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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理論說服力的重要源泉

         日期:2017-09-04   來源:北京日報

        核心觀點


        ●當代中國的許多問題是在歷史發展中逐漸積累起來的,只有把問題放在歷史的坐標系中進行考察,才能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這是理論工作的前提。


        ●當時國內國外的歷史條件決定了,中國必須主要依靠自身積累來加快工業化進程,這正是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加快社會主義改造步伐和建立計劃經濟的根本原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采用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完成本來該由資本主義完成的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任務,因此它具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屬性,允許多種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發展。



        歷史研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穩固基礎。當代中國的許多問題不只產生于當代,而是在歷史發展中逐漸積累起來的,只有把問題放在歷史的坐標系中進行考察,才能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這是理論工作的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設,除了要從充滿活力的實踐中吸收營養外,還需要從歷史中汲取養分,這樣才能使其理論體系更加完整,更有說服力和影響力。


        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最新成果。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看,它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普遍性;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來說,它又具有特殊性,即中國特色,這種特殊性的形成和發展需要從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和國情來分析。也正因為這種特殊性,才使得它成為歷史科學的一部分,從而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的:“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從野蠻人的弓箭、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交換往來,到千匹馬力的蒸汽機,到紡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


        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是對中國道路的科學總結


        說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要先問它是從哪里來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進行創造。


        要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立的歷史條件,不妨從下面這些回溯性問題出發來尋找答案。第一,中國在近代之前曾經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為什么沒有率先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第二,中國在1840年以后為什么沒有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那樣選擇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第三,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建立新中國,并且在20世紀50年代選擇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道路?第四,改革開放前30年和后30年這兩個歷史時期是什么關系?


        就社會形態及其演變來說,中國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分析的歐洲國家有差異:我們沒有經歷典型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也與歐洲有很大不同;我們也沒有經歷過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證明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順應世界歷史潮流,帶領中國人民完成最徹底的民主革命任務。


        新中國成立后,本來我國是打算先實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這已寫入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但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以及后來的臺灣海峽危機、越南戰爭,都使得中國共產黨在選擇經濟發展戰略時不得不將國家安全放到首位來考慮。美國對我們國家安全的威脅直觀地體現在中美間相差懸殊的武器裝備上,深層次原因則是兩國相差懸殊的工業化水平。正如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經毛澤東親自修訂)中正確指出的:“因為我國過去重工業的基礎極為薄弱,經濟上不能獨立,國防不能鞏固,帝國主義國家都來欺侮我們,這種痛苦我們中國人民已經受夠了。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建立重工業,帝國主義是一定還要來欺侮我們的。”要盡快建立獨立強大的國防工業,就必須優先發展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的重工業。


        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大陸還是一個經過百余年戰亂破壞、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經濟落后國家,人民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生產剩余非常有限。國家有限的財力與即將開始的經濟建設所需要的巨額資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缺口,如何克服“貧困循環”,即跨越所謂的“貧困陷阱”,成為新中國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面臨的最嚴重問題。蘇聯曾經答應全面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特別是尖端科技和國防工業,這當然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但由于蘇聯同樣在經歷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階段,因此剩余資金不多,對中國的援助有限,20世紀60年代的中蘇論戰又切斷了這有限的援助。當時國內國外的歷史條件決定了,中國必須主要依靠自身積累來加快工業化進程,這正是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加快社會主義改造步伐和建立計劃經濟的根本原因。因為只有依靠計劃經濟體制,才能同時實現高積累和社會穩定,實現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任務。


        經過近30年的發展,我國初步奠定了大國發展的工業基礎,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門類。但另一方面,對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我們仍處在不斷探索的過程中,沒有現成的答案可以照搬照抄。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探索中不斷加深認識,初步解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以及實現什么樣的發展目標、怎樣實現發展目標等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不斷與時俱進的產物。它是中國采用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完成本來該由資本主義完成的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任務,因此它具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屬性,允許多種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發展。顯然,我們的實踐不同于馬克思與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的設想。正確認識這種差異,必須回到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中去。如果對這段歷史沒有深入研究,沒有科學合理的政治經濟學解釋,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不能牢牢扎根于中國大地,就不能與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融為一體,也不能真正發揮出習近平總書記所期望的理論指導作用。


        歷史是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資料庫


        經過60多年的現代化建設,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有關經驗大多是局部的、零散的,沒有真正形成政治經濟學的系統理論。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局部性、對策性問題,而對根本性、全局性問題的關注較少,大視野下融會貫通的研究更為稀缺,理論研究呈現顧此失彼的局面。對于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實踐來說,經濟學研究的低層次和碎片化,將會導致政策的片面性與不穩定性。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發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國,并且在短短的幾十年里經歷著其他國家幾百年才完成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問題空前復雜,基于局部的對策性研究可能無法適用于全局,而離開了全局性的研究和統籌兼顧考慮,就很難為改革的頂層設計建言獻策。


        歷史既是認識當代中國問題的坐標系,又是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資料庫。只有正確而充分地認識歷史,才能總結經驗教訓,進而升華為理論。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說,馬克思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西方經濟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它擁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歷史實踐作為支撐。


        同樣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特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歷史所賦予的。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昨天的社會主義發展演變而來的;昨天的社會主義又脫胎于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和演變,又以長達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為起點,并受其正反兩個方面的制約。因此,中國的經濟學一定要植根于深厚的歷史土壤,這是穩固的根基所在。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