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形態及其當代建構
日期：2007-01-24 來源：光明日報
從理論上說，無論是申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意義，還是回應它在當代所面臨的挑戰，目的都是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的發展，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形態。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性不僅是在馬克思所實現的哲學變革中奠基的，更是其在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的過程中被不斷重建的。如果不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性就不可能得到真正體現和內在確認。
一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演進的歷史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和后繼者總是根據變化了的時代條件，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創新，從而使之獲得新的生命和形態。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立者，也是這種哲學的發展者，他們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馬恩階段，由他們創立并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可稱之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生形態。這一階段還包括他們的一些戰友和學生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和宣傳。在恩格斯晚年，特別是在他逝世后，第二國際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了帶有他們自身特點和局限的解釋，這種解釋通過普列漢諾夫的中介作用，影響到俄國以及后來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列寧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的歷史條件下，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階段，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巨大飛躍。列寧逝世后，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了通俗化的解釋，其中存在著簡單化的傾向和誤解。以上這些，隸屬于并形成了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西方也發展出了不同的理論形態。與第二國際理論家和蘇聯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相區別，以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為早期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另一種理論路向，逐步形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從李大釗、陳獨秀算起，已經有幾代人，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代表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主要代表是鄧小平，現在仍在繼續發展著，從而形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發展中的基本史實。問題是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些理論形態之間的關系？
有學者曾用“原生形態”、“次生形態”和“再生形態”幾個概念來描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態演變，這是富有啟發意義的。如果能本著研究的態度去看待，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生形態”是指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哲學，其名稱為“新唯物主義”（《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或“實踐的唯物主義”（《德意志意識形態》），主要內容是唯物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次生形態”是指經晚年恩格斯、列寧闡釋和發揮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其名稱不盡一致，內容比較復雜；“再生形態”是指被斯大林體系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我們從蘇聯人手中接受過來的教科書哲學，其核心內容是辯證唯物主義。除此之外，還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形態”，即正在被我們運用和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顯然，這些形態之間不僅存在著一致性，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別，這是我們把它們作為不同形態來考察的根據所在。
二
從世界范圍來看，暫時不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生形態，學術界一般公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150多年的歷史演進中，主要形成了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三種理論形態。下面簡要考察這幾種形態的特點和差異。
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是在普列漢諾夫、列寧等的理論工作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最終在斯大林模式的教科書體系中被定型化。這種形態曾經被確認為“正統馬克思主義”，并取得了排他性的獨尊地位。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的主要特點是：（1）從哲學性質上看，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為關于整個世界的普遍規律的科學，實際上是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知識化”；（2）從理論觀點上看，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只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歷史領域中的推廣和運用；（3）從理論功能上看，論證和辯護的功能取代了分析和批判的功能。關于這種形態，大家比較熟悉，不再詳細展開。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以區別于蘇俄馬克思主義的姿態登上理論舞臺的，其產生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歐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為什么會失敗？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各國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思考，得出的答案也各式各樣，其中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較有影響的兩種看法是：這些革命只關注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作為導火線的作用，而沒有喚起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只是單純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而沒有制定適合本國特殊條件的戰略和策略。前者針對的主要是在第二國際得到流行的經濟決定論，后者針對的主要是被簡單化的列寧主義。匈牙利共產黨人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德國共產黨人科爾施在《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中，對這些看法作了哲學上的論證。他們試圖通過研究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發展來重新解釋馬克思的哲學理論。由于第二國際和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在當時占有正統或主流地位，盧卡奇和科爾施等人的學說自然就被認為是與正統馬克思主義有所不同的學說，后來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盧卡奇和科爾施開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先河，在他們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中出現各種失誤和挫折（例如歐洲工人運動未能阻止法西斯主義、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弊端、1968年“五月風暴”及其失敗、蘇東劇變等），陸續有一些學者在主流馬克思主義運動和執政的共產黨范圍以外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力圖對這些失誤和挫折加以總結，并以此重新認識和解釋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大都被認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演變，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論形態，其主要特點是：（1）研究內容的現實性、綜合性，即緊密結合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從綜合的角度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進行哲學分析；（2）研究功能的批判性，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對現實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分析和批判的理論工具；（3）研究風格的反思性，起初主要是反思西歐各國革命失敗的原因，而現在，反思蘇東劇變和社會主義受挫的教訓已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種新的研究趨勢；（4）“嫁接”當代西方哲學思潮，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派別。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形成于20世紀初，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時間上幾乎同時，然而在對待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態度上，則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截然相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從批判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產生的；與之相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則是在傳播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基本原理和理論框架上基本遵循了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范式。不僅如此，在爾后多年的哲學研究中，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一直認同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持批判態度，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
當然，我們也絕不能因此就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等同于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在理論上采取了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但一開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就只是把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作認識論和方法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上，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結合中國革命的現實，通過與中國思想界的論戰，對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創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李達的《社會學大綱》、毛澤東的《實踐論》，都把實踐置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首位，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上是實踐的唯物論。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和闡釋，明顯不同于蘇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事實上，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不過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借以創造自己哲學形態的中介，僅僅是一種暫時的過渡形式。其影響主要表現在哲學教學和研究中，而在作為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層面，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從來就沒有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也絕不是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翻版。（參見何萍：《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兩種傳統》，載《哲學研究》2003年第8期）
三
目前最重要的問題和任務之一，是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各種理論形態進行充分研究和比較的基礎上，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形態，即反映當代特點和中國特色的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蘇聯東歐劇變之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點進一步形成并得到突出發展。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下，中國繼續堅定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過程中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作為國家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形態，取得了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標志性成果。學術上也探討了不少新問題，提出了一些新觀點、新命題，形成了新的理論話語。這些理論話語，為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形態奠定了基礎。
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為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形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胡錦濤總書記在會見出席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時強調，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并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我認為，“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與“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相輔相成的關系。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就必須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因此，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形態的提法與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提法并不矛盾。而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形態就是我們在當代條件下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當代中國哲學建設的核心內容。
如何重建當代中國哲學新體系，是晚近以來許多學者熱切探求的重大課題。馮友蘭先生和黃楠森先生可以說是眾多探求者中最具有自覺意識的兩位代表人物。馮先生晚年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喚創建“新中國的新哲學體系”。據親人回憶，馮先生晚年學術努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為中國古典哲學找出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結合點，找出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結合點”。（宗璞、蔡仲德：《解讀馮友蘭·親人回憶卷》，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頁）而黃楠森先生多年來一直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研究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按照我個人的粗淺理解，無論是馮先生致力于尋找中國傳統哲學與當代中國現實的“結合點”，還是黃先生力圖創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體系，此外還包括眾多學者對西方哲學成果的創造性汲取和轉化，它們都是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重建當代中國哲學新體系”則似乎應成為我們所有學術工作的總目標和總方向。毫無疑問，當代語境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當代新形態，將作為當代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或當代中國哲學的一種現實形態而存在。它將成為中華民族在21世紀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表達，成為中華民族對于人類精神文明的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