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顯中國史學史研究自身的特點和魅力

　日期：2023-12-2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在中國史研究領域，斷代史是主流，而史學史處于邊緣地位，但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在歷史學科中有其獨特性和重要性。盡管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是廣闊的，方法是多樣的，但與其他歷史分支學科相比，其根本特點還在于它畢竟是一門“讀書”的學問。

　　《前漢書》 資料圖片

　　“史料”“文本”與“著作”

　　傅斯年的《史語所工作之旨趣》確立了中國現代科學歷史學也就是實證主義史學的根本方法，直到今天，這一方法對于科學的歷史研究仍然是有效的。他說：“做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范圍。”又說：“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張它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他的話雖然說得太絕對，但說明了擴大和研究直接材料即一手材料在現代科學歷史學中的重要性?？茖W的歷史研究程序是這樣的：在材料中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得到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然后將事實組織起來復原歷史過程。所以，在科學的歷史工作者眼中，著作或者文本，其價值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什么樣的材料。《史記》可以補充先秦史的史料，對于研究秦漢史來說，其中有一手材料；《漢書》是西漢史研究的史料淵藪；《資治通鑒》中關于唐五代的記載，史料價值比較高，關于秦漢魏晉南北朝的記載，則沒有太高的史料價值；《新五代史》是歐陽修的精心之作，對宋代以后的中國思想、文化有著深遠影響，因其流傳而致《舊五代史》失傳，但在今天的歷史學家看來，其史料價值并不如《舊五代史》。

　　對于研究史學史的學者來說，他們的研究對象則是著作和文本，而且，一切史料都是文本，不用說《史記》《漢書》《資治通鑒》《新五代史》這樣的作者精心結撰的名著，哪怕檔案、日記、回憶錄、地方志等這些所謂的一手材料其實也是充滿主觀視角、立場、意圖、情緒的文本。所以，史學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就是“讀書”，就是把文本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當中去解讀。如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所說：“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笔穼W史解讀和呈現的是身處歷史中的人對歷史的建構，是內在于歷史的或者說歷史之中的更深層次的思想世界。這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特有的魅力。

　　進入歷史運動的更深層面

　　人們為什么去考察、認識、解釋歷史？歸根結底，是為了認識和說明現實，為了確定和指示未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歷史科學就是用社會歷史的演進規律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這樣的歷史科學是無產階級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馬克思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科林伍德也說：“歷史學是人類進行自我認知的途徑?！边@都是在強調，歷史乃是人類社會進行自我認識的最重要途徑。在現實世界中充滿了不同立場的人們為爭奪未來而進行的斗爭，在歷史認識和研究領域也充滿了不同觀點的斗爭，從根本上說，其實就是爭奪歷史詮釋權、話語權的斗爭，也就是爭奪“歷史真相”的斗爭，這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史學史的學習和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深刻地看到，不是像考據的歷史學所想象的那樣，歷史不是固定不變的過去，不是歷史陳跡的堆積；甚至不是像社會科學化史學所強調的那樣，歷史也不能被社會結構的規律性運動所完全決定。正是史學史的視角讓我們看到，歷史是充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歷史，是有人的主體性的歷史，人們在歷史運動之中考察歷史、認識歷史、解釋歷史、建構歷史，主動地確定和引導歷史的變動方向。

　　正是史學史的視角，使得我們進入歷史運動一個更深的層面，就是歷史之中的人們如何通過認識歷史，確定現實在歷史運動之中的位置，主動規劃歷史運動的方向。書寫和記載歷史是人們出于了解自身所處現實之需要而對歷史的認識、思考和建構，對此，中國古代史家早有深刻的自覺。孟子論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司馬遷說他的“述往事”是為了“思來者”，他的《史記》有著“成一家之言”的抱負。劉知幾論史家要有“才”“學”“識”三長，缺一不可，相輔相成，而尤以“識”為先。章學誠區分“撰述”與“記注”，說“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史家必須“有以獨斷于一心”，必須具有“心裁別識”。龔自珍認為，“受三千年史氏之書，當以良史之憂憂天下”，這就是說，史學乃是史家以“良史之憂憂天下”之學。

　　白壽彝、劉家和、瞿林東等先生都指出中國古代史學重視通史撰述，通史的意義在于“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代之變”，中國史學的通史傳統正說明中國古典史學具有自覺的現實性和思想性。劉家和先生《論通史》一文還以比較文明的視野論述了西方史學缺乏通史傳統，而重視通史撰述正是中國古典史學的重大特點，對維護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統一性產生了重要作用。

　　《后漢書》資料圖片

　　史學史不同于歷史書寫研究

　　近年來，后現代敘事主義史學理論興起，彭剛在《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一書中指出，這一史學理論有一種“解構論”的立場，其核心觀點就是認為“事實沒有獨立于文本之外的實在性，解釋主導和支配著事實，但解釋和事實之間在沒有截然分界線的同時，卻又可以互相轉換”。總之，一切都是“敘事”。這個理論并非沒有好處，它讓歷史學者認識到，我們所知的歷史確實都是人寫出來的，除此之外，我們并不知道所謂歷史。這樣一來，研究歷史，首先就要研究所謂的史料是怎么被書寫出來的。現在歷史學界流行歷史書寫和歷史記憶的研究，其理論背景正在于此。研究斷代史、政治史的學者，眼睛里不是只有史料了，而是有文本了，終于認識到史料其實也是文本，是歷史書寫。

　　具體到中國史研究中，學者終于認識到，在中國歷史上，史學或者說歷史編纂、歷史記載與現實政治有著莫大的深刻的關系。白壽彝和瞿林東先生都曾強調指出中國歷史上史學與政治的關系。“過秦論”是漢朝前期與民休息政策的思想根據，《隋書》對隋朝興亡經驗的提煉和總結為“貞觀之治”確立了指導方針。每一代王朝都以修史來宣稱自己的正統論，用歷史來說明和論證政權的正當性、合法性。這是中國史學史的學者耳熟能詳的常識。歷史記載和編纂乃是頭等重要的政治，這不但是中國古代史學的特點，也是中國古代政治的特點，更是中國文明的特點。近些年，有年輕學者通過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史”“正史”怎么寫、為什么這樣寫，來呈現魏晉南北朝時期如何論證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以及政治文化的變化，還強調指出：“正史”是一種“意識形態裝置”。這確實是政治史研究的深化，而且，歷史書寫研究對文本的細致分析，是值得史學史學者學習的。

　　歷史書寫、歷史記憶的研究，使歷史學界開始認識到史學史的重要性，使歷史研究者意識到，對于所謂的史料要具備一種史學史的眼光。但是，越是在歷史書寫、歷史記憶研究流行之時，作為史學史的學者，就越是要清醒自覺地認識到史學史研究自身的旨趣和目標。首先，歷史書寫研究背后的理論根據是后現代敘事主義史學理論，有著這樣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前提假設：所有的歷史都是寫史之人根據自己時代的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進行的敘事，都不是歷史真相，距離所謂的歷史實態很遠。其結果其實是對“歷史真相”“歷史事實”的解構，不能不讓人感到，歷史真相消失在各種各樣的歷史書寫之中了。

　　史學史的研究雖然也認為，一切歷史都是身處歷史之中的人們對歷史的考察、認識、思考和建構，但史學史研究的前提是承認歷史學家對歷史的思想建構具有真理性，這種真理性包含真實性且超過真實性。這就是說，歷史學家運用確鑿無疑的歷史證據，通過正確認識歷史，起到了讓人們正確認識現實的作用，以及認識和引導歷史變化的作用。史家之撰述為現實為人生提供了一面能夠認識自我、省察自我的鏡子，發揮了“以史為鑒”的作用。歷史是變化的，是過去、現在、未來的變化之流。因此，所謂的客觀歷史真相并不是脫離歷史變動的固定不變的陳跡之積累，好像是等待我們去發掘的文物一樣，客觀歷史真相是需要我們不斷去揭示和把握的。歷史學家在他們的現實中對歷史真相的揭示、對歷史真理的把握，不是遠離所謂的歷史實態，恰恰相反，是我們在自己的現實中認識歷史、揭示歷史真相的寶貴思想資源。中國古代史家宏通的歷史視野、深切的現實關懷、深刻的歷史見識，尤其值得今天的歷史學者學習。作為史學史學者，我們有資格說，不能把史書僅僅當作史料來用，而是要讀書，從中領悟史家的歷史見識和歷史智慧，深入到歷史中的思想世界，這是成為一個歷史學家的必要功課。

　　史學史不能變成斷代史研究

　　自近代以來，不斷有學者指出，從比較文明的視野來看，人文主義和歷史意識、歷史思維、歷史理性是中國古典文明最突出的特點。經史之學是中國古典文明的主流學術傳統，而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的主流學術傳統則是哲學、科學和宗教。所以，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要在中國文化的系統中，理解、把握、闡釋中國史學傳統自身的文化精神和核心價值，要通過中國史學史的研究，理解、把握、闡釋中國文明的特點。盡管每一個時代的史學與政治、社會都有密切的關系，我們可以運用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的視角和方法研究一個時代的歷史文本，但不能把史學史的研究都變成斷代史的研究。史學史的研究畢竟要把中國史學作為一個自成體系、自成脈絡的學術思想傳統，要對中國史學的源流始終有一種貫通的把握，要追求通識。在這個意義上說，發掘和闡釋中國古代史學自身的理論傳統是非常重要的。近些年來，瞿林東先生相繼主編并出版了多卷本《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多卷本《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這些工作不僅擴大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領域，更深化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根基。

　　史學史研究的方法、觀念需要進一步更新，領域需要進一步擴大，但史學史研究也需要在廣道術和新道術的同時，不斷自覺和確立自身的旨趣、目標和特點，使史學史研究發揮出它特有的魅力和重要性。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