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中國工業自主創新的微觀視角

　日期：2023-12-1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國工業在過去40多年經歷了持續的快速發展，已成長為全世界最具競爭力的、部分產業達到技術前沿的產業部門。這種發展得益于兩次重要的政策轉型，一次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另一次則是始于2006年的“自主創新”政策轉型。特別是中國政府和企業通過長期摸索，在資源條件和外部環境的雙重約束下，走出了一條堅持科技自立自強、以創新發展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新路。

　　戰略意志決定自主創新型企業崛起

　　企業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創新主體，但什么樣的企業能夠扛起自主創新的大旗卻是一個學術界與政策界長期辯論的難題。有學者從所有制形式入手，辨析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以及外資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優劣勢，從而得出應該扶持某類所有制類型企業的結論。還有學者從企業規模看待問題，探討是中小企業在創新中更靈活、更有顛覆性，還是大企業更有規模、資源和能力來開展創新活動。此外，基于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和外向型經濟的成功，不少學者提出企業的產品是滿足內需還是用于出口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創新傾向。

　　《潮起：中國創新型企業的誕生》（以下簡稱《潮起》）一書為解答這個經典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來自北京大學的封凱棟教授基于橫跨20年500余次的深度訪談所積累的豐富數據，指出在華為、中興、比亞迪、奇瑞、吉利等自主創新型企業的崛起過程中，不論是所有制、企業規模，還是市場目的地都不是促成或約束企業自主創新行為的關鍵因素。真正決定企業是否愿意投身自主創新、是否愿意將真金白銀投入到高度不確定性的新產品開發活動的根本因素是企業的戰略意志。當企業自主創新的戰略意志決定了企業內部關鍵資源的配置方向時，資源配置的靜態效率反倒成為次要的問題，自主創新型企業往往通過不斷完善其組織整合能力和為技術學習提供相應制度性保障，長期動態地提升創新效率。《潮起》中將自主創新型企業與“市場換技術”企業進行了鮮明對比，進而深刻說明了戰略意志的重要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中外合資企業在技術戰略上選擇了依賴跨國公司、拋棄原有的產品開發平臺，雖然達到了較高的運營效率、生產效率，但始終難以獲得真正的自主創新能力。相比之下，自主創新型企業在初始資金、品牌等方面不具優勢，卻可以依賴積極的技術學習戰略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從電信設備到家用電器，從手機電腦到新能源汽車，隨著中國自主創新型企業的崛起，這個規律不斷得以印證。

　　明確企業自主創新的微觀組織基礎

　　那么，是什么賦予了自主創新型企業堅定的戰略意志？《潮起》給出了一個更為清晰的解釋：中國自主創新型企業興起的關鍵是制造業企業中以工程技術人員為主導的組織模式的出現。在這種組織模式中，自主創新型企業通過對新產品開發制定明確的長期承諾來動員組織，并在實踐中將部分決策權下移到真正面對開發任務的工程師團隊。反過來，工程技術人員的戰略控制能夠確保企業有意愿且有能力對產品開發長期投入，使企業在技術學習中有效利用國內外各種資源，通過不斷完善組織整合的手段構建企業內生的技術能力。

　　進一步說，自主創新型企業以產品開發平臺為載體，實現了自身技術能力的螺旋式成長。在這里，產品開發平臺指的是一系列在技術邏輯上具有繼承性的產品，以及與之關聯的開發過程和開發型組織。只有通過這樣的載體，企業工程技術人員在產品開發中獲取的經驗才能得以整合與積累，這也成為自主創新型企業與“市場換技術”企業的本質區別所在，因為后者在為跨國公司進行本土化生產的過程中無法得到系統的知識積累。在搭建起產品開發平臺后，新興的自主創新型企業紛紛采取了快速產品迭代的戰略，通過持續的技術升級與消費者和產業伙伴進行互動，不斷改進自身產品的不足和局限性，最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以產品開發平臺為載體的小步快跑自主創新戰略，如今已在本土創新型企業中得到廣泛運用。然而，這些經驗的獲得離不開先驅企業的長期摸索。以電信設備行業的巨龍通信和汽車行業的哈飛汽車為例，盡管兩家企業最終沒有取得商業上的成功，但它們通過擴散技術知識或嘗試技術學習新方法，都為推動我國自主創新貢獻了寶貴經驗。《潮起》一書對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的披露，讓我們能夠以更加系統性和歷史性的視角審視我國自主創新實踐取得成功的過程。

　　加快本土工業創新活動“再組織化”

　　自主創新型企業的崛起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產業格局，但也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實現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目標還面臨諸多障礙。當前，中國在部分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存在“卡脖子”困境，根源在于中國在融入全球制造業分工體系和改革原有工業部門的過程中，國內產學研部門未能形成有效的組織協調機制，在關鍵技術領域內缺乏有效的互動機制以發展相應的技術能力。換句話說，自主創新型企業的成功只是創新鏈上“點”的突破，大量的企業和科研部門未能形成互動合作的本土產業共同體，造成了集體行動層面的困境。因此，建設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價值，在于通過國家力量驅動產業的集體行動，解決本土創新的“系統失靈”問題。正如自主創新型企業通過搭建產品開發平臺、強化用戶互動的方式構建企業技術能力，新型舉國體制的作用也將是通過疏通關鍵技術領域“堵點”，構建本土創新主體之間的互動機制，最終形成一個突破關鍵共性技術瓶頸、推動內生技術發展的本土創新平臺。借用《潮起》中的表述，這即是本土工業創新活動的“再組織化”。

　　新型舉國體制的建立與完善將是當代中國工業發展的第三次政策轉型。在前兩次轉型中，中國通過總結“市場換技術”的教訓和自主創新的經驗，打破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桎梏發展中國家工業發展與創新的種種迷思。而在當前的第三次政策轉型中，我國不僅走出了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還將繼續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推進工業化進而走向現代化提供中國經驗。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