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的女工形象建構與書寫路徑
日期：2024-06-2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女工群體作為一種社會性職業的存在，參與并見證了中國現代工業從萌芽到發展壯大的歷史進程，其命運始終與工人階級的整體命運息息相關。自1919年康白情發表詩歌《女工之歌》迄今，以各類“女工”形象為中心的多種文學書寫樣式層出不窮，成為工業文學題材創作不可或缺的存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壇上，孔捷生的《普通女工》（1982）、李肇正的《女工》（1995）、畢淑敏的《女工》（2004）這三部頗具時代意義寫照的中篇小說，再度聚焦“女工”話題，延續了工業文學領域女工書寫的創作傳承，不約而同地關注到新的社會背景下當代女工的命運變遷。作家們通過這些作品傳遞了怎樣的時代演進與工業變革信息，表現出怎樣的女工形象建構與書寫路徑，女工問題觸及了怎樣的社會現實命題，都是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話題。
工廠命運變革與女工身份變遷
新時期以來，通過女工身份的變遷透視工廠命運變革中工人群體的日常生活和生存變遷，是孔捷生、李肇正、畢淑敏直面現實、書寫女工的重要路徑。
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到21世紀初，孔捷生、李肇正、畢淑敏筆下女工的經歷連綴了中國社會步入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階段，工廠企業在這個階段承受時代變遷的挑戰、沖擊，使得工人階級的命運首先被推向風口浪尖。在改革開放成為國家主導話語的時代，人們曾經那么熱切地呼喚大刀闊斧、勇立潮頭的工業改革英雄喬光樸；而當市場經濟大潮涌來、企業改制走向深水區和攻堅戰的時候，作為工廠、車間基層的普通女工，她們在時代變革中與工廠生命相關的人生軌跡和生活境遇，她們的個體遭遇對工人群體命運的普遍寫照，更引發了孔捷生、李肇正、畢淑敏的平民意識和悲憫情懷，幫助他們尋找到寫作的切入點。
在文壇高奏改革開放主旋律的20世紀80年代，孔捷生首先把眼光投向了他們這一代人。大齡青年回城從學徒工干起，由“老知青”到“新工人”的身份轉換，一如作者筆下那個勤勞善良的鎖廠女工何嬋，住著六平方米的斗室，帶著一個“來路不明”的兒子華仔，不在意周圍的流言蜚語，不抱怨人生的坎坷艱難，默默無聞地獨自承擔風雨人生。敬業奉獻的何嬋感恩工廠給予她家的溫暖，八小時之內她是天天超額完成任務的生產女工，八小時之外她是全力養育華仔的單親媽媽。從普通女工到先進工作者再到生產組長，她認定“當家作主”不能空喊，得把工人利益和廠里生產連在一起，實行計件工資制，從前的“好好做工，好好教育兒子”已不能概括她的全部理想。事實上，何嬋不是時代的弄潮兒，她的處境仍然困窘，但她有以工廠為家、伴隨工廠改革帶來的人生進步和未來希望，讓一個普通女工的靈魂照亮自己，美好的情愫也溫暖周圍的人們。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社會開始進入市場經濟改革的快車道。為改變國有企業現狀，適應新的經濟體制轉型，傳統工業大力推進以股份制改造等為手段的國企改制。工人們“壯士斷腕”，為社會改革“分享艱難”。1996年以談歌、何申、關仁山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沖擊波”寫作，觸及了這種因時代轉折引發的社會問題。而在此之前，李肇正1995年發表的《女工》也以真實的現實主義筆觸和反思精神，細膩地表現出當時女工的生存困境和生命悲劇。與32歲才入職的“新工人”何嬋不同，李肇正塑造的金妹是“精業”毛衫廠有著30年工齡的“老工人”，一個曾經拯救過落難廠長和書記的善良女工。金妹看管工廠倉庫既勤力又細心，人人喊她“勞動模范”。對金妹而言，“廠子是我爹，也是我娘，一腳踹了，咱就成孤兒了”。面對如此敬業愛廠的普通女工，當她不得不離廠時，書記和廠長承諾她假如廠子有所好轉，“我第一個親自去接你”！金妹盡管內心有著做不成主人翁的遺憾，但她還是選擇了隱忍和體諒。小說在為女工命運呼吁的同時，對工人的身份與話語權問題提出了深刻的反思。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改制的不斷完成，分流后的工人隊伍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層。畢淑敏描寫的女工浦小提曾經是一家軍工廠的生產能手。她不斷提升自己，全力以赴跟進“新國企”的打造步伐。工廠要用新工藝，派人到國外考察買回電腦操作的全套設備，年近40的小提勤學苦練，以車間第三名考核過關。廠里要向國際化靠攏，改造廠房拆除舊車間，小提失魂落魄似的為工廠難過。洋機器不服水土，小提和工人們再度強化技術訓練，但因軍工產業的黃金時代不再，小提的命運最終還是沒能改寫。中國工業現代化的每一步改革和發展，都離不開時代召喚下工人群體的奮斗和創造、奉獻與犧牲，歷史應當銘記這一切。
女工形象引發女性命運思考
以女工為主體的形象建構引發女性命題的社會性思考，帶來孔捷生、李肇正、畢淑敏女工書寫的思想深度。
毫無疑問，在工業戰線上以男性居多的龐大的產業工人隊伍中，女工群體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她們同樣是勞動著、創造著、生活著的工人主體，她們和他們有著共屬的工廠生產環境與勞動陣營，有著同樣的愛廠愛崗的主人翁精神，有著同屬于這個群體的集體意識和無私奉獻精神。與此同時，她們也以女性特有的生命氣質和情感性格，使工人形象更加豐富多彩。
女工本色與勞動美是何嬋、金妹、浦小提這類普通女工文學形象建構的特點之一。無論她們來自怎樣的生活背景，只要走進工廠、車間，那種愛廠如家、愛崗敬業的主人翁意識便會油然而生。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何嬋天天超額完成鉆鎖任務，金妹成為工廠倉庫的紅管家，浦小提是技術過硬的生產能手，所有這一切，都來自平凡而偉大的勞動。熱愛勞動，尊重勞動，在勞動的場域中，普通女工的生命價值和工匠精神得以構建，工人之間的互助關系和美好人情得以溫暖，勞動創造世界、現代工業造福人類的社會價值充分體現出來，這也是普通女工勞動本色表演、形象素樸感人的力量源泉。
生活磨難與女性美是何嬋、金妹、浦小提這類普通女工文學形象建構的特點之二。在工業改革大潮不斷涌來的年代里，普通女工經歷了不同的人生磨難。無論是來自個人命運的坎坷，還是家庭婚姻的變故，女性的道德美與人格美成為支撐她們渡過重重難關的精神力量。何嬋獨自承擔坎坷人生的堅韌性格、金妹在命運變故中的善良美德、浦小提始終保持人格尊嚴的沉靜之美，都真實地闡釋了作為人、作為女人的獨立精神。她們看似時代風雨沖擊下的小人物，卻如同腳下柔弱而堅韌的小草，以頑強的生命力創造綠色，顯示出普通女工的原生美質。
孔捷生、李肇正、畢淑敏三部中篇小說的女工書寫，從不同層面觸及了對普通女工社會性境遇的思考。何嬋帶著一個“來路不明”的孩子遭受的流言蜚語，金妹、浦小提在再求職中經歷的性別歧視，她們在家庭婚姻中“被離異”的遭遇，都在提示我們：同樣是艱難的生活跋涉，普通女工所面對的是一個男女并不完全平等的生活環境，她們承受了更多的命運磨難，女性問題的癥結往往被不斷涌來的時代潮流所遮蔽。唯其如此，普通女工為爭取擺脫女性困境的掙扎和奮斗，才發出異樣艱辛甚至悲壯的光輝，顯示出女性成長的特別價值所在。這也在提醒我們關注普通女工的當下命運，應該為她們提供更多人文關懷；我們對女性成長的環境，應該創造更多的男女平等、人生價值實現的社會助力。
（作者系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