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結合”引領外國文藝理論研究

　日期：2024-08-0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理論成果，“第二個結合”為繁榮新時代外國文藝理論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引領我們進行新時代外國文藝理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

　　揭示中外文藝互鑒交融

　　“兩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2021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繼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一方面，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另一方面，“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創新和發展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

　　“兩個結合”為新時代外國文藝理論研究的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明確的指導原則，是推動新時代外國文藝理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盡管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存在諸多顯著差異，但二者之間實則是一種互鑒融合、相互成就的關系。

　　外國文學中有大量中國文學元素。比如，歌德1827年提出的“世界文學”概念直接聯系著他閱讀了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非西方文學作品：“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說，詩的才能并不那樣稀罕，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自己寫過一首好詩就覺得自己了不起。不過說句實在話，我們德國人如果不跳開周圍環境的小圈子朝外看一看，我們就會陷入上面說的那種學究氣的昏頭昏腦。所以我喜歡環視四周的外國民族情況，我也勸每個人都這么辦。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不過我們一方面這樣重視外國文學，另一方面也不應拘守某一種特殊的文學，奉它為模范。”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世界文學觀念同樣關乎中國：“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在研究中彰顯中國特色

　　20世紀以來，外國文學、外國文學理論已然構成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種結構性他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有借鑒意義。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立足于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論述了文藝“為了誰”的問題，指出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必須以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為旨歸，以大眾化、民族化為方向。大眾化的方向就是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全面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質，而民族化的方向則要求關注民族文學的形式和特性。民族化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批判地繼承古今中外的一切優秀文化遺產，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為我們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提供借鑒，于是便有了《紅與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外國文學作品的引入與翻譯。

　　但借鑒不等于照搬，正如毛澤東同志1944年在延安會見英國記者斯坦因時再次強調的那樣：“繼承中國過去的思想和接受外來思想，并不意味著無條件地照搬，而必須根據具體條件加以采用，使之適合中國的實際。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自己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的思想。我們既反對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既要秉持開放包容，“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無論是對內提升先進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還是對外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都離不開融通中外、貫通古今”，也要堅定文化自信，“自信才能自強。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堅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務，就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既不盲從各種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氣質與文化品格中，養成昂揚向上的風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態”。

　　很長一段時期里，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受外國文藝理論影響較多。在新時代，我們要以自身的文化主體性為基礎，自信地以平等的視角看待外國文藝理論，與其展開充分而深入的學術交流和對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文化，新時代我們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礎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這些重要論述為外國文藝理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

　　對新時代外國文藝理論研究和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而言，關鍵點在于彰顯中國特色，既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也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我們進行外國文藝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必須以“第二個結合”為指導思想，在繼續保持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的同時，基于文化自信拒絕照搬照抄，更好地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