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獨特價值觀
日期:2024-06-1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數千年來,中華傳統文化中產生并形成了為整個民族所共同認可、普遍接受而富有強大生命力的優良傳統,孕育出中華民族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形成了獨特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最為深厚的文化支撐,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最深遠的文化血脈滋養。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天地人相參,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共同關注和思考的重要命題,也是人與自然和諧的理論邏輯。《周易》將人與天、地并稱“三才”,闡發了豐富的天人和諧思想,認為人應當“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相參。《易傳·文言》提出:“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指人與自然要相適應,相互協調,實現“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老子提出“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孔子提出“惟天為大”,強調的都是對自然的一種敬畏。漢代董仲舒更明確強調“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北宋張載在《正蒙·乾稱篇》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題。南宋朱熹通過論述上天之德來探討為人之道,認為“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以天與人相生的關系,論證“仁”的重要價值。
“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們以友愛、寬厚的態度對待自然生態、自然萬物。相傳夏禹提出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對人們伐木、漁獵活動進行了嚴格限制。到了商代,保護自然與道德教化的目的結合起來,《史記·殷本紀》記載了商湯“網開三面”,給鳥放開生路,從而使天下歸心的典故。《周易》描繪了“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樂融融的生態美景。孔子提出“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反對用大網攔河捕魚,射獵夜宿之鳥,主張給動物留條生路。睡虎地出土的《秦簡·田律》規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這種生態倫理思想得到傳承,我國歷代文化作品中都有對生命關愛和感懷的表達。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古代中國人形成的對有關主客體關系的認識,是一種講求和諧共生的宇宙觀,也是中國文化對人類的巨大貢獻。人們因此敬畏自然、效仿自然、善待自然,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
“大一統”的政治觀
“大一統”一詞,出自戰國時期齊國人公羊高撰著的《春秋公羊傳》,其中對《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一句經文的解釋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大一統”觀念則早于此,《詩經·商頌》稱:“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更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記載,明確表達了天下的土地、臣民統屬于天子的“大一統”思想。《春秋公羊傳》的“大一統”思想與《春秋》關聯至深,孔子相傳為《春秋》的編訂者,孔子之后,孟子主張天下“定于一”,荀子更多論及“一天下”和“天下為一”,對“大一統”思想進行了發揮。韓非子提出“道無雙,故曰一”,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強調中央集權與思想統治的重要性;李斯則向秦王提出“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大一統”思想不斷發展。
秦漢統一王朝建立后,“大一統”思想從政治理念轉化為政治實踐。西漢時期,董仲舒構建的“大一統”學說登上意識形態舞臺,他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對“元年春,王正月”之公羊傳文進一步闡發:“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即“大一統”除了在政治和思想上統一,還要在歷法、禮樂,甚至國家的代表顏色等方方面面統一。據學術界研究,古代“大一統”的基本內容,包括“以‘尊王’為核心的政治一統;以國家領土完整為目標的疆域一統;以‘內華夏’為宗旨的民族一統;以‘崇禮’為中心的文化一統”。
“大一統”觀念深刻影響著中國歷史,歷代中國人民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盡管中國歷史上有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分裂時期,但大一統的因素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各族人民都把維護國家統一看作天經地義、義不容辭的神圣使命與責任。元朝和清朝是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統一王朝,明清兩代大一統局面得到中華各民族的承認和肯定,中華文明的歷史鏈條從未中斷。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所講的,“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
“和而不同”的社會觀
在中國社會內部人與人的關系上,中華文化倡導“和而不同”的社會價值理念。“和而不同”并非指不同事物和諧相處,這里的“和”與“同”是兩種狀態,也是兩種態度,“不同”是說君子不贊成“同”這種狀態。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認為君子應該“泛愛眾”,普遍團結人而不結黨營私。“和而不同”不僅是對君子的道德要求,也是中國古代治國理政所追求的重要準則。晏嬰說:“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主爭心。”這就將“和而不同”的觀念引入政治生活,對傳統政治文化的價值取向有著深遠影響。東漢末史學家荀悅提出百官之間“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積極倡導君臣各守其責,互相禮讓,形成好的“治國之風”。
補偏糾弊同樣為“和而不同”思想的內涵之一。東晉葛洪說:“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南朝史學家范曄又提出,“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唐太宗與諫臣魏徵討論治國之道時提出“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重要認識,對于貞觀之治的出現是有一定推動作用的,這是“和而不同”中“納和言”的重要實例。
“和而不同”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治國之道。明代黃洪憲的《君子和而不同》一文指出:“天下國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見,所得附和而強同者,惟平其心以待之而已矣。和出于平,而又何比焉?合志同方,非以植私也。天下萬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強和者,惟公其心以應之而已矣。和生于公,而又何徇焉?”這都是強調政治關系的“和而不同”理念。如何真正實現“和而不同”的政治觀,黃洪憲說:“夫‘和’者,天下大同之道也。惟其‘道’而不惟‘情’,此君子之‘和’。”這是說如果君臣之間、上下級之間、同僚之間,都以“道”這一根本道德之標準處理關系,而不是任私、任情,“和而不同”的政治風氣就自然會形成。
“窮變通久”的發展觀
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于社會發展的深刻認識,“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革精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歷史變易觀念的驅動下,中國古人對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法則展開了積極探索,中國文化也在一代代增損因益、更新變革中向前發展,表現出一種革故鼎新、不斷轉化和創造的內在動力。中華民族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提倡“生生不息”,倡導“革故鼎新”。《詩經》中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禮記·大學》中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傳》中的“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易·系辭下》中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春秋時期管仲的“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韓非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古今異俗,新故異備”等思想中,無不蘊含著創新進取思想的要素。宋代王安石在推行其新政時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則是根據政治活動的需要運用和發揮了古人“達變求新”的理念。明清之際,王夫之又提出“事隨勢遷而法必變”的變革理論。正因為這種“變易”發展的思想,中華文明才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在數千年的發展中生生不息、歷久彌新。正是這種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幾千年來,中國歷史在變革中不斷前進,中華傳統文化正因為內蘊著這種變革性而產生出無窮的創造力。
“協和萬邦”的交流觀
中華文化的處世之道體現在中原王朝對外的邦國關系上,是倡導“協和萬邦”的交流觀。“協和萬邦”出自《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尚書·堯典》認為“柔遠能邇,安勸大小庶邦”,才能“蠻夷率服”。其他先秦元典中也闡述了“協和萬邦”的思想。
《周禮》說:“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周易·乾卦》說:“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論語·顏淵》說:“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季氏》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中庸》提出治理國家、天下的九條準則,其中兩項是“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認為“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指大國對周邊邦國應該友善,表彰其好的方面,對于他們還做不到的則給予幫助;“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指收取小邦國的貢品不妨少些輕些,而回報的禮品卻要厚重。孟子提出了推行“王道”“以德服人”、反對霸道的國際秩序觀,他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尚同”。《孫子兵法》是一部兵書,但也提出了親善友邦的政略,指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左傳》隱公六年云:“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國語·晉語》稱:“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秦漢以后,協和萬邦、天下大同的理念得以傳承,中原王朝與周邊邦國的交往得以延續,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得以向域外延伸。“協和萬邦”的思想理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也造就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走過了一條與其他國家和民族文明發展不盡相同的道路。今天我們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其獨特的價值觀不僅對古代中國,也對當代中國產生著深遠影響,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在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
(作者系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歷史理論研究所黨委書記、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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