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五六十年代工人作家的創作

　日期：2024-06-2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人民當家作主。新中國在人民文學的發展中，十分重視工人文藝活動的開展，重視工人文學創作，重視工人作家的培養，在多方努力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結出豐碩的成果，創造出文學上的奇跡。工人作家以其創作實踐證明，工人不僅是物質文明的創造者，也是精神文明的創造者，在文學領域印證了“咱們工人有力量”。

　　工人作家紛紛涌現

　　新中國第一位較為知名的工人作家是魏連珍，他誕生于新中國成立初活躍的工人文藝活動中。魏連珍當時是石家莊的鐵路檢修工，文化程度不高，僅上過幾年小學，為了配合石家莊鐵路車輛段當時正在開展的紅五月勞動競賽，創作了話劇《不是蟬》，通過落后工人的思想改變，表現和贊美了工人在勞動競賽中樹立的主人翁意識。該劇先是由工人自己排演，后由文工團加工排演，先在本地演出，后赴北京、上海等城市公演，轟動大江南北。在北京演出后，文化部為《不是蟬》組織了座談會，《文藝報》對劇作及劇作者進行了報道，給予作家、作品高度肯定。

　　新中國成立前后，各地工人文藝活動十分活躍，涌現出許多工人作家。1951年3月，《文藝報》發表《成長中的工農作家——介紹一九五○年的幾位工農作家》，文中涉及的工人作家除魏連珍外，比較重要的還有曹桂梅、董迺相、大呂。曹桂梅本是石家莊的一名工人，在識字班里經過刻苦學習，從不識字的工人成長為一位詩人，從1950年到1956年他先后出版有《曹桂梅小傳》《回憶石家莊》《槐底鄉變遷》等七本詩集；董迺相是天津鐵路擦車工人，出版有小說集《我的老婆》（1950）；大呂是天津某棉紡廠鐵工修理工人，出版有小說集《郝家儉賣布》（1950）。在天津，除董迺相和大呂外，當時還有一位工人出身的作家阿鳳，這一時期出版有小說集《提拔》（1953）和小說散文集《擦車》（1951）、《過年》（1953）。工人成為詩人、作家，這是工人獲得文化主體地位的生動體現。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大批工人作家在全國各地紛紛涌現，工人文學創作撐起了文壇的半壁江山，工人作家所取得的成就絲毫不遜色于從事工人文學創作的知識分子作家。作為一座有著深厚工業文化基礎的城市，上海在工人作家的培養方面成果最為豐碩，胡萬春、費禮文、唐克新、陸俊超等是上海當時有名的工人作家。天津緊追上海，除董迺相、大呂、阿鳳之外，工人作家還有張知行、萬國儒等。北京則出現了工人詩人李學鰲、韓憶萍和工人作家王慧芹、高延昌等。在鞍鋼和武鋼，甚至出現鞍鋼工人作家群和武鋼工人作家群。此外，馳名全國的還有快板詩人黃聲笑、煤礦詩人孫友田、劇作家陳桂珍等。

　　新中國對工人作家的培養

　　回顧新中國成立初期工人作家的成長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共性。

　　第一，文化底子相對薄弱。這些工人作家文化程度普遍較低，胡萬春出生于一個工人家庭，在新中國成立前因家庭困難，只讀了兩三年書；唐克新只上過兩年小學，后因家貧輟學；費禮文僅讀了三年書；陸俊超情況較為特殊，他出生于一個海員家庭，且從小僑居東南亞，受教育程度明顯要高一些。正因為絕大多數工人作家文化程度低，在走上文學創作道路之前他們首先要補的是文化課，之后才談得上寫作和創作。因此，不難想見他們成長之路的艱難。

　　第二，良好外部環境的助力。工人作家在其成長過程中自身的努力自不待言，而在新社會，有助于作家成長的諸多外在因素所發揮的作用也至關重要。作家文學上的成長很多得益于身邊的引路人。天津工人作家的成長離不開著名作家孫犁，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董迺相、大呂、阿鳳，還是后來的張知行、萬國儒，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都得到了孫犁較多的提攜和扶植。上海工人作家的成長和上海報刊緊密關聯，作為工廠的文藝積極分子，他們最初是作為報刊的通訊員在寫作中得到了鍛煉，后來又得到了魏金枝、柯藍等專業作家的悉心指導。在鞍鋼成長起來的李云德等作家，則直接受益于作家草明的言傳身教。

　　新中國對于工人作家培養特別體現在制度優勢上。作協、工會、共青團等不同的部門，都從自身特點和優勢出發，為工人作家的成長搭橋鋪路、創造條件。許多作家由于各地文藝組織的推薦，得以進入中央文學研究所深造；一些青年作者在創作上嶄露頭角后，有機會參加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代表大會觀摩、學習。此外，在圖書出版方面，各級出版社對于工人作家作品集的出版十分積極、主動，促進了工人文學出版的繁榮。曹桂梅在當時算不上非常有名的詩人，但在短短六七年的時間里，多家出版社為他出版了七本詩集；胡萬春作為較為知名的工人作家，1956年到1964年共出版了八本小說集，此外還有話劇和電影文學劇本出版。本文提及的工人作家，幾乎每個人都有作品集出版，從中不難看出當時工人作家在出版方面受到的優厚待遇。

　　工人文學創作廣受歡迎

　　工人作家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工人文學創作方面取得的成就贏得了業界的普遍贊譽，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工人作家身為一線勞動者，堅實的生活積累與獨特的生活感悟使他們的創作具有鮮明特色，贏得專業作家甚至名家的首肯。茅盾曾撰文評論胡萬春的小說《目標》，認為該小說“結構是謹嚴的，工地的氣氛也表現得很生動”，最主要的優點是“能夠把深刻的思想性表現在簡單的故事中（也是平凡的故事中），從而加深它的思想教育作用”。對于胡萬春的另外一篇小說《步高師傅所想到的……》，茅盾的評價是“通篇無瑕可摘”；茅盾還在《一九六○年短篇小說漫評》中稱，唐克新的小說《第一課》是“抒情詩似的短篇小說”，“在人物描寫上有新東西”，肯定作品“所表現的時代精神之濃厚和強烈”。

　　工人作家的工人身份以及作品內容上的接地氣、藝術表現上的大眾化，使工人作家的作品受到工人讀者的熱烈歡迎。當時作品發表或出版后，報刊上除發表專業人士的評論文章外，還刊發工人讀者的短評，表達工人讀者對工人作家創作作品的喜愛和歡迎之情。工人作家作品的受歡迎程度還體現在作品的“觸電”或改編上，上海工人作家創作的小說作品有不少都被改編成了電影，有的還被改編成話劇搬上舞臺。胡萬春的小說《內部問題》被改編成話劇《激流勇進》在全國上演，小說《家庭問題》先后被改編成話劇《一家人》和電影《家庭問題》。費禮文的小說《黃浦江的浪潮》被改編成電影《鋼人鐵馬》，小說《船廠追蹤》被改編成同名電影。

　　工人作家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同行業的工人形象系列。鋼鐵工人出身的胡萬春作品中的鋼鐵工人形象系列、唐克新筆下的紡織工人形象系列、王慧芹和肖木筆下的鐵路工人形象、陸俊超筆下的海員形象、徐俊杰筆下的造船工人形象，在豐富工人文學人物畫廊的同時，也為當代文學提供了王剛、沙桂英等典型形象。

　　當前，文學作品的創作量相當大，可謂浩如煙海，然而，其中反映工人生活、命運的作品則相對較少，知名作家更是寥若晨星。經過幾代中國工人的艱辛努力，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工業大國，工業體系完備，時代呼喚我們要講好中國工人的故事、講好中國工業發展的故事，為了實現這一使命，20世紀五六十年代工人作家的創作作為一筆豐厚的文化資源，值得弘揚、繼承。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