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
日期：2024-06-0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一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推動更多優秀學術成果“走出去”，以提升中國思想、中國理論、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力。本報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劉玉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所長丁國旗，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黨委副書記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院長張伯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黨委副書記張志強五位學者，共同探討“守正創新，讓中華文化綻放出新的時代光彩；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兩個結合”：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根本遵循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劉玉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等，都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這些重要元素不僅同科學社會主義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并且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的發展道路、精神品格和價值取向，彰顯了中華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鮮明特色，為在更深層次上理解古代中國、認識現代中國、把握未來中國提供了精神標識。
《中國社會科學報》：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過程中，如何做到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辯證統一？
劉玉宏：傳承是創新的基礎，創新是傳承的目標，傳承與創新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一體兩面，也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根本途徑。
“兩個結合”為實現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辯證統一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歷史進程中，必須堅定文化自信、歷史自信，堅持守正創新，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條件。新時代以來，文化傳承和創新都達到了新的高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深入挖掘“兩個結合”蘊含的歷史根基、文化血脈和時代意義，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闡發和弘揚，以服務文化強國建設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
張伯江：任何優秀的文明，都是最好地體現了創新活力又最充分地體現了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正是這樣的文明形態。近半個世紀以來，中華民族的崛起證明了中華文明強大的生命力，同時又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結合您的研究領域，談談新時代學者在文化傳承和創新中的重要責任。
丁國旗：在文化傳承和創新中，我們需要切實擔負起責任。責任非常明確，就是：講清楚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華文化精神和中華民族精神各自的內涵與意義，并講清楚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在實踐中為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華文化精神和中華民族精神建設找出切實可行的路徑與方法，使這三者能夠真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共識；尋找切實可行的路徑和方式，更好地向外講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華文化精神和中華民族精神。
要做到以上幾點，根本在于要切實加強中外文化交流互鑒。當然，加強中外文化交流互鑒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針對不同國家采用靈活多樣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不斷推動文學藝術、非物質文化、民間文藝文化等領域的中外交流與合作，進而推進中外其他領域的互信與溝通。
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提供解決方案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如何理解“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
丁國旗：這一重要論述強調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全球化時代，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脫離其他民族而孤立生存，人類面臨的各種災難、疾病、恐怖事件以及生態問題等，都需要各國人民之間形成相互交流協商的關系。
世界各國人民在文學、藝術、哲學、學術研究等領域的交往與交流，并不會因各國不同的道路、制度選擇而完全阻斷。這既與全球化時代經濟交往和交通便捷、交流手段豐富多樣直接相關，也與不同國家人民之間相互了解交往的現實需求直接相關，更與人們面對諸多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共同命題密切相關，這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能夠也必須加快構建的重要現實基礎。
文化交往給世界各國打開了一扇相互理解之窗、相互認知和熟悉之門。文化交流的廣度和深度，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認同程度，已成為影響一個國家形象的重要因素。當今世界還不太平，尤其是當下局部爭端頻發，給當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災難，各國之間更需要摒棄前嫌、擱置矛盾，以高度的政治智慧，通過民間和文化之間的交流往來推動各國相互理解。
《中國社會科學報》：面向未來，如何更好地熔鑄古今、匯通中西，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和文化自信推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發展？
劉玉宏：開放包容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在“兩個大局”加速演進、交織激蕩的時代背景下，當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需要求同存異、開放包容。“兩個結合”為我們指明了實現途徑。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對中國文學學科而言，廣大文學研究工作者要牢固樹立大歷史觀，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以海納百川的開放胸襟，學習和借鑒人類社會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中汲取優秀思想文化資源，實現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形成兼收并蓄、博采眾長的理論大格局大氣象。要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向內注重把系統化學理化的知識轉化為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語言表達，活化研究成果，助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學術象牙塔。向外大力提升國際學術對話能力，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以提升學術原創能力為依托，加快構建中國話語體系和中國敘事體系，積極開展與國際學術界平等的對話和交流，清晰而響亮地發出中國聲音。要充分發揮中國文學以藝通心、溝通世界的作用，成體系、成規模地講好中國故事，不斷提高塑造國家形象、影響國際輿論、改變世界格局的文化能力。要不斷加強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研究，推進理論創新，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豐富中國理論，講清楚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面貌、歷史經驗、文化形態、未來朝向，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學術支撐和智力支持，以更好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新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自成一格的中華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民族如何保持文明的獨特性，同時實現開放與包容？
程巍：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一種已有數千年歷史且以國家形態綿延至今，并一直對世界發生著重大影響的偉大文明，一定有適應于古今各個時代和現代世界的普遍性。馬克思主義在以理論體系的形式傳入中國之前，至少部分地或“經驗性地”與中國文化共鳴，只有這樣，它才能在中國文化中生根、發芽、壯大。同時，這種普遍性也意味著，中國文化在傳入西方之前，已部分地或“經驗性地”與“西方”文化共振。只有這種普遍性，才能改寫流傳至今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歷史寫作傳統。
自19世紀初的黑格爾開始，經歷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和文學浪漫主義運動的歐洲，似乎突然忘記了此前兩個世紀在歐洲勁吹并給歐洲帶來了一系列觀念——諸如體現于科舉取士制度的民主觀念和體現于中國園藝自然觀念的“中國風”，在世界歷史寫作中發明了所謂的西方“特殊性”或“獨特性”，即認為“一切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都發生在西方”，因而所謂“世界史”只是“西方史”的別名，它按照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結構，以一組相互支撐的二元對立（西方/東方、文明/野蠻、中心/邊緣、內圈/外圈、創新/模仿）來建構世界歷史敘事，并通過這些歷史話語的不斷再生產，一點點地改變人們的世界歷史—地理的認知模式，使其漸漸變成一種西方中心主義意識。正如美國學者J. M. 布勞特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中所揭示的，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歷史—地理認知模式如今已變成一種甚至流行于非西方世界的強有力的信仰。即認為歐洲文明或者說“西方”一直擁有某種獨特的歷史優越性，某種種族的、文化的、環境的、心靈的或精神的獨特性，它自古至今賦予人類的這一地區以某種超出其他任何地區的永恒的優越性……因而，世界有一個永恒的地理中心和一個永恒的地理邊緣：一個內圈，一個外圈。內圈領導，外圈跟從；內圈創新，外圈模仿。
西方自我建構的獨特性，在冷戰時期又化身為一種普遍性，以便賦予東方以特殊性，尤其是語言文學學科，沿著西方與東方的地緣政治線，劃分出了一條涇渭分明的學科分界線。例如，在美國比較文學家勒雷·韋勒克那里，比較文學或世界文學等同于西方文學，又被進一步等同于總體文學或普遍文學，被認為具有普遍意義，并因此具有被模仿的價值，適用于人文學科的普遍方法；東方文學則被排斥在比較文學之外，而從屬于包括蘇聯學和中國學在內的以問題為中心的多學科診斷學——區域研究。
印度法律史學者阿卡什·拉索爾對自己從事的學科經常追問：“誰在規定這門學科的性質？誰在巡視它的邊界？誰在規訓它的門徒？”這是值得重視的學術追問。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創造了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良好歷史條件，使我們可以超越“西方之眼”及其建構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歷史認知模式，以真正的普遍性眼光來認知全球歷史演進邏輯。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踐中，如何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生命體”“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等創新概念的科學內涵？
張志強：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的“文化生命體”概念，深刻反映了對文明的定義。它所定義的文明并不是指civilization，而是指“文明”這兩個漢字。Civilization中的拉丁詞根civitas，是公民權、公民身份的意思，在此基礎上引申出公民教養（civilitas）等一系列概念，civilization與公民含義的結合表達了一種自我特殊化的身份意識。根據馮時先生的研究，在甲骨文中，一個“人”面對“天”“地”展開自己的形態就是“文”，“文”其實是人內在具有的天地之德，“明”就是把它展現出來，像文章一樣（關于“文明”和“文章”之間的內在聯系有很多具體的文獻根據）。所以，“文明”就是把“人”身上所具有的天地之德開顯出來的意思。天地之德通過人加以開顯，意味著文明是天、地、人共同創造、共同生成的一個生命共同體。從這個角度講，所有的文明都具有平等性，因為都是在天地的條件下，人參與天地、開顯天地之德的歷史進程。
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了三個概念：“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三個概念從不同方面共同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文明的內在生命力，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修正對中華文明的復古主義態度，不斷激活中華文明的生機活力，將中華文明充分地帶入現代，實現現代化。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對“洋教條”“古教條”“馬教條”的同時克服。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創造出一種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文明有機融合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社會主義、現代化與中華文明共屬一體、有機融合，凝聚為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國式現代化帶來的社會主義新文明，是與中華文明核心價值高度契合的社會主義新文明，也是中華文明自身創造出的現代文明，是通過社會主義實現的現代化，是通過社會主義創造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形態。
《中國社會科學報》：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這些創新概念的提出，為中華文明帶來怎樣的開闊視野？
張志強：“文化生命體”“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重要概念的提出，為古今中西文化之爭提供了解決方案。
一方面，用文化生命體來定義文明，蘊含著深刻的歷史觀，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接續奮斗”的大歷史觀。根據這種歷史觀，歷史是在完成不同階段任務的前提下連續發展的，也在總結經驗中不斷奠定邁向未來的基礎。革命、建設、改革不同歷史階段之間，不能相互否定，不同歷史階段都統一在民族復興的完整事業中，統一在歷代中國共產黨人接續奮斗的歷史過程中。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中華民族古老文明，都是中華文明這個文化生命體開顯天地之德的不同歷史進程的連續階段而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連續生長，也是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無論是古老文明還是現代文明，中華民族的“文明”價值觀都一以貫之。因而，用文化生命體定義“文明”所確立的內在視野，解決了一個由資本主義擴張帶來的現代化為古老文明設置的吊詭性處境：要么實現現代化而從文明傳統中連根拔起，要么固守文明傳統而被時代拋棄。文明傳統成為現代化的對立物，現代化讓人淪落為從文明土壤中拔根的孤絕個體。
另一方面，用文化生命體定義“文明”，意味著不同文明不過是不同的文化生命體，文明的差異只是文化生命體開顯天地之德的不同方式而已。天、地、人構成的生命共同體，是任何文明成立的基本條件。因此，盡管文明是多樣的、復數的，但作為文化生命體的文明可以在天地人共同體的意義上實現相互理解、交流互鑒。多樣的文明之間可以在交流互鑒、相互理解中形成一種符合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由全人類共享的文明。這種基于文化生命體的文明觀，從根本上解決了“普世主義”的迷思。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擔負新的文化使命
《中國社會科學報》：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提出的新使命。如何理解“新的文化使命”具有的時代內涵？
丁國旗：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從五個方面對“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進行了學理性分析和系統性論述。理解“兩個結合”與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所包含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基因，了解當下我國文藝工作面臨的諸多挑戰，為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與邏輯支撐。
對于廣大文藝工作者而言，如何將對“第二個結合”意義的理解和認識落實好，將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貫徹好，最終要回到對文化文藝工作自身發展規律的認知和文化文藝的實踐上來。新的文化使命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提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理論認識和實踐能力，把“出精品”作為文藝工作追求的根本目標和原則。緊跟時代變化、社會發展，以人民為文藝服務的主體和對象，以人民為中心進行創作。努力創作生產更多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
《中國社會科學報》：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采取了哪些重要舉措？
劉玉宏：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發表后，按照院黨組的工作部署，文學研究所黨委及時制定貫徹落實方案，組織全所干部職工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開展多樣化學習累計14次。比如，組織全所干部職工赴中國國家版本館考察參觀，邀請中國國家版本館館長劉成勇為全所同志講述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的情況。邀請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田嵩燕為全所同志作題為“深化‘第二個結合’，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主題教育專題黨課。組織全所精銳科研力量研究撰寫理論闡釋文章，編輯出版《學思踐悟：新時代文化使命與文學研究》論文集。選派科研人員參加撰寫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研究闡釋工程重大科研項目成果《新時代中國文化發展報告》。
文學研究所黨委聯合中國國家版本館、山西師范大學共同主辦“文化傳承發展中的網絡文學與數智人文”學術論壇，委托《文學評論》編輯部主辦“習近平文化思想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委托《文學遺產》編輯部主辦“習近平文化思想與文化傳承發展”學術研討會。為充分發揮文學所學術期刊宣傳思想文化陣地作用，《文學評論》開設了“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專欄，《文學遺產》開辟了“文化傳承發展的跨學科思考”“習近平文化思想闡釋專欄”“習近平文化思想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專欄，專欄刊發的多篇理論文章獲《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轉載。由《文學遺產》編輯部組織編寫的《文化傳承發展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專題論文集在2024年5月出版。
張志強：一年來，哲學研究所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工作。首先，在院黨組指示下，哲學研究所組建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并給予重點支持。同時，籌建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基地，整合院內外力量，打造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重鎮。其次，作為責任單位，哲學研究所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十幾家研究單位協同攻關，集體完成了《新時代中國文化發展報告：走向全面繁榮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寫作和統稿工作，受到院黨組的好評。此外，承擔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重大專項之一“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哲學研究”課題，并組織課題組成員完成了專著《中華之道——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哲學闡釋》，該書被列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研究叢書”；完成了院黨組和上級部門交辦的一系列關于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闡釋的任務。
丁國旗：民族文學研究所把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首要政治任務、理論任務和學術任務，所領導帶頭學習、帶頭研究、帶頭闡釋。2023年6月6日上午，民族文學研究所黨委召開主題教育推進會，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帶領全所干部職工進一步學習了院黨組對于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的工作要求、6月3日院黨組擴大會議提出的五點要求。還主辦了“新的文化使命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學術研討會。除了參加本所相關活動外，我還參加了由文學研究所主辦的“中國文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專家座談會并作學術發言；撰寫了關于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的研究闡釋文章；牽頭并成功申報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中華民族文學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等。
《中國社會科學報》：要促進中外文明交流對話，推動更多中國優秀成果、中國思想“走出去”。在實際工作中，您的團隊如何助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走出去”？
張伯江：我們要加大與世界各國的語言文化交流合作以及人文交流，拓展對外傳播平臺和載體，加強中西方比較研究，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
一年以來，我們先后組織召開了語言學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簡牘學與出土文獻語言文字研究學術研討會、辭書釋義問題專題研討會等，從不同側面集中研討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新時代語言研究提出的新課題、賦予的新使命。相繼主辦了多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如“中文——拓展世界交流的語言”中澳雙邊學術研討會，邀請中澳雙方專家學者圍繞“國家語言資源和國家語言能力”“全球語境和數字語境中的現代漢語”等議題進行交流研討。語言研究所學者參加在上海舉辦的世界中國學大會，在“學術的演進：代際傳承與范式轉換下的中國學”分論壇上作主旨演講。為推動中國學術成果“走出去”，深化中外學術交流和對話，語言研究所大力推進“語言學熱點問題研究叢書”外譯項目，努力讓世界了解“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貢獻中國學者的智慧。
程巍：外國文學研究所堅持中文與外文并重的學術傳統，一直致力于擺脫近代以來不斷疊加在外國文學學科內部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歷史—地理的認知模式”“英語中心主義的學科偏重”和“文本中心主義的內部研究方法”，在人類社會整體發展進程的全球史視野下研究文學。
在全球史視野下，所謂世界史或全球史就不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不是被假想的中心向邊緣、內圈向外圈、西方向東方單向流動的啟蒙與被啟蒙、創新與模仿的關系史，而是不斷將所謂“異質文化”吸收為自身有機部分的全球互動史。外國文學研究所的一些集體研究項目，諸如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中外文學—文化關系史研究、梵文研究、古典學研究等，就體現了全球史追求。在內設機構方面，外國文學研究所將此前已單一語種化或國別化的一些研究室，改為多語種跨學科的區域文學研究室。例如，將英美文學研究室、俄羅斯文學研究室分別改為英語文學研究室、斯拉夫文學研究室，并增設了梵文與南亞文學研究室、古典學研究室。
我們始終牢記，中外文學的學科分野只不過出于研究領域的側重，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分界線。源遠流長的中外文學/文化交往史業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文學早已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正如世界文學早已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經由文明交流互鑒而獲得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同樣深刻指明了學術創新發展的重要實踐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