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兼具本土創新性與國際可見性的社會科學研究
日期：2024-09-1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社會科學研究自誕生以來，在世界各國均曾面臨實用性鴻溝，即研究者所撰論文的自說自話無益增進與政策制定者間的理解和溝通，無法實現理論和實踐相互汲取營養，更難以奢望理論在全球的適用性，還面臨諸多社會科學的理論命題、研究結果或被推翻，或不可重復。此時，以學術發表為表征的知識生產便成為一種有增長無發展的論文數量積累，引發研究者對社會科學是否“科學”的擔憂。而來自不同國家的本土實踐創新和知識的國際傳播是破解上述學術提煉中“理論赤字”和“創新赤字”的關鍵。這也構成了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知識生產的兩端，一端是通過有效的本土創新實現知識再生產的輸入，另一端則是將上述創新性概念、創新性理論等知識借助國內外期刊媒介平臺進行有效輸出。在這方面，中國學者在國際期刊的學術發表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如何有效在國際學術期刊上呈現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創新性，促進中國研究成果在學科中的國際可見性？還亟須明晰如下問題。
首先，基于發展中國家實踐的研究創新，已經對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發揮了重要促進作用，對于中國治理創新理論提煉無需妄自菲薄，需要在輸入端從學習者轉向創新者。實踐是理論的先導，理論是實踐的升華。雖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治理實踐難以像發達國家一樣備受關注，但當前并非所有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源自西方實踐而發展中國家難以產生有影響力的理論。
事實上，20世紀以來我們已經看到，諸多來自發展中國家或“全球南方”國家的治理實踐正在不斷被總結為各種理論并寫入世界各國的教科書之中。例如，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在20世紀60年代圍繞拉美發展實踐提煉出的依附理論（中心—邊陲）；斯科特通過對馬來西亞農民的切身觀察，將農民的日常反抗模式歸納為“弱者的武器”；米格代爾通過對塞拉利昂、埃及、印度、以色列、墨西哥五個國家的歷史考察，提煉出了強社會與弱國家的組織特征；阿瑪蒂亞森對孟加拉大饑荒的歷史分析，建構了饑荒政治學的學科基礎。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統計分析概念化了“資源詛咒”來描述國家資源富足卻又發展后續乏力的現象。
還有其他學者因對發展中國家研究的創新性貢獻而獲諾貝爾獎。例如，2019年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因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2020年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因在對抗饑餓問題上所做的努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前者在印度反貧困試點中歸納的理論構念與中國的“精準扶貧”不謀而合，但后者的有限援助在全球貧困面前只是杯水車薪。但如何更加有效地將中國脫貧成就和鄉村振興實踐從學理層面進行經驗總結和理論提煉，以此形成的理論納入世界各國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等進行學理對話，避免豐富實踐與匱乏理論之間的不匹配現象值得深思。
當然，社會科學知識創新，不是一蹴而就唾手可得。一方面，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中，這類知識生產亟須改變作為單一的概念接受者、理論驗證者等心態。另一方面，對不同社會科學創新理論的學習過程中，需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特別是通過加強對社會科學概念、理論和研究范式背后底層邏輯的理解，實現對中國社會發展實踐的有效梳理。如我們在課程教學和國內外學術論文寫作中廣泛使用了這類概念或理論：搭便車機制、囚徒困境、公地悲劇、公共池塘、理性鐵籠。但很少有人討論在對社會科學現象進行理論總結和概念化過程中，為什么要如此這般通過比喻義的方式進行命名。如果無法實現抽絲剝繭式的理解社會科學理論建構的底層邏輯，沒有考慮以人為主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其所具有的穩定性和規律性更多出現對正面結果的解讀中，而諸多負面結果的呈現還具有極強的偶然性和不可還原性，這就無法實現以面向讀者理解為核心的論文創作，更無法實現以中國本土化實踐為主題的國際期刊論文創作的學理創新性。
其次，有組織實現中國社會科學理論創新的國際能見度，以彌補輸出端零散化呈現的不足。在中國發展轉型中，盡管有著豐富的治理實踐和顯著的治理成效，但囿于不充足的本土化理論提煉和理論創新，以及有組織的輸出不足，導致中國研究的國際能見度一直有限。特別是以中國為主題的研究成果，相比其他區域發展中國家，未被廣泛認可并納入不同國家研究生培養過程中的推薦閱讀文獻，這亟須在促進社會科學研究本土創新性的同時，有組織地提升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可見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發表的《加強基礎研究 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一文中指出，一方面，我們當前面臨著“少數國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沖擊和挑戰”，但另一方面，“人類要破解共同發展難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國際合作和開放共享，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成為獨立的創新中心或獨享創新成果”。而國際期刊論文發表本身也是國際合作與開放共享的題中之義，特別是在推進有組織、體系化的研究進程中，包含“期刊文獻”“數據平臺”“國際學術會議”三位一體協同并進。當前，在具體實踐層面，我們需要找到新的破題切入點。
第一，有組織地細致梳理中國實踐特征和國際學術界共鳴的共同點、交叉點。全球化關懷、國際化視野、本土化情懷相互統一，需要社會科學研究中對涉及各國社會發展的共同挑戰進行普遍性和特殊性探析，探索出既符合本土實際又具有國際意義的研究路徑和解決方案。無論是聯合國《21世紀議程》提出的人類發展問題，還是《科學》（Science）期刊發表的《全世界最前沿的125個科學問題》，政治議程和自然科學往往會給出引導性研究議題，但社會科學研究尚缺乏此類研究共識。當前，我國期刊文獻和數據平臺建設成果卓越，更需要基于這些數據庫來識別潛在的全球研究共性議題，引領國際社會科學研究方向。
第二，有組織的科研過程，包含中國社會科學創新性成果在國際學術平臺中的系統呈現、系統傳播。不同國家正在廣泛利用學術年會、社交平臺推廣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新觀點，擴大研究的國際受眾群體。如國際專業學術年會一般會圍繞本學科專業提供期刊、出版機構的成果展示，這就需要有組織推動中國研究主題成果借助學科專業年會，提升成果展示針對性和學術互動性。為國內學術組織、學術期刊團體參與國際交流合作建立系統激勵機制，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和政策便利，破解單一以論文發表為主題，形成立體全面的國際學術影響力提升。這對于促進中國社會科學主動“走出去”、主動傳播具有重要價值，有利于將中國的獨特經驗案例與全球議題相互銜接，提升中國學者替代性理論假設的國際影響力。
第三，人工智能時代，有組織化解國際學術傳播的語言和網絡接觸障礙。這包括有組織地為本土學者提供專業的英文寫作和編輯服務，幫助學者提高論文的語言質量和出版傳播影響力。如日本學術振興會、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等機構對日語學術成果的國際傳播貢獻巨大。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開展的“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已經取得良好成果，但還有待進一步整合不同渠道資源，優化項目支持遴選方式，提升資金利用效率。當然，傳播是雙向的，我們在關注使用國際學界閱讀范圍更廣的語言（如英語）進行學術創作、學術發表時，還需要考慮諸多國際漢學家的研究需求，如國內諸多高校、黨校和社科院系統刊物，當身處國外時，這類網站難以打開，研究者需要通過VPN軟件才能瀏覽國內學術信息，這同樣難以促進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國際可見性和被引用率，同時也削弱了潛在國際合作和國際學術對話機遇。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