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研究”的未來面向

　日期：2024-10-2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為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從英國左翼知識界日漸勃興的一種獨特的學術思潮、思想范式和知識實踐，自90年代中期正式傳入中國大陸學術界。三十年來，“文化研究”在中國學界被不斷譯介、研究并獲得本土化發展的過程，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一方面，它是外來學術思潮與中國社會/文化/歷史環境相結合，逐漸在中國學術界和文化思想界扎根、擴散和深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中國“文化研究”不斷調整自己對全球社會結構的認識，尋求與境外文化研究學術實踐進行對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對全球文化研究逐漸產生影響的過程。這是一個廣泛接受外來思潮和大力進行學術譯介的時代，也是一個不斷嘗試和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實踐的時期。這一時期適逢我國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正好為我國學界更全面地了解與全球文化研究密切相關的各種理論思潮，如后殖民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和全球化理論等，提供了現實條件。我國文化研究界正是得益于這個難得的時代機遇，通過對國內外各種學術資源（尤其是英國伯明翰學派的學術成果、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和中國當代社會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不斷重讀和挖掘，使中國本土“文化研究”已經具備了較為宏闊、辯證、公正的全球視野和更為自覺的本土意識。

　　“文化研究”在中國的發展

　　從世界范圍來看，“文化研究”一直都是一種內在于當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左翼思想批判力量。七十多年來，“文化研究”從最初對英國本土工人階級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形成史的關注，到后來從性別、種族和代際（青年）等維度所展開的文化批判分析，最終擴及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和第三世界國家民眾生活的文化分析，可以說獲得了極大的拓展。那么對于中國來說，“文化研究”又意味著什么？綜合我國學界的基本認知，我們大致可以認定：“文化研究”首先意味著一種通過學術進行社會批判的“精神”，其次可看作對一些典型的文化表征所做的具體的批判性分析，再次也可看作一種從文化角度解釋當今復雜世界的“方法”。由于世界在這里被“文本化”和“符號化”了，文學、流行文化和各種各樣的社會表征都可以成為“文化研究”的研究對象。只要具有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論自覺，善于分析各種文化表征，這一文化分析活動就可以隨時隨地開展。可以肯定地說，“文化研究”作為一種采用跨學科方法對社會/文化進行批判性分析和介入性干預的學術實踐，其立場和方法已經滲透到了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的很多領域當中，并且進入了中國不少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學生培養計劃。尤其是它對各類新興文化現象和作為文化表征的物質/商品所做的大量的批判性分析，也幾乎已經延伸到了人們的所有生活空間和生存領域——從一般意義上的“精神文化生活”（廣義的藝術、學術和教化）到人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和欲望形態等等。“文化研究”關注的那些展現人類處境的諸多形態，從真實的社區和村落、虛擬的網絡社群到文藝想象，不勝枚舉。從這一點來說，“文化研究”對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尤其對學術方法的革新和日常文化生活的分析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的“文化研究”在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推出了一些富有中國特征的議題，比如民族文化認同、文化研究與人文學科重建、知識分子的角色與功能、城鄉文化、新工人、微文化、青年亞文化等。這些議題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革做出了積極的思想回應，也對知識界和民眾所關注的一些新興文化現象做出了敏銳的分析，但總體來說，學界對這些議題的探討和開掘還一直未能達到理想的深度。相反，與“文化研究”近年來無處不在的影響相伴隨的，則是它日益呈現出來的諸多值得反思的“新問題”。這些新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研究議題越來越碎片化、失焦化；二是研究者在方法論儲備等方面存在較多缺陷，難以勝任富有深度和廣度的跨學科“文化研究”；三是“文化研究”的開展目前多集中在一線發達城市高校的人文科系，其研究內容和學術旨趣與廣大普通民眾的真實文化生活相對脫節。進一步看，目前的多數研究還未能對那些形塑民眾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的文化生產機制做出比較深入的剖析和探討，對民眾日常文化生活的提升和改善也很難產生切實的幫助。

　　開拓“文化研究”的未來面向

　　拋開當今大學教育機制對于文化研究教學的影響，單從中國“文化研究”如何開拓其未來面向這一點來說，目前至少要面對如下問題：如何認知和解釋當今中國在全球的位置以及中國社會自身的復雜特征。從國際層面看，中國需要建立自主、自信的國族想象和文化自信，向全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應該追求全球范圍內的平等公正，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國內層面看，我們的文化建設和“文化研究”需要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應該努力尋找有助于創造和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途徑。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由于我國在文化發展方面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普通民眾對于美好生活（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顯得越發迫切和強烈。筆者多年來在與進城務工人員的交流中也發現，這些看似文化程度不高的打工者，其實對精神文化生活有著極其強烈的渴望。他們渴望文化創造，也渴望展現自身的文化創造。他們非常渴望參與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也具備了參與文化表達的基本條件和文化素養。我們的基層文化服務應該努力給普通民眾提供更多適于他們進行文化表達的空間和平臺，發掘和培養他們當中的積極分子和帶動者，讓更多的普通民眾共享他們自身創造的積極健康的基層文化生活。

　　從“文化研究”的理想狀態來講，普通勞動者的這種精神文化需求和文化創造首先應該成為我們關注和分析的對象。流行文化和大眾傳媒應該努力真實完整地展現普通民眾的自強、堅韌和互助，展現普通勞動者自身對于精神文化價值的訴求和思考。設想一下，如果我們缺乏對那些過度渲染物欲快感的大眾娛樂文化的警惕和批判，放任其長期遮蔽普通勞動者的身影，那么普通民眾（尤其是青少年）就很容易受到虛浮的消費文化所帶來的精神壓力，甚至會被卷入由超前消費、炫示性消費、符號化消費織成的泥潭當中。

　　正反兩方面的情況，都促使我們必須對我國的文化產業和“文化研究”的學術方向進行深入檢討。我們必須反思：我們時代的各種流行文化到底給普通民眾提供了哪些真正健康的精神營養，我們的“文化研究”到底為普通民眾積極建設他們自身的勞動文化發揮了多大的推動作用。在社會發生巨大變革和各種思潮空前活躍的時代，我們的文化發展戰略和“文化研究”應當積極促進各種文化的相互理解，努力促使文化成為一種強大的向善向美的精神凝聚和聯動力量。

　　我們不難發現，反抗強權政治，反對霸權主義，提倡生態環保、互助友愛、人人向善和理性對話，應該成為全球文化發展的大勢所趨。中國的文化發展戰略、文化政策和“文化研究”對此已經有了積極的回應，但還需要進一步深化這方面的研究。王曉明在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近代革命思想資源進行深度挖掘時說道，歷經100多年磨難的中國人最能感同身受被欺凌者和被壓迫者的處境和精神訴求，始終懷有拒絕現代叢林秩序的心態，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一直試圖創造一個強大的、在文化上擺脫西方弱肉強食規則的新中國（《中國現代思想文選·序》）。另外，我國悠久的傳統文化當中也不乏促進世界和平和人類共生發展的寶貴思想資源，而且這些資源已經體現在我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國內民生服務政策當中。我們有理由相信，得益于這些豐厚思想資源滋養的中國“文化研究”，終將超越西方現代社會的霸權邏輯，為中華民族的每一分子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帶來新的文化希望。這將成為中國“文化研究”值得期待的未來面向。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