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與媒介文化轉型
日期：2024-05-0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以Sora為代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理解和生成復雜內容方面體現出可觀的技術進步，這將給媒介文化的生成和消費模式帶來重大變革，并對輿論空間產生難以忽視的影響。青年群體是文化消費的主力軍，文生視頻、文生圖片等新興人工智能技術在傳媒領域的應用，自然會吸引廣大青年的關注與參與。面對巨變，新聞傳播學科必須深入考慮其中的機遇和挑戰，認真研究人工智能發展會給青年帶來怎樣的影響，特別是要在相關青年人才培養方面做好準備。
生成式人工智能對青年群體文化消費的影響
施昕玥
青年群體作為文化消費的主力軍，具有包容度高、個性化、多元化等特征，喜歡探索新事物。這注定了各種媒介技術的進步總會引起廣大青年的關注與參與。自互聯網2.0技術普及以來，各種技術進步已經改寫了青年群體文化消費的模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沖擊著文化消費的結構，既推動了文化消費的轉型，也帶來了困境與挑戰。
文化消費結構轉型
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指出，如今的消費社會中“存在著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生成式AI的誕生宣告著媒介文化生產模式的重大變革，這必然會推動文化消費的發展與轉型。以Sora為代表的生成式AI改變了文化消費的結構，帶來了新的文化消費方式。文化消費不再是簡單的單向性過程，即由作者、平臺與用戶構成的生產與消費的線性流程。文化內容的消費者也成為文化內容的生產者。從目前釋出的影像看，以Sora為代表的生成式AI可以將文字、圖片轉換為動態視頻，可以自然地融合不相干的場景，還可以延展視頻空間，給出多機位視角等，具有一定的真實感和還原度。這些影像編輯技術原本復雜且專業，現在只需要輸入文字指令，就能讓生成式AI幫忙完成，每個用戶都可以直接參與到影像制作的過程中，按照自己的想法輸出。
文化生產與消費的結構由此開始發生轉型，這是否意味著專業的生產者將逐漸消失？富有創意的個體生產者將會產生？年輕人不僅是文化的體驗者，同時也成為文化的生產者。趣味將成為文化生產與消費的動力，正如約翰·費斯克在《理解大眾文化》中指出的那樣，文化消費者可以充分利用其主觀能動的破譯解碼作用，將一種文化商品轉換成一種他樂意接受的形式。
影響青年群體的主體性
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深度影響人與文化、審美的關系，而以Sora為代表的生成式AI的誕生加速了這一變革。
首先，生成式AI的誕生使得用戶成為生產與消費的統一體，在這種新型文化實踐中，用戶主體地位發生了變化。表面上看，人類通過輸入關鍵詞和指令讓智能軟件產生符合條件的內容，這一過程可以看作一個操作實踐，生成式AI被視為一種工具。然而，這個創造過程卻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種可調控的想象性實踐，生成結果不以用戶意志為轉移。由于基于大模型的文本先天具有空白結構和不確定性，因而無法實現影視創作者對演員、劇情、鏡頭等要素的掌控。用戶運用生成式AI進行文化實踐時，藝術生產的主體本質上是“偽主體”。
其次，用戶本是消費行為的主體，在命令智能軟件產出的過程中，用戶需要不斷將個人需求與經驗告知人工智能，讓它在這些經驗中學習訓練，從而給出作品。于是，人或物都變成了一串串數字符號，作為主體的用戶一定程度上變成喂養人工智能的工具，淪為客體。個人的主體性遭到扭曲。同時，大量數據被人工智能模型背后的網絡平臺所收集，青年身為文化消費者，在無意識中淪為“數字勞工”。他們給出的“數字商品”被資本平臺免費使用，成為訓練人工智能的工具。
最后，本雅明曾悲嘆，現代技術的發展磨滅了文化藝術的“光暈”。若一味沉浸在人工智能給出的模板化審美中，藝術生產便會脫離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審美建構，一些個性化審美將走向消亡，人的思維會被馴化，文化也會喪失其批判性功能，淪為單純的數據與資本的演繹。盡管影像能夠給予人短暫的感官刺激，但是這種短暫的無須深思熟慮的文化消費，很容易使人喪失對審美無功利性的需要，遺忘對崇高的追求，失去文化的人文關懷本質。
目前，以Sora為代表的生成式AI并不能完全解決人類的審美需求。它依然無法主動開展藝術創作，只能通過對物理世界的摹仿，充當藝術生產的一環，缺乏審美自覺。青年群體身為文化的消費者，若一味盲目崇拜技術，過度依賴通過人工智能生產的作品，那無異于交出自己的主體性，讓虛擬的世界代替真實的情感表達，久而久之會導致思維的惰性，在感官享受之中逐漸被物化。
給青年群體帶來的倫理困惑
Sora的問世，在短時間內就引發了鋪天蓋地的討論。青年群體是否真的全盤接受以生成式AI為代表的新興人工智能媒介，并對此保持樂觀的態度，答案得打上一個問號。
以Sora為代表的生成式AI作為智能媒體，本身不具備情感與道德倫理認知。生成式AI如果成為青年文化消費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一定會面臨倫理困境。人工智能大模型需要通過大量的數據訓練才能生成邏輯化思維。數據看似是客觀理性的存在，然而訓練所用的數據是人為選擇的。也就是說，它接受的訓練數據可能存在立場偏頗。人工智能模型的訓練數據蘊含著大模型所在地區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可避免涉及文化、種族、宗教等的沖突。當下，文化偏見、文化歧視與文化鴻溝仍然存在，而人工智能會吸收這些數據并忠實地反映出來。青年作為主要文化消費群體，在這混雜的文化場中，難免會潛移默化地受到其中宰制式文化觀的影響。由于人工智能強大的自動化生成力，造成斯圖亞特·霍爾文本解讀理論中的“協商的解讀”難以實現，因為個體都深陷于人工智能所營造的“信息繭房”中，客觀上助長了文化霸權主義。
先前，人工智能生成的視頻時間基本較短，幀率也難以滿足需求，容易看出破綻，而以Sora為代表的生成式AI技術的進化卻直接可以生成逼真的超過60秒的影像。這意味著深度偽造成為一種普遍性的文化生產形式，其真實性維度勢必要讓位于虛擬演繹。如果Sora無所不能，人類的藝術直覺和個性化對現實本質的闡釋都將消失，新聞倫理、藝術倫理都失去了倫理化節制，必然導致本雅明意義上的“靈韻”消失。一方面人們對技術孜孜以求，另一方面人們又追求藝術的“靈魂的深”，這或許是一種文化悖論。在文化消費中，人們總希望既要有技術應用的自由，又要保持文化審美的自覺，這是智能文化發展中的難題。
人文情懷與商業利益之間的平衡
媒介技術的發展一日千里，文化消費轉型亦不可避免。以Sora為代表的生成式AI的誕生，標志著文化版圖的再結構化趨勢日益明顯，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化創作最終會為技術所取代，也并不意味著“藝術的死亡”。隨著新型媒介化對“加速社會”的建構，這種替代性文化實踐最終將導致真正的藝術審美活動被邊緣化。人類的藝術生產仍然是表達人類情感、傳達人文情懷的最佳途徑，是提供審美感知與構建社會價值的最好方法。因而，如何在人文情懷與商業利益之間保持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青年作為文化消費的最大參與群體，要始終在文化消費中保持清醒，警惕文化消費主義，避免在數據化、智能化時代被異化。青年群體需要保持審美的覺悟，不能在技術大潮中淪為人工智能的奴隸，而應主動從道德倫理層面進行約束，找到人文、倫理與利益的平衡點。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文生視頻”對未來輿論空間的影響
陳澤
技術上講，建立在Diffusion和Transformer架構上的Sora能夠基于文字提示內容生成高清視頻，并通過噪聲補丁、SDEdit等技術手段使視頻內容達到“超真實”的效果。令人擔憂的是，作為深度偽造的“迭代版本”，Sora“創造現實”的特性勢必會顛覆和重塑數字時代信息傳播的內部生態，并模糊真與假之間的界限。如李普曼所言，輿論存在的外在條件是社會真實環境，而輿論則是公眾對于真實環境做出的反應。那么，當Sora這樣可供全民使用的“文生視頻”模型持續產出真假難辨的視頻內容，使得我們對于現實的感知逐漸被“技術真實”所取代時，輿論空間將面臨怎樣的顛覆性重構？
“文生視頻”將對輿論空間相對“熱平衡”狀態構成挑戰。與其他任何非封閉系統相似，輿論空間一方面從外部（信息場）攝取能量，以此來維持輿論空間的存續；另一方面又持續向社會系統輸出能量，具體表現為輿論對多個領域的影響。輿論空間的有序性，直接取決于能量攝入與能量輸出之間能否達成相對秩序化的熱平衡狀態。從能量的攝入層面來看，在人類進入信息飽和社會后，由于注意力資源和時間資源的有限性，輿論空間在特定時間跨度內的能量攝入在整體上保持穩定。但在人工智能時代，輿論空間能量攝入的構成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也就是說，輿論空間的攝入能量將由“現實+虛構”共同組成。在攝入總量相對維持穩定的前提下，這將導致無序信息過載，而有意義的信息量減少，從而增加輿論空間中的不確定性，帶來輿論系統的熵增。
由此導致的一個現象是，在輸入總量保持相對穩定的前提下，人工智能信息流的輸入使得輿論生成的“種子”，即信息表現為真假混雜的復雜樣態。混合著“真實”與“虛假”的信息潮的涌入非但無法消除不確定性，反而會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隨著“文生視頻”在輿論空間中輸入量級的持續增大，輿論不僅無法“正確反映民意”，甚至無法正確反映現實世界。這就導致輿論空間“活的功能有序性”被削減，而內部的相對有序結構被破壞，由此導致能量輸出的過程中呈現出輿論熵向極值邁進的重要特征：不僅是輿論系統自身的崩潰，而且可能引發社會系統的紊亂。
當非封閉系統無法憑借自身與其他系統的能量交換維持相對熱平衡時，就需要來自外部的干預。近年來，面對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沖擊，輿論系統也試圖引入外部力量來完成有序性的再組織。例如，歐盟在2015年設立的虛假信息審查網（EUvsDisinfo）。然而，在技術代差的限制下，Sora的通用智能特性使得外部力量（媒體）對“真假混合”輿論空間的介入失效。其原因主要包括：第一，掌握“真實”是新聞媒體進行輿論引導的前提。對于新聞業而言，無論是輿論糾偏還是澄清謬誤，都需要以事實作為首要依據。但Sora模型以“億參數”為單位的持續訓練，以及對噪聲補丁、SDEdit等技術的應用，既摧毀了基于肉眼的人工審查機制，也使得現有的智能檢測技術難以完成對Sora視頻的有效檢測。第二，目前可應用的檢測技術多基于節點算力，即僅能夠使用某一技術公司有限的算力資源，導致在固定時間內的檢測量級十分有限。而“文生視頻”是分布式、持續堆積的巨量級生產，因此，以少數技術公司的節點算力對抗“全民生成”的網絡化算力顯然并不現實。第三，輿論生成、擴散速度與輿論引導速度之間存在時間差。Sora允許任何用戶使用基礎的硬件設備即時完成“智能生成”。它在一天內生成的“轟動性新聞”的總量可能超過過去幾年間深度偽造視頻的總和。而由這些能夠隨意調節信息顆粒度的“轟動性新聞”引發的輿論浪潮，也將獲得更快的擴散與更新速度。媒體在輿論引導方面的滯后問題也將被進一步放大。
作為現代社會唯一面向大眾的“真相標識物”，當新聞媒體難以再承擔輿論引導者的角色時，則意味著外部力量對輿論空間的介入失效，以及輿論空間在“自轉”過程中向混沌態（chaotic state）運動的不可逆趨勢。
同時，Sora“創造現實”的特性對人類千年以來形成的視覺中心主義形成了挑戰，將瓦解我們在離身化的慣習下通過界面追求視覺的真實感，從而影響對外部世界的可靠性感知。當我們具有常恒性的視覺經驗失效，用于感知、理解和影響現實社會的輿論“社會圖景”面臨崩潰時，本體性安全便陷入搖搖欲墜的狀況。本體性安全的消逝意味著對他人和世界信任的懸置，并以恐慌和社會焦慮的形式表現出來——人們既無法按照慣常經驗認識世界和指導行動，也無法對輿論這種“社會圖景”和一切在數字世界中流轉的信息建立信任感——人們與世界之間的連接被真實與虛假的混合中斷了。在此背景下，公眾為應對存在性焦慮而采取的自我磨鈍將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性影響。一方面，隨著輿論與社會現實的脫節，一種由自我磨鈍引發的泛虛假主義將會隨之出現，即采用“可能為假，便不為真”的態度來完成對輿論環境的判斷與體驗，并選擇將可被個體把握的個人情感與反叛心理作為替代性的應對方式，以應對虛假信息的娛樂心態來應對一切感知到的信息與輿論。輿論也將由社會公器變為僅供娛樂的“社會玩具”，進而導致輿論的無意義化和輿論功能的失效。然而，盡管輿論的意義及功能面臨瓦解，但輿論向現實世界施加的反作用力卻并未消失。一旦輿論真正體現出其作為共識載體的本質屬性，其便擁有了將超真實、囈語或神話轉變為“正確”或“真實”的功能，并以“知識”“社會圖景”或社會行動手冊為表征呈現出來，繼而對既有的社會秩序形成沖擊。
此外，以Sora為代表的“文生視頻”技術的出現，無疑將對輿論戰武器庫起到進一步的擴容作用，并進一步加大國家間的技術代差。內嵌政治偏見的數據庫生成作為“知識”的“文生視頻”內容。隨著提問者與人工智能的互動程度及頻率的提升，具有政治立場的“知識”將日益被正當化。這種內嵌意識形態而又潛移默化的知識浸染過程，對輿論安全構成了根源性的挑戰。輿論戰或將轉變為更高層次、更具危害性的認知戰，從而完成技術優勢國對別國公眾的“意志同化”， “無目的公眾”也就成為技術優勢國發動飽和式輿論戰的節點武裝。即使公眾自身無意于成為輿論戰的發起者或參與者，但公眾與Sora的任何交互及其產生的視頻內容，都有可能成為新一輪輿論戰發動的起點。更為重要的是，在Sora的沖擊下，目前以事實為核心的輿論戰應對機制存在失效的風險，未來輿論戰的技術屬性更加凸顯，技術劣勢國的輿論安全風險也將進一步突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人工智能技術背景下算法傳播的中國本土理論體系建構研究”（23&ZD21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傳媒學院）
生成式AI影響青年文化的未來走向
王卿 陳龍
隨著技術的升級迭代及應用場景的擴展，生成式AI勢必嵌入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與交往實踐中，引發青年群體文化實踐變革，賦予青年文化新的風格轉向。需要追問的是，生成式AI技術基于何種邏輯，又如何促進未來青年文化的發展？與此同時，應如何確保未來青年文化的健康發展？筆者嘗試從技術與社會文化互動視角出發探討以上問題。
生成式AI的媒介特性
青年文化在物質形式上突出表現為與前沿科技的緊密結合，原因在于前沿科技為青年帶來更具吸引力的媒介文化實踐空間和信息渠道。這與前沿科技本身的技術屬性與特征密不可分，以Sora為代表的生成式AI呈現以下媒介特性。
生成主體合體化。文生視頻生成式AI的底層邏輯是算法，具有強大的算法可供性，即為用戶提供與算法互動的條件，二者合體成為視頻的生成主體。作為一種媒介，Sora已不僅僅是人體的延伸。由此，高品質內容生產的門檻降低，專業人士與普通大眾的視頻生產邊界似乎消弭。
生成方式自動化。在人工智能技術的架構下，自動化生成是早期智能聊天機器人、新近ChatGPT和Sora的一種標配。簡單來說，Sora的自動化生成是視頻時空補丁的概率接龍。時空補丁表示視頻中局部時空區域，包含視頻幀中的空間信息（顏色、紋理、對象等）和時間信息（運動軌跡、動態變化等）。擴散模型將提示文本與時空補丁建立關聯，實現從提示文本到視頻的自動化生成，其背后是強大的算力。
生成內容仿真化。Sora生成內容包含兩個突出特點：視頻再現的事物能夠遵循物理世界規律，具有強大的逼真性；生成的內容樣態具備多機位拍攝的效果，具有強大的沉浸感。Sora從時間延長與空間延伸兩個維度構建了一個高仿真的世界，用戶以第一人稱視角浸潤其中，獲得立體化信息。
生成效果場景化。場景的四個基本要素包含空間環境、實時狀態、生活慣性和社交氛圍。Sora營造了一個接近現實的空間環境，用戶根據偶發性或慣習性需求自主生成視頻，并將其作為一種社交元素中介，實現與其他用戶的互動、交流和情感表達。這一空間環境連接內容角色與情節、用戶與內容、用戶與用戶的情感和關系紐帶，更易產生情感共鳴和認同感。
生成式AI與青年文化的互構
未來生成式AI可能整合多種媒介形態，引領社會走向“視頻化社會”。換言之，生成式AI可能將擔負社會發展的“背景”功能，將每個社會行動者編入“背景之網”。有學者指出，新媒介帶來青年亞文化的表征和意義轉向、空間轉向、訴求轉向和地位轉向。未來生成式AI可能通過三種媒介邏輯與青年文化產生互構。
一是永久接觸的社會邏輯，培育青年群體歸屬感。該邏輯是指青年人通過生成式AI保持與他人互動，處于“永不失聯”狀態，以獲得自我存在感。因此中介化溝通過程也是自我身份的建構過程。此外，社會交往的互惠性規范促使青年的線上交往具有情感功能，以便獲得群體內接受和地位，這在趣緣和粉絲群體中尤為顯著。
二是隨時隨地連接的網絡邏輯，可能導致青年群體的網絡個人主義。網絡化連接為青年提供無所不在的信息獲取和社會交往機會。去中心化的網絡結構、多樣化和碎片化的網絡信息，便于青年自由表達個性與主張，為青年的網絡個人主義插上翅膀。
三是可計算、自動化和個性化邏輯，整合青年的時間、空間、關系網絡和終端設備。以Sora為代表的生成式AI基于自動化邏輯匹配青年用戶的個性化需求，將用戶從觀看者轉變為生產者，成為一個“個人專屬”視頻媒介。青年的使用過程是將自身的時間、空間、關系網絡和終端設備整合進Sora生成的場景之中。
在特定情境下，他們就會結合自身需求與目標對“新媒介”產生“馴化”，將新媒介為我所用。
青年文化的未來走向
生成式AI的技術特性及其與青年文化的互構將共同推動青年文化發展。其中，生成式AI為個性與多元并存的未來青年文化風格提供了條件：建構了前所未有的創造與表達自我的空間，青年人可以創造符號、解構和重構文化元素，更容易形成獨特的個人風格和文化區隔；促進未來青年文化風格的跨界融合與創新，即生成式AI技術突破了不同行業中各類文本數據的邊界，便于青年人進行跨領域、跨時空的文化元素融合，形成一種全新的審美趨勢和文化樣貌；推動未來青年文化風格產生社會效應，原因在于生成式AI的場景植入和關系連接便于青年人分享和傳播自己生產的內容，在青年群體內部甚至外部產生共鳴或討論。
需要強調的是，未來青年文化風格走向何方將是多重力量角逐的結果，即并非僅涉及生成式AI與青年文化的線性互構，還與平臺（技術與價值）、市場、政府等多元行動者相互勾連，共同影響智能媒介生態下青年文化風格的走向。青年、平臺和市場等行動者的博弈為未來青年文化風格的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表現如下。
自動化和指標化的技術工具理性消解青年的文化主動性。生成式AI帶來高效機遇的同時也蘊藏著主體性喪失危機，突出表現是機器與算法對青年需求進行量化和精準匹配，消解青年群體自身的文化主動性。可觀察、可計算的技術性指標（排行榜、評論量、轉發量等）成為資本與市場的追求目標，也將作為一種強大外力影響和規訓青年文化及其風格走向。
“景觀化”再現綁架青年的文化消費。生成式AI內容不僅被精心設計與呈現，還將被賦予意義和象征。同時，平臺技術和資本將意義的生成與流變賦予“可計算性”，符合平臺價值、資本利益、市場需求的符號及意義具有優先可見性，無形之中將引導青年人的審美觀、消費觀和價值觀。
未來多方力量共建的“虛假的真實”可能誘發青年在智能文化中沉迷。未來生成式AI與日常生活的互嵌，容易讓青年對其產生路徑依賴，這將影響青年對真實世界的認知和后續行為。過度依賴虛擬空間，將產生與現實生活的疏離感和焦慮感，反過來促使青年人轉向虛擬空間尋求現實中缺失的滿足。
綜上，未來需要重視在生成式AI建構的新場域中引入人本主義價值，以人為本，真正釋放青年人的文化創造性。同時，還要預防青年被虛假需求綁架，影響未來青年文化的健康發展。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人工智能技術背景下算法傳播的中國本土理論體系建構研究”（23&ZD21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傳媒與影視學院；蘇州大學傳媒學院）
人工智能技術對新聞教育的新要求
吳雁 曾麗紅
隨著生成式AI戰略布局與行業場景的升級迭代、不斷拓展，人工智能技術日益嵌入新聞行業應用的各個場景當中，勢必引發未來傳媒界對新聞教育提出新要求。隨著以個體為基本行動主體的“微粒化社會”的來臨，生成式AI將給新聞業帶來哪些機遇與挑戰？這些機遇與挑戰對新聞教育又提出了何種新的要求？本文將從技術—組織互動視角出發探討以上問題。
以生成式AI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通過“人類增強”功能對新聞業賦能賦權。未來新聞業將充分利用AI技術突破人類信息生產的極限，一方面提升新聞工作者既有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賦予新聞工作者尚未擁有的新能力。在技術—組織層面，生成式AI打開了一個開放性的意義生成空間和關系鏈接網絡。
賦能新聞傳播業務。在數據處理層面，生成式AI可利用海量數據，為新聞工作者提供足夠豐富詳盡的數據分析。在內容生成層面，生成式AI不但可生成主題摘要、新聞報道等靜態文本性內容，還可生成視頻音頻、策劃采訪等動態創意性內容。在事實核查層面，生成式AI可以通過數據訓練后自動對信息進行事實核查，幫助新聞工作者核實信息的準確性。在算法推薦層面，生成式AI能夠洞察并契合用戶需求，做到內容的精準生產與分發。
影響新聞生產流程。在敘事演繹層面，生成式AI可以根據數據幫助記者發掘新的角度，生成意涵豐富、形式交互的多模態敘事，并將新聞引入非線性敘事流程，使得新聞朝著多樣化和動態的敘事結構演化，推動視覺化新聞和沉浸式新聞的浪潮。在用戶交流層面，生成式AI可以與用戶實時對話、回答查詢并提供個性化的新聞更新以及收集反饋信息。通過AI沉浸式體驗和基于用戶注意的算法推薦，最終完成以新聞需求為導向的高效觸達。在場景應用層面，生成式AI可為新聞用戶提供分布式鏈接與對話式協作的應用場景，形成彼此互惠互利的需求點，實現新聞內容的精確化定制，滿足用戶的認知升維、關系賦權與公共參與等信息需求。
變革新聞工作形態。在新聞行業內部，未來以內容標注師和提示工程師為代表的AI內容生產者會大量涌現。他們將進一步提升“微粒化”的行動主體在新聞生產、新聞傳播、新聞消費與新聞管理等多個環節的權力，也將提升以AI多模態內容生產為代表的創新性媒體的智能化水平。在創新性內容智能涌現的過程中，生產權力、傳播權力、審核權力將進一步下沉，進而推動新聞生產全鏈條智能化水平的提高。
生成式AI給新聞業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并存，生成式AI一旦獲得新聞場域的“入場券”，未來新聞業將成為一個復雜巨系統，在多重與多維的復雜因素的交織影響下“協同—共生—演進”。
在新聞生產環節，生成式AI的濫用會導致“實踐感”與新聞“靈韻感”的缺失。過度依賴生成式AI，很容易降低記者深入報道一線的意識，專業“實踐感”的缺失就會導致新聞“空心化”。盡管生成式AI可以便捷地將文本報道迅速轉化為多模態類型，但轉譯期間會發生各種信息損耗和意義延宕，這些都將影響到人們對復雜新聞的理解、對多元信息的研判以及對完整世界的感知。生成式AI模態轉換的自動化過程還將大大損耗原初文本的復雜性意涵和上下文元素，這些都將導致原創性稟賦、先鋒性風格與新聞“靈韻感”的缺失。
在新聞傳播環節，生成式AI自攜的系統性偏見與價值觀謬誤或將誤導新聞用戶的思考認知。當下的機器訓練模型尚存在一些缺陷，作為一種數據驅動和機器飼養的知識媒介，生成式AI或將與生俱來地攜帶一些系統性偏見、價值觀謬誤、刻板性印象以及虛假性信息等。這些真偽莫辨的混合生成性知識一旦進入用戶的思考認知框架，極有可能誤導用戶的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甚而攪亂公序良俗，引發輿論場域的山崩海嘯。
在新聞倫理環節，生成式AI公然挑戰了新聞業傳統的生產者主體身份觀念。大語言模型驅動的生成式AI正在改變其技術工具的屬性，迭代成為新型平臺，或將驅動新聞業的關系重構（人機共生）與結構重組（虛實交互）。這種功能演變將孵化催生出新聞業由內而外的自適應性變遷，人類生產的內容和智能生成的內容之間的界限變得愈加模糊，并進一步引發人們對新聞業透明度和問責制的焦灼與疑慮。
在深度媒介化的時代，生成式AI作為一種“居間”的媒介基礎設施，將帶來新的社會型構，必然會給未來的新聞教育提出新要求。這主要體現在三種教學理念的強化上。
強化技術驅動理念，將智能技術融入新聞學科課程建設方陣中。在培育新聞人才的過程中，更好地運用乃至開發“機器人寫作”“機器內容識別”“機器深度學習”等技術驅動類課程，進一步提高未來新聞傳播學學子的數據素養、算法素養、機器素養和數字媒介素養。例如，與生成式AI平臺共建智能人才產學研培養基地，通過在大屏幕上開展智能教學實踐演示和實戰訓練，培育未來的AI內容標識師和提示分析工程師。
突出新聞學原理中的事實核查價值，擴充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新聞倫理學內涵。例如，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研究員周睿鳴開設的作為媒介體制韌性要素的事實核查課程，成為教學范本，能夠有力對抗生成式AI的虛假信息。再如，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設的“核真錄”實踐課程，因對社會議題的強烈關注而獲得廣泛的共情和共鳴，在新聞教育領域取得了不俗的社會影響。
拓展媒介技術的知識體系，開辟認知心理學等跨學科交叉類課程。當下生成式AI對新聞工作者主體性地位的侵蝕和沖擊，進入新的臨界點。未來，我們將如何面對“人機融合”或“人機共生”的智能主體？在人工智能時代，人類將如何從容施展“人”之主體性？進而言之，在生成式AI的來勢洶涌下，新聞工作者如何發揮自身的主體性與能動性？顯然，未來新聞人才的培養方案亟須增設幫助人類認識自身的心理學課程。同時，強化智能媒介倫理與智能平臺治理等相關教學課程的權重，以教育制度的彈性與韌性抵御應對技術殖民的非理性。
綜上，鑒于生成式AI為新聞業的發展帶來新的可能性與不確定性，未來亟須在新聞教育體系中，協同引入技術理性、專業理性和人文理性。通過人類主體和智能主體互為鏡像并雙向奔赴的“主體性改造”，最終抵達技術向善，釋放人的創意性、創造性與美好心靈，為新聞業培根鑄魂。
（本文系廣東省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項目“基于場景理論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戶外大屏幕研究”（2019GXJK05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廣東財經大學網絡傳播學院；廣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面向智能化的新聞人才培養
陳小燕
傳統的新聞人才培養模式在媒介技術工具應用能力、數據分析能力以及智媒傳播理論等方面相對薄弱。過去的傳媒教育較少涵蓋人工智能、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領域知識，導致新聞人才在運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存在不足。在傳媒領域，“人類+AIGC”式內容生產開始出現。因此，高等院校要培養在智能化內容生產的各個環節具備批判性思維的“數據素養”的卓越新聞人才，在培養模式中重視人機交互。
智能化人機交互催生傳媒業內容生產變革。人機交互已經從基于界面的交互轉向信息甚至情感的交互。“用戶提問—大模型回答”的交互方式以及“人機對話新聞”的新聞生產模式影響傳媒業的走向。
第一，人工智能對傳媒業的沖擊源于機器成為傳播主體。從媒介技術演化史來看，機器從對空言說的客體，發展成為信息交流過程中的傳播主體，這與信息傳播技術的智能化相關。具體而言，機器在模擬人類的理解力方面不斷提升，無論是在視覺還是聽覺領域，它在不斷延伸人的感官，成為人類獲取信息和交流的有力助手。一種觀點認為，機器越智能，人類對機器產生的依賴越甚。縱觀媒介技術的演進史，新媒介比傳統媒介在人機交流方面呈現出更強的交互性，交互性是區分新舊媒介的關鍵詞，是劃分模擬時代和數字時代的重要指標。早期的學者麥克盧漢在20世紀60年代認為電子技術推動了交互性的發展，在用戶參與度方面，電子媒介比報紙和書籍具備更強的交互性，更容易獲得用戶反饋。列夫·曼諾維奇2001年在思考新媒介如何與舊媒介決裂這個問題時，說新媒介通過提高交互性超越了之前的身體和社會限制，交互性將我們從地域和身體空間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尼格爾·斯瑞福特2005年進一步聲稱“機器變得越來越‘智能’，這帶給用戶新的自由”。與之類似，另一位媒介學者戴維·比爾在2008年指出“交互性提高了我們的工作和業余生活”，及至2022年，面對AIGC的沖擊時，他提出了警告，“現代社會許多重要的過程都在機器與機器之間發生，無需人類的直接參與，自動化正在改變世界”。交互性概念有助于我們對人與機器之間、機器與機器之間交流機制的理解。學者們從最初認可交互性在提高用戶體驗方面的重要性，演變至對其在自動化控制方面的擔憂。特別是生成式AI的快速發展，對媒體行業造成的影響成為一個熱點議題。
第二，生成式AI技術促使傳媒行業的內容生成方式發生變革。首先，從生成主體來看，經歷了從專業生成內容（PGC）轉變到用戶生成內容（UGC），再演進到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PGC強調作品的專業品質，UGC在內容多樣性和豐富性方面具有優勢，但質量參差不齊，而AIGC在自動化和效率方面優勢明顯。AIGC技術擴大了智能化內容生產的范圍，從過去專業機構的生產者發展為任何人的生產者，內容生產從少數人擁有逐漸變為全民生產。其次，從創作流程來看， 經歷了從直接內容創作到根據提示詞互動式創作的演化。傳統的內容創作流程涉及主題選定、文本撰寫、編輯排版、內容發布等多個環節，這需要內容創作者投入不少精力。與過去直接內容創作相比，用戶輸入提示詞與人工智能程序進行問答式的內容生產更加便捷。基于搜索引擎的人工智能程序擁有強大的信息整合能力，節省了時間成本。在新聞編寫、視頻制作、圖片生成等方面，生成式AI的生產效率和創作新穎性都表現不俗。最后，從交互反饋來看，技術的進步激發了數字媒體的個性化發展，人工智能能夠根據用戶的偏好提供定制化的內容。
人工智能的自動化生產導致就業結構的改變。生成式AI降低了內容創造的門檻，使得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個人也能夠依靠智能軟件生成文本、小說、視頻、音樂等內容。一些依賴人力的內容生產崗位將由AI取代，同時也創造出新的工作機會，這對新聞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
面向智能化的新聞人才培養應立足“交互學習”。傳媒人才培養和中國媒介的智能化進程關系緊密，彼此呼應，智能化技術在當代傳媒內容制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不過，相較于傳媒技術的迭代速度，傳媒教育在很多時候滯后于傳媒技術的發展。這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須緊跟時代步伐，充分認知人工智能的理論和原理，培養學生的數據批判性思維能力。
第一，“學會學習（元學習）”是首要條件。元學習是對知識學習的超越，元學習不僅涉及具體知識內容的學習，更涉及學習過程本身，可被看作“學會學習”的能力。傳媒教育的元學習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已有知識體系的超越。有學者指出，人工智能只是一種技術，對內容產業的革新有驅動作用，智能時代傳媒教育的重點仍然是培養傳媒學子的內容生產能力。按照卓越新聞人才的目標要求，學生們除了需要掌握與內容生產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比如新聞采寫與編輯、傳媒經營與管理、傳播法律法規等基礎知識外，還需要學習新媒介技術的各項知識，以滿足智能媒體環境對全媒體人才的現實需求。二是對學習過程的調節。隨著數據和算力的持續加速，生成式AI的邏輯性和創造力正在趕超人類，其強大的數據檢索能力和文本生成能力日漸成為學習者的利器。與以往單一的被動學習方式不同，智媒時代的學習者多采取互動的方式獲取知識，通過與他人或智能體進行交流，比如運用提示詞進行提問。在這一過程中，用戶的問題和在線反饋會幫助機器人更好地響應。對于預設好的大型模型邏輯，算法在實時反饋方面非常迅速，而人類通過向AI輸入數據進一步強化了人機互動的效果。通過識別哪些操作能產出積極效果，算法得以鼓勵并復制這些正向的提問行為。
第二，“數據素養”是傳媒教育人才培養環節中的關鍵要素。所謂傳媒業數據素養是指在媒介內容創作和分發過程中，個體對數據的理解、應用和分析的能力。生成式AI的高效率和低成本使得標準化內容的生產可能趨于飽和，也將帶來信息過載的負面影響。未來的傳媒從業者若要創作出可信賴的、有深度的傳媒作品，則需具備對數據中的謬誤和偏見信息進行辨析的能力。因此，新聞從業者在內容生產的多個環節都必須重視數據素養。在新聞采集階段，新聞從業者必須能夠識別可靠的數據來源，并具備通過采訪、問卷調查、社交媒體等方式搜集原始數據的能力。在事實核查階段，要求記者能夠鑒別和篩選數據來源，進行多維度的數據比對。數據批判性思維能力是未來傳媒工作者不可或缺的職業素養，它可以幫助學生培養獨立思考的習慣，從而形成理性的批判能力。
傳媒行業在智能技術和內容生產方式上的變革，呼喚著學界在培養新聞人才方面必須與時俱進。高校應充分理解生成式AI帶來的內容生產方式轉型，重視人機交互。教育工作者需要對智能體的效率和算力保持開放態度，同時對大模型的自動化處理保持理性的批判，以此來培育未來傳媒領域的新聞人才。
（本文系江蘇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內容把關的平臺化轉變與自媒體輿論體系構建研究”（23XWB00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科技大學文學院、蘇州大學傳媒學院）
智能素養：傳媒學人的新質生產力
王靜
大語言模型進化速度一日千里，生成式AI發展沿著媒介技術成熟度的曲線演化，有望成為傳媒業高質量發展的“新質生產力”：機器智能有望成為協同人類完成生產知識的“超級智能”與“行動者”。“智能素養”便是因應生產力智能化變革衍生而出的新概念，是對人工智能時代勞動力的創造思維方式與工作技能的全新要求，是人機協作生產要素創新的重要支撐。
智能素養的三個維度。“智能素養”概念受到大眾關注始于2020年，國內外學者對于智能素養的研究雖然各有不同，但究其意涵則主要圍繞著智能時代個體發展所具備的思維與技能的特殊要求而展開。本文則從傳媒業創新發展的訴求，重點考察作為知識生產與再分配的傳媒業者如何應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挑戰，如何習得并不斷貯備智能化生存與發展的智能素養。正如彭蘭教授在《智能素養：智能傳播時代媒介素養的升級方向》中提出的那樣：“面對著全新的人機關系，傳媒人應具備全面的專業能力與相適配的智能素養，即利用人機協同的方式，完成內容創意生成與智能傳播能力，這也是傳統媒體時代媒介素養的迭代方向。”基于這一產業背景，筆者嘗試將傳媒人智能素養的貯備分成三個維度：技術素養、創作者素養、人機協同素養。
技術素養，是人機實現協作共生、高度耦合的技術能力。如前文所指，“人”在傳媒業的主體角色正在發生改變，生成式AI技術在廣義信息生產層面的介入，使得人和人工不再是內容創意、生產的唯一來源，人與機器的協同效力日益凸顯。因此，智能素養貯備的基礎維度是技術素養。技術素養具體可以拆分為持續使用智能工具的能力和理解智能工作運作邏輯的能力，其核心目標是人能夠熟練掌握智能應用工具的底層素養，并在此基礎上釋放創意與想象力。
創作者素養，具體包括版權意識、智能倫理以及創造性能力的培養三個層面。第一，人機協作生產的內容在傳播鏈路中勢必伴隨版權爭議和糾紛，尤其在技術的使用邊界尚未明確時，“有意而為之”的抄襲現象也將層出不窮。因此，今天的創作者除了要會利用技術進行生成創作，更應當了解如何在版權邊界模糊的當下保護個人內容、辨別使用素材的合理性，加強版權意識。版權意識對于內容創作與傳播者而言，愈發成為不可或缺的素養所在。第二，生成式AI“認知價值”正確的前提是創作者理智、德性的滿足。機器學習的語料庫一般來源于真實世界，蘊含著一定的價值選擇，生成式AI可能會繼承和擴散訓練數據中存在的偏見，或放大仇恨言論和虛假陳述。作為生成式AI的使用者與訓練者，傳媒人理應樹立正確的倫理道德理念，以正確價值觀訓練生成式AI模型。第三，在與機器的協作中保有人的創造性并不斷再創作。人要能夠持續思考，熟練使用機器而不被反向馴化，保留“人”的靈韻與想象力。充分發揮人的再創造能力，也是智能傳播時代傳媒人智能素養的應有之義。
人機協同素養，該素養能力是為了探究并實現人類想象力與機器創造力之間的平衡，核心目標是在創作中讓人與機器的協同達到“1+1>2”的效果，抵抗機器削弱人的能力的風險。人機協同素養的核心能力是對機器的培育能力，旨在能夠讓機器在人的訓練下，正確理解人的意圖并完成內容生產的過程。在生成式AI領域流行著“腦機比”的說法，即人類行為中可以且愿意與機器智能協作的比例。在當下人機協作的過程中，人的主觀性應占主導，人的主觀意愿對機器智能的態度將決定未來的社會分工。如傳媒業的內容生成可以由機器來完成，但創意則要由人來產出并執行，“如何做好創意”是當下傳媒人應當努力與思考的能力培養方向。
智能素養形成的路徑與思考。傳媒人的智能素養不再是技能上的“錦上添花”，而是完成低級生產力向高級創造力轉化的重要能力，是貯備傳媒人專業能力與智能化生存的抓手與路徑。具體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多維度貯備智能素養。即從技術素養、創作者素養與人機協同素養三個維度協同貯備，利用多元化的手段實現創作者智能思維與專業能力的整合。首先，在技術素養的貯備上，傳媒業者應運用好數字媒體，多方位獲得信息源（包括新軟件、技術教程），快速上手新技術，勤于練習和融匯貫通，以響應習近平總書記“加快信息化服務普及，縮小數字鴻溝”的號召。其次，創作者的素養要求則更為全面，習得并貯備的過程也更為復雜。如版權素養與智能倫理素養的貯備需要傳媒人持續學習相關法律法規，懂得辨別智能生成的內容是否含有隱晦的價值偏見，及時糾正，防止其繼續學習與擴散。從目前全球的實踐探索來看，人工智能的治理正在走向法律、倫理、技術協作互動的實踐，作為技術使用者的人在技術倫理規范的環節至關重要。傳媒人應在技術的源頭樹立正確的道德倫理，讓生成式AI模型始終在正確價值觀念的引領下迭代學習。最后，當機器可以替代日常繁瑣機械的工作時，傳媒人便可以專注于提升創意的洞察力、創造力、創新力——機器無法取代的部分。創作者的創意理解與想象力素養是極具個人特色的藝術表達，是包括技術、機器及內容生產在內的一切生產創作的不竭源泉。
全鏈路貯備智能素養。即高校與產業形成前后鏈關系，前者為素養貯備提供資源性支撐，后者則提供技術賦能與保障。
高校新文科人才培養是素養貯備的主體基礎。智能素養不僅是新聞傳播從業者的能力要求，也是全民、全社會數字素養與技能范式轉換的必然指向。人才產品培養的智能化導向倒逼高校盡快推進新文科人才培養創新，從課堂設置到實踐考核，真正服務于切實提高全民、全社會的數字素養和技能的目標，為“準傳媒人”的智能科技、法規倫理、社會人文等基本素養的貯備提供資源性、基礎性支撐。
智能產業與生成內容應用成為素養貯備的技術保障。隨著生成算法、訓練模型、算力等 AI 核心技術的融合突破，AI 技術自動生成內容的應用在近兩年迎來了爆發式發展。2023年，OpenAI 發布 ChatGPT-4，國內大型科技公司也相繼推出生成式 AI 機器人應用程序，如文心一言、訊飛星火等。2024年，智能生成視頻應用Sora的推出，引發世人的普遍關注。
從表層來看，內容創作已進入多模態創作領域，借助人工智能的輔助，人力可進入文字、圖片及視頻類的創作，傳播權力的下沉開啟了普通大眾從事個性化內容創作的新通道。然而，可以預期，傳媒產業在經歷過早期的“技術開放紅利”發展模式后，必然會受到先進技術應用帶來的生產效率和權力的再集中化，傳媒人曾主導的專業主權將逐步移交給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智能技術，如大語言模型以及自然語言處理、神經網絡技術等。
因此，傳媒人的智能素養貯備不應局限于“人機協同”的生產、創造層面，還應主動應對技術迭代主導下的產業邏輯變革，更要正視技術的福祉與風險，制定并遵循全新的數字文明規范。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元宇宙營銷：從技術賦能到價值生成研究”（23FXWB01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