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之學的多維度解讀

　日期：2024-10-3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商君書》始稱《商君》，又名《商子》，是一部先秦時期的政治論文合編，對于我們深入研究戰國史，深刻理解中國古代社會政治制度及法律思想等具有重要價值。而從古至今歧見紛紜的評價及文字的古奧難讀，也使《商君書》成為一部集多重價值與多重困惑于一體的著述。針對這種情況，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徐瑩《〈商君書〉講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版，以下簡稱《講論》）一書，融合文獻學的校勘注譯與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吸納已有研究成果，以論注結合的方式，基于現代學術視域，從時代、社會、政治、法律、軍事、文化等多方面對商君之學進行了解讀。

　　論注結合 呈現《商君書》內蘊

　　《講論》在春秋戰國時期波瀾壯闊的歷史背景下，系統闡述了商鞅其人其學的思想軌跡、政治理念和制度設計等，全書由上下兩編組成。上編從其時代入手，呈現出商鞅一生的心路歷程和主要事跡，并對《商君書》的成書、版本、真偽及流傳過程加以梳理，重點探討書中重農重戰、抑制商業、刑賞驅民、緣法治國的政治學說，揭示其“緣法—杜私—取信—驅民—強國”的內在思想理路以及與之相應的人性論、歷史觀和價值觀，辨析《商君書》在政治制度、思想領域以及鹽鐵會議、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中的影響。下編對該書流傳至今的二十四篇進行注釋。在解字之外輔以整句翻譯和疏通，并對學界的分歧異說予以列舉。對于涉及前因后果的字詞，窮其源流加以說明。

　　閱讀《商君書》首先需要通過的是文字關，而訓詁注釋則是過關必經的津梁。由于《商君書》在秦以后的歷史中一直為主流文化所排斥，長期無人問津，導致錯簡、脫文，謄抄之誤與刻意刪改隨著年代的流轉不斷累積，加之其文字本就古奧難懂，因此古本《商君書》幾乎不可卒讀。至清代始有嚴可均、孫星衍、孫馮翼、錢熙祚、俞樾、孫詒讓、于鬯、陶鴻慶等眾多學者對它進行了整理，20世紀又經王時潤、尹桐陽、陳啟天、簡書、朱師轍、蔣禮鴻、高亨、章詩同、張覺等諸位先生的研究，文字錯亂、晦澀難懂的《商君書》逐漸變得清晰可讀。經過對前人成果的梳理和比較，《講論》選定蔣禮鴻《商君書錐指》（新編諸子集成本）為底本，注釋上以蔣禮鴻《商君書錐指》、高亨《商君書注譯》為主要參考，同時吸取山東大學《商子譯注》編寫組及張覺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并參以己意，力求給出簡明扼要、明白曉暢的注釋。注釋旨在疏通文字，以解字為主，輔以整句翻譯，既方便當代讀者理解，又使讀者能最大程度地體會原文意趣。由于《商君書》部分章節文字錯亂嚴重，《講論》秉持文獻學的“闕疑”精神，對于個別語義不明的字、詞、句子不求強行釋讀，存疑以待來者；對于學術界的分歧異說，則在注釋中以“一說”予以列舉，體現了嚴謹的態度。

　　歷史考據 還原商君之學

　　與大部分今注本《商君書》有所不同，《講論》并未止步于文獻學的整理與注釋，而是從歷史學的角度，以實事求是的考據為基礎，對商鞅變法的時代背景、商鞅本人的歷史事跡以及《商君書》的成書與流傳、主要內容、思想內涵、歷史影響給出了全面而扼要的概括，為讀者深刻理解商鞅之學提供了系統講解。相關講解以精深的考據作為基礎，而其考據又筑基于對原始文獻扎實的解讀、對已有研究成果的吸取。

　　注重通過文獻梳理進行歷史考據并揭示歷史真相，是《講論》的一個鮮明特點。如在清理文本并廣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講論》指出《商君書》文本的三個特點：一是書中所記內容涉及商鞅死后發生的事；二是各篇多有語句、段落重復之處，還有的內容相互抵觸和自相矛盾；三是《商君書》各篇文風不一。由此，《講論》進一步得出《商君書》并非一時一人之作的結論，認為傳世本《商君書》雖以“商君”命名，但它和同時代的大多數子書一樣，并非全部為商鞅親筆著述，而是商鞅學派的集體作品，是在經歷了一段時間和多人之手后，才定形成書的。這一推斷使商鞅學派的歷史面貌更加清晰，也有助于讀者對《商君書》的客觀認識。

　　辯證分析 展開《商君書》評價

　　該書試圖歷史地、辯證地看待《商君書》的價值與局限。舊時對于商鞅及《商君書》的評價，往往陷入一種非此即彼的極端境地：貶斥者通常以儒家的立場口誅筆伐，視之為“遺禮義、棄仁恩”的千古罪人；贊揚者則持法家立場對之全盤肯定，甚至將其役使民眾為統治者所用的“輕罪重罰”的重刑主義，解釋為“由法返德”的法律道德化。面對歷史上這種“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評價給《商君書》帶來的重重迷霧，《講論》堅持唯物主義的辯證法，立足現代學術視野，超越了儒法兩家的立場之爭，力圖透過歷史表象探查商鞅之學的本質，對其宏大的歷史觀以及瓦解血緣宗法制度等各項政治措施中的歷史進步性予以肯定，而對其極端功利主義價值觀所帶來的種種弊端，也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就治國理政而言，公元前4世紀商鞅變法在事功層面上的成功，彰顯了商君之學的價值所在。《講論》將《商君書》中的治國之道概括為重農重戰、抑制商業、刑賞驅民、緣法治國四個方面，并指出這四個方面是環環相扣的，即以法治為保障，以刑賞為手段，在抑制商業的同時達到“農戰”的戰略目的。古代中國以農為本的思想由來已久，但從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戰略高度突出強調農業的重要性，以其為思想核心者，則首推《商君書》。先秦時期的諸子之學多以思想性著稱，與此不同的是，商鞅的這一國家戰略體系并非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是通過一系列詳細的政策、法令被落到了實處。與此相應，《講論》在解讀商鞅的治國之道以后，又從政治、經濟、法治、軍事、文化五方面，對《商君書》中的具體執政措施進行了較為細致的分析。

　　與此同時，《講論》也沒有忽略《商君書》的歷史局限性，指出其極端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導致對人倫道義的排斥以及對民眾個體生命價值的忽視；其片面的矛盾對立思想則帶來了重農必須抑商、任法就要釋德、尊君必然弱民的惡果。基于上述局限性的農戰政策，雖可取得一時的佳績，卻終因無法給民眾帶來真正的幸福而不能持久。

　　近年來，《商君書》研究受到越來越多關注，而其在政治、經濟、法律、軍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價值尚待深入開掘。《〈商君書〉講論》為進一步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

　　（作者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編輯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