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營：南宋文人論兵風尚與社會影響

　日期：2023-08-09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王軍營，系西北大學宋遼金史研究院暨歷史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遼宋西夏金元族譜文獻整理與研究”〔19ZDA200〕階段性成果

　　關注政治軍事問題是中國文人的傳統。宋代特別是南宋，眾多士人熱衷關注軍事問題，紛紛談兵論武，乃至形成一種社會風尚，則是中國歷史上頗為罕見的。南宋文人論兵以一種群體意識的形態盛行于社會，是一種具有明顯軍事特征的文化現象。作為知識傳播主體的士大夫群體，本身在社會中居于強勢地位，因而其論兵風尚必然會對當時社會產生廣泛影響。

　　影響國家軍政決策

　　宋代文人士大夫社會地位顯赫，在政壇上非常活躍，對討論國家軍政問題充滿熱情。如名臣范仲淹有言：“儒者報國，以言為先。”（《范文正公集》卷一七《讓觀察使第一表》）此種現象大致出現于北宋中期，與當時特殊的政治社會環境，包括“崇文抑武”的國策及其社會氛圍、儒學的新發展和科舉考試的新變化，以及嚴重的邊患危機和宋廷對軍事研究的倡導等息息相關。靖康之變后，宋室南渡，盡管統治疆域大為縮減，但軍事形勢更加嚴峻，文人論兵風氣也持續高漲。宋高宗統治前十五年以及宋孝宗在位前后，便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兩次文人論兵熱潮。文人士大夫們普遍“常言兵計”，一時“天下多奇言，而言兵為尤奇”，以至出現“奇言漫衍于天下，而天下反皆以奇為常”（葉適：《水心別集》卷四《兵權下》）的情況。

　　文人論兵盛行對南宋朝廷各項軍政決策產生了明顯影響。南宋前期，宋高宗對于軍制的整頓，甚至政治中心的確定、對金和戰的抉擇等，都與當時文人論兵的重要議題相關聯。高宗收諸大將兵權，在決策之前，朝野士大夫即曾有多次進言。士大夫們所顯示的立場，無疑也成為宋廷決策收兵權的一種催化劑。孝宗與寧宗朝對金北伐、理宗朝聯蒙滅金及收復三京等軍事決策，無不與眾多文臣士子籌謀、鼓動形成的政治輿論關系密切。南宋后期，兩淮、京湖與四川地區構建的山城防御體系，也是在一些文臣對金蒙戰爭深入思考并積極建言的情況下形成的。

　　文人論兵盛行也對南宋一些文士出任帥臣統軍御敵起到促進作用。士大夫談兵論道，勇于任事，往往被朝廷視為知兵之人，非常時期即被派往前線統軍抗敵。陳規在高宗前期以文臣任職地方，適逢戰事，即勇敢抗敵，“以文儒之臣有聲鎮守”（《宋史》卷三七七）。孝宗朝葉適、虞允文等人，皆以知兵著名，且直接參與軍事指揮。南宋中期以降，文臣統軍已屬常見，涌現出多位以治軍御敵而著名的文臣。比如“以社稷臣為詩書帥”（李劉：《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二〇《代董侍郎回京湖趙制置方》）的趙方，不僅自己軍事成就卓著，而且影響了眾多下屬、子弟。“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后皆為名將”。趙方之子范、葵，孟宗政子珙，“后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宋史》卷四〇四）。李曾伯長期在邊鄙任職，頗有方略，“與賈似道俱為閫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宋史》卷四二〇《李曾伯傳》）。權相賈似道亦非全無軍事才能，在鄂州之戰中就曾表現頗佳，甚至讓忽必烈感慨：“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二六《廉希憲傳》）晚宋文臣統兵如曹友聞、彭大雅、余玠、徐敏子、王登等，可謂“儒以時文名，而捐軀報國，不畏鋒鏑斧鉞，能使武夫心服，為國家延數十年之命者”（謝枋得：《疊山集》卷六《程漢翁詩序》）。還有理宗朝以軍功入相的史嵩之，度宗朝的李庭芝、文天祥等，皆是進士出身。可以說，南宋末期的統兵文臣對宋朝政權的延續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然，文人論兵也明顯表現出一些消極影響。一方面，士大夫們對理想政治的執著追求，在現實中往往體現為對一己理念頑固堅持。文人不滿現實，交相議論，反復論爭，難免夾攜個人意氣。孝宗有志恢復，但臣僚卻不濟事，“故其出師，才遇少衂，滿朝爭論其非”（劉一清：《錢塘遺事》卷二《孝宗恢復》）。朱熹批評說：“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才做一事，鬨鬨地鬨過了，事又只休。”（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七《本朝一》）時人論李綱“學雖正而術疏，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圣意”（《宋史》卷三七五《鄧肅傳》）。張浚在多次統軍用兵慘敗后，高宗不無悔恨地警告孝宗“毋信張浚虛名”（周密：《齊東野語》卷二《符離之師》），而孝宗后來亦認為“張浚迂闊”（《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傳》）。同時，一些文臣看似睿智的見解，往往僅停留在議論層面，而很難在現實中貫徹實施。陳亮是南宋著名的事功理論代表人物，但宰相王淮卻認為他不切實際，將其遷都以制中原等謀劃，定性為“秀才說話耳！”（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錢塘》）因而后人對南宋政治的印象，有“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的認識。

　　振作民眾尚武之風與愛國精神

　　南宋一些士大夫在朝野積極論兵，甚至付諸行動，對提振民眾的尚武之風與愛國精神發揮了一定作用。懷著強烈家國情懷的南宋士大夫，沖破文武殊途的傳統束縛，多方奔走，或倡言強兵，談兵論武；或統率軍旅，奮勇御敵。名著于史者如李綱、陳亮、陳傅良、陸游、辛棄疾、趙葵、文天祥、陸秀夫等。在國家危難之際，這些士大夫不僅力陳戰策方略，并且挺身而出，身任重責，其強烈的愛國精神和勇于任事的人格魅力對當時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如李綱離職去位后，引起許多士人不平，甚至不顧個人命運對他極力支持。陳亮過世后，所留論兵著作仍“芒彩爛然，透出紙外”，以至文人學士“爭誦惟恐后”（葉適：《葉適集》卷二四《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而葉適、陳傅良等人的論兵文章，也在當時廣為流傳，成為眾多士子修習模仿的對象，可見他們社會影響之大。余玠曾向理宗建議“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后被委任治蜀，針對軍旅弊政，他講武論兵，收拾人心，拔擢能士，一時之間，蜀中文武人才匯聚，四川防務又煥發新的生機。其死之后，“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宋史》卷四一六《余玠傳》），足見他在民眾間的深遠影響。李庭芝被委任地方官時，為政特色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對于加強京湖防御及民眾抵抗意志效果顯著，后被“夔帥下其法于所部行之”（《宋史》卷四二一《李庭芝傳》）。這些士大夫的示范效應對民眾尚武之風與愛國精神是一種直接的鼓勵和動員。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在國家危難之際，主動放棄舒適生活，毀家紓難，招募士卒，組織鄉民，練兵習武，拼死抵抗，呼號奔走，義無反顧地以實際行動保家衛國，激勵了后世眾多為理想和國家而奮斗不已的仁人志士。

　　南宋時期，還涌現出眾多文人創作的軍事題材作品。李清照、陸游、楊萬里、范成大、辛棄疾、姜夔、張孝祥等人的許多文藝作品，或描述戰爭創傷，或抒發軍將豪情，或記錄邊防生活，或鼓舞恢復志氣，對振作民眾尚武之風與愛國精神發揮了積極作用。

　　推動軍事學術繁榮與理論技術進步

　　文人士大夫涉足兵學領域，研究軍事問題，客觀上推動了南宋軍事學術的繁榮。從目前傳世文獻來看，南宋時期產生了不少新兵書，而內容涉及軍事的文章，數量更為龐大。以主要內容和體裁形式進行分類，大致可包括四方面：一是專門探討軍事學術的兵書著作；二是對前代經典兵書的注疏作品；三是各種典制體與類書著作的軍事門類；四是文集奏議類文獻所收的論兵篇籍。其中，文士編著專設有軍事門類的典制體與實用類書著作很常見，現今仍有多部作品存世。雖說這些著作篇幅不一，質量參差不齊，但客觀上也反映了當時文人社會的一個重要面相。因為南宋特殊的外部環境，許多當朝文臣都曾通過奏疏與皇帝討論軍政問題，后來編入個人文集或奏議，廣泛流傳于社會。

　　南宋文人論兵的盛行，也對軍事理論的推進和先進武器技術的推廣產生了重要影響。南宋特殊的立國形勢，迫使眾多朝野人士不得不思考御敵之術，甚或一些士大夫親自參與、投身軍旅生活，通過實地見識或親身體驗，將許多軍事理論直接運用于戰爭實踐，又在實踐中不斷思考和探索，推進了軍事理論水平的提高。一些士大夫提出新的用兵方略與戰術，摸索革新武器裝備，并在軍中逐漸推廣。譬如，南宋眾多士大夫討論山川地理環境與軍事實踐的關系，尤其是與軍事防御的關系。他們對地理形勢的充分認知和軍事利用，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是空前的。因此，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看，南宋城郭防御理論與山水寨防御戰略，及以步制騎與運用水軍布防的戰略戰術，均取得了明顯進步。例如，陳規等著《守城錄》中對守城技術與經驗的探討和總結，對守城武器如拋石機的改進等，皆對中國古代戰術理論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長竹竿火器的使用，在世界槍炮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南宋時期，文人論兵在北宋以來的基礎上持續發展，并出現數次熱潮，這與當時的民族關系、政治形勢以及文化環境等密切相關。這一現象對南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等方面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也對后世社會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