疑提供了一種新的觀察家庭問題的可能。

　　那么，如何實踐以醫療為“切口”的社會學研究？筆者認為有三個可以努力的方向。其一是明晰的社會學問題意識。作為社會學研究者，我們需注重從古典社會學那里挖掘明晰的社會學問題意識，由此，不但可以考察現代性條件下的疾病、醫療與健康現象，也可以“反過來”從這些現象出發，探索現代社會的深層特征與運行邏輯。其二是強烈的社會學方法自覺。在對疾病、醫療與健康現象進行社會學研究時，我們不但應該剖析這些現象的前因后果，而且也可以進一步探究這些現象何以在特定條件下發生，其是否折射出現代性的某些特征與運行機制。其三是積極的多領域和多學科交叉。這不但是指醫療社會文化史與社會學的跨學科交叉，也是指社會學內部不同分支領域之間的交叉，即積極思考醫療現象如何幫助我們理解與回應特定分支領域的基本問題意識。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公共衛生防疫史研究”（20&ZD22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