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與中國近代哲學觀念生成

　日期：2023-12-2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嚴復作為近代中國西學研究第一人，其思想與近代中國哲學發展關系密切。他較早走出國門接觸并系統學習西方思想文化，既具有完整的西學知識背景又深諳中國傳統學問奧義，對“哲學”一詞的概念界說更是獨樹一幟且影響久遠。當前，學界討論嚴復哲學的研究成果，或是對嚴復八本譯著中不同西方哲學、社會人文思想的解讀與剖析，或是將嚴復定位為近代啟蒙思想家，考察他對近代“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問題的解答及其意義。上述內容，均與嚴復關于哲學的理解及其促成哲學在中國的生根具有相關性。

　　■嚴復（1854—1921）資料圖片

　　20世紀30年代，金岳霖在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出版審查報告中提出“中國哲學”名稱界定存在困難，指出：“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史呢？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呢？……寫中國哲學史就有根本態度的問題。這根本的態度至少有兩個：一個態度是把中國哲學當作中國國學中之一種特別學問，與普遍哲學不必發生異同的程度問題；另一態度是把中國哲學當作發現于中國的哲學。”由此產生了“在中國的哲學”（Philosophy in China）與“中國的哲學”（Chinese Philosophy）的區分，前者是近代以來傳入中國的哲學，后者是外來哲學本土化、中國傳統哲學近代轉型之后形成的現代中國哲學。這一思想現象在古代中國傳統中曾經出現過，如佛學的本土化過程，但是成規模被引入并討論是從近代開始的。21世紀之初，“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問題被提出，內容集中探討思想與哲學之關系，同時也涉及如何認識與處理“在中國的哲學”與“中國的哲學”兩者關系的問題。“哲學”作為舶來品，從胡適、馮友蘭開創中國哲學史的近代研究范式，到新世紀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其實質都是在講哲學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問題。同時，也凸顯出中國哲學視域中的哲學概念界定，成為開展中國哲學研究的一個前提性問題。例如，我們可以溯源“哲學”一詞何時在中國出現并被使用，以此確立中國哲學“合法”；或是從古代學術中尋找具有哲學內容的思想資源，從而能夠展開與西方哲學的對話；抑或梳理中國哲學學科的發展歷史，以哲學學術研究體系的自覺作為哲學在中國落地生根的標志等。

　　■《天演論》資料圖片

　　早在19—20世紀之交，嚴復對在中國確立哲學已經有所關切并形成自覺思考。從嚴復翻譯的八部西方經典著作看，他鮮明地意識到西方哲學與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的內在差異，他說：“理學其西文本名謂之出形氣學，與格物諸形氣學為對，故亦翻神學、智學、愛智學，日本人謂之哲學。顧晚近科學獨有愛智以名其全，而一切性靈之學則歸于心學，哲學之名似尚未安也。”此處，嚴復認為“哲學之名似尚未安”，他以“理學”與“出形氣學”即西方形而上學對譯，用“愛智學”來描述哲學。即便是在西方哲學史上，“形氣”即physics與“神化”即metaphysics，兩者的區分也是自近代笛卡爾以后才開始的，他說：“吾聞泰西理學，自法人特嘉爾之說出，而后有心物之辨，而名理乃益精。自特以前，二者之分皆未精審。故其學有形氣，名裴輯（physics）；有神化，名美臺裴輯（metaphysics）。美臺裴輯者，猶云超夫形氣之學也。”可見，嚴復最初是不大贊成使用“哲學”來稱呼全部中國學問的。中國古代范疇中并不缺乏能夠表達哲學本性的詞匯，除了理學，還有玄學、道學、心學等，嚴復看到這類詞匯對應的內容，有不能被西方譯名所準確表達的部分。因而，他認為由“哲學在中國”轉變為“中國的哲學”之過程，除了名稱上對譯，還需要在內容上進行互訓。

　　嚴復建構近代哲學的另一個顯著方面，是通過范疇轉換將現代哲學觀念注入中國傳統思想內容。這與同期進行哲學譯介的梁啟超、王國維等直接使用日譯哲學術語略有不同。他說：“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學之后，以歸求反觀，而后有以窺其精微，而服其為不可易也。”結合嚴復的知識背景與中國近代思想語境，用“以西解中”“以中解西”或是“以中解中”的解釋方法認識嚴復的這種范疇轉換，是一種通常的闡釋路徑。不過，這種認識方法一旦固化，容易造成對嚴復思想及其對哲學的解釋的簡單化理解。換言之，在嚴復的哲學闡釋中，對中西互訓的運用是一個動態過程。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重要范疇，“若心字、天字、道字、仁字、義字，諸如此等，雖皆古書中極大極重要之立名，而意義歧混百出，廓清指實，皆有待于后賢也”。也就是說，嚴復認為包括哲學在內的中國所有學問，都有待于“廓清指實”。他自己用“庶幾物情有可通之一日”作為理解中西學問或哲學內在性的一種觀點。因此，“哲學”譯名在中國何以成立，取決于中國傳統中那些已經存在的范疇轉換成一種哲學名詞，取決于那些經轉化后的“哲學的詞匯”成立。當哲學概念變成了講哲學的詞匯，哲學之名才能表達哲學之實，實現漢語言說或寫作方式下的“言以盡意”。

　　嚴復時期的“哲學”觀念，或西方哲學中的大部分內容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還相當陌生，將這種哲學理解傳達給文化背景不同的國人就愈加困難。除了需要在本國語言系統中尋找合適的譯詞，還需要在中國現代哲學詞匯形成以前的詞匯即未定型詞匯中尋求轉化。他已經意識到，哲學思想需要經過現代哲學詞匯的解釋，才能夠被理解。從這層意義上看，嚴復自晚清翻譯《天演論》始，陸續推出經濟學、社會學、法學、邏輯學等經典名著，除了呈現新的西方思想，同時也產生了一批用漢語表達西方思想的新詞，包括一大部分新的哲學詞匯。這些詞匯的一個特點，就是嚴復將近代中國哲學名詞的定型與傳播科學觀念相聯系。畢竟在當時，人們不僅不太懂得什么是哲學，也不太懂得什么是科學。因而，形成了一批處于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可用來說明科學、也可表達哲學的現代哲學詞匯。正如他所言：“不知即物窮理，則由之而不知其道；不求至乎其極，則知矣而不得其通。語焉不詳，擇焉不精，散見錯出，皆非成體之學已矣。”例如，嚴復談到中國古人談論“氣”的問題時，就指出：“中國老儒先生之言氣字。問人之何以病？曰邪氣內侵。問國家之何以衰？曰元氣不復。于賢人之生，則曰間氣。見吾足忽腫，則曰濕氣。他若厲氣、淫氣、正氣、余氣、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幾于隨物可加。今試問先生所云氣者，究竟是何名物，可舉似乎？吾知彼必茫然不知所對也。然則凡先生所一無所知者，皆謂之氣而已。指物說理如是，與夢囈又何以異乎！……出言用字如此，欲使其治精深嚴確之科學哲學，庸有當乎？”顯然，概念名詞含混不清，是無法理解“精深嚴確”的科學與哲學的。換言之，嚴復在引入西方實證論經驗主義時，就考慮到中國傳統學問中科學、哲學雜糅不分，也提出中國近代“哲學科學化”與“科學哲學化”問題的相關性，這一問題直到20世紀20年代“科玄論戰”才被深入探討。

　　通過對中國傳統范疇與西方哲學詞匯的比較，嚴復認為，中國近代哲學新觀念不能從經學學術體系中尋找，他在《救亡決論》中已經提出現代學術系統有著不同于傳統學術分科體系的特點。“今夫學之為言，探賾索隱，合異離同，道通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舉一端而號之曰‘學’者，至不茍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層累枝葉，確乎可證，煥然大同，無一語游移，無一事違反；藏之于心則成理，施之于事則為術；首尾賅備，因應厘然，夫而后得謂之為‘學’。”與古代經學教育方式不同，現代哲學的傳播、普及和研究，需要形成專門性的哲學學術體系，發展哲學學科專業，形成從事哲學教育與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建立現代大學教育體制，以提供哲學思考與建構理論的條件。

　　1912年，嚴復主持北京大學期間，教育部以經費困難為由主張停辦北京大學，一時間引起社會爭議。嚴復發表了《論北京大學校不可停辦說帖》《分科大學改良辦法說帖》兩篇文章，認為大學不僅不能停辦，還有必要對大學專業分科進行改革。在改革方案中，他指出：“本校從前經文原分兩種。經科只開《毛詩》《周禮》《左傳》三門，文科只開中國文學、中國史學二門。今已將經科并入文科……至將來更定辦法，則擬分哲學、文學、歷史、輿地各門。中國經學、周秦諸子、漢宋各家學說，本為純美之哲學，而歷史、輿地、文學，亦必探源于經，此與并經于文辦法亦合。惟既為大學文科，則東西方哲學、中外歷史、輿地、文學，理宜兼收并蓄，廣納眾流，以成其大。”根據分科辦法，北京大學中國哲學門于1912年成立。

　　“哲學”界說在嚴復所處的歷史時代雖未徹底成型，然自他這里，有關中西哲學理解的諸多方法論問題構成了中國近現代哲學展開的一個起點。

　　（作者系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華僑大學孟子文化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