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文學經典 寫好鄉村人物

　日期：2024-05-24   來源：深圳特區報

　　■ 孟繁華

　　“新山鄉巨變”寫作計劃，是中國作協一個具有戰略性意義的寫作計劃，它是脫貧攻堅寫作潮流的延續和提升。客觀地說，在這個寫作計劃指導下，確實出現了一批重要的、受到讀者歡迎甚至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是，實事求是地說，“新山鄉巨變”主題寫作的總體情況并不能令人滿意，還有很多需要提高和總結的方面。因為時間關系，我今天只討論一個問題，就是當下主題創作的人物問題。

　　“人物”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核心命題之一，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的信認為，“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了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在這里，恩格斯是將“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來表述的，并形成了他對現實主義理解的核心內容之一；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工作者創造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這些來自革命導師關于人物的論述，至今仍然具有真理性。在這方面，最早受到肯定的是趙樹理。1947年夏天，專門召開了趙樹理創作座談會，陳荒煤作了《向趙樹理方向邁進》的講話，盛贊他的作品可以作為衡量邊區創作的一個標尺，由此正式確立了“趙樹理方向”。周揚后來也評價說：中國作家中真正熟悉農民、熟悉農村的，沒有一個能超過趙樹理。對趙樹理的評價，到50年代后期再次被提出來。這次批評的緣起主要是短篇小說《鍛煉鍛煉》的發表。對趙樹理評價的變化和反復，事實上是文學觀念的改變。這個觀念主要是塑造什么樣“人物”的問題。

　　1956年至1959年，周立波先后寫出了反映農業合作化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及其《續編》。《山鄉巨變》取得了重要的藝術成就。這不僅表現在小說塑造了幾個生動、鮮活的農民形象，同時對山鄉風俗風情淡遠、清幽的描繪，也顯示了周立波所接受的文學傳統、審美趣味和屬于個人的獨特的文學修養。小說中的人物最見光彩的是盛佑亭，這個被稱為“亭面糊”的出身貧苦的農民，是一個典型的鄉村小生產者的形象。這一形象是中國農村最普遍、最具典型意義的形象。當時的評論說：作者用在亭面糊身上的筆墨，幾乎處處都是‘傳神’之筆，把這個人物化為有血有肉的人物，聲態并作，躍然紙上，真顯出藝術上錘煉刻畫的工夫。“亭面糊”的性格有積極的一面，但也有很多缺點，這正是這一類帶點老油條的味兒而又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老農民的特征。作者對他的缺點是有所批判的，可是在批判中又不無愛撫之情，滿腔熱情地來鼓勵他每一點微小的進步，保護他每一點微小的積極性，只有對農民充滿著真摯和親切的感情的作者，才能這樣著筆。

　　這樣的人物后來被概括為 “中間人物”。其核心內容是邵荃麟在“大連會議”上提出的，他認為創作要題材多樣化，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也應該多樣化，即在描寫英雄人物的同時，也應重視對中間人物的描寫。“強調描寫英雄人物是應該的，但兩頭小，中間大；中間人物是大多數，而反映中間狀態人物的作品比較少。”這個看法得到了茅盾、周揚等人的支持。根據邵荃麟對趙樹理、柳青、周立波等作家作品的分析，我們可以認為，邵荃麟的“中間人物”是指人群中處于“先進”和“落后”之間的大多數“中間狀態”的群體，這個群體就是普通民眾，這是生活中的常態。因此，這個文學概念是從生活和文學作品中提煉和概括出來的，它和政治不能說沒有關系，但它肯定不是一個政治概念。

　　“中間人物”是中國當代文學提出的極其有限的帶有原創性、有中國特色、中國經驗的文學概念。對這個概念雖然經過了大規模的批判和后來大規模的正名，但是，對這個概念存在的問題以及對后來當代中國文學發展價值的研究，仍然是非常不夠的。我們發現，無論當年的批判還是后來的平反正名，都沒有超出政治的范疇。一方面，這說明“中間人物”確實是有其政治性，這是那個時期我們的歷史語境決定的，離開了政治我們幾乎就無以言說；一方面，無論批判者還是平反者，都沒有超出當年的思路和理論視野。時至今日，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上，我們可能會看出一些當年沒有看到的問題。

　　“中間人物”最典型的《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山鄉巨變》中的“亭面糊”和《艷陽天》中的“彎彎繞”以及趙樹理和“山藥蛋派”作家筆下的“吃不飽”、“小腿疼”、賴大嫂等。“亭面糊”和“彎彎繞”具有喜劇色彩，但他們表面的幽默，本質上是悲劇性的。他們有天然地喜歡熱鬧，先天地具有滑稽的一面。但是如果將他們納入到時代的場域，他們是爭取的對象，是不被信任的階層。這一身份決定了他們夾縫中的生存狀態；而最具典型意義的是梁三老漢。梁三老漢是一個地道的莊稼人，他對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的猶豫不決，是人物性格或者說是農民性決定的。他和其他的“中間人物”并不在一個范疇和類型里。這說明“中間人物”是一個混雜的概念，它準確的內涵并不確定。

　　毫不夸張地說，趙樹理、周立波、柳青三大作家是當代中國書寫農村題材的頂流，在農村題材的范疇內，至今仍然沒有超越他們的作品出現。不然，就不能理解中國作協組織的重大活動稱為“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可以說，趙樹理、周立波、柳青三大作家與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關系，創造的人物的生動性、生活化等，仍然是當代中國農村題材中最優秀的。究其原因，他們除了創造了王金生、鄧秀梅、梁生寶等表達社會主義道路和價值觀的人物之外，更在于他們塑造了諸如馬多壽、“吃不飽”、“小腿疼”、“亭面糊”、梁三老漢等具有鮮明中國鄉土性的文學人物。這些人物使小說內容變得豐富、復雜，人物更加多樣，氣氛更加活躍，更有生活氣息和氛圍。這樣的文學人物在當下的鄉土文學中已不多見。我可能只在關仁山的《白洋淀上》的“腰里硬”，歐陽黔森《莫道君行早》的麻青蒿，看到了“中間人物”的傳人。更生動的可能是鄉村喜劇電視連續劇《鄉村愛情》中的人物。《鄉村愛情》中，最主要的戲份都來自年輕人，包括謝永強、王小蒙還有香秀和劉英等，但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是劉能、謝廣坤、趙四這樣的“配角”。這樣的人物是典型的“中間人物”譜系中的人物。這個現象告知我們，這種類型的人物在今天不是銷聲匿跡而是仍然存在，他們存在于熟悉當下鄉村生活作家的筆下。小說中沒有再出現這類人物，恰恰說明我們的作家對當下鄉村生活的生疏和隔膜。

　　任何面對歷史問題的檢討，除了重新省察歷史糾正通說之外，現實的考慮是這一行為的最緊要處。在這個意義上，一切被關注的歷史都與現實有關。我之所以重新思考“中間人物”的問題，更著眼的是當下“新山鄉巨變”的主題創作，這是五、六十年代農村題材創作的延續和發展。透過歷史的余光我們發現，這個領域開始變得更加純粹，更加“主題化”。作家更加自覺地追隨了王金生、鄧秀梅、梁生寶、蕭長春等人的步履，多年來絡繹不絕。這一方面表達了過去創作的這些文學典型仍然有巨大的魅力；一方面“政治正確”的考量是這一選擇重要原因。作家們不僅紛紛站在了梁生寶一邊，爭先恐后地塑造梁生寶式的人物，（遺憾的是至今也沒有創造出一個像梁生寶那樣有影響的文學人物），不僅不再對梁三老漢、“亭面糊”“彎彎繞”這樣的人物有興趣，而是徹底放棄了他們。這是我們的鄉土文學文學性不斷式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主題寫作人物越來越單一的重要原因。

　　當下的“主題創作”是時代文學的一部分，它們緊跟時代步伐，書寫一個時代的偉大變化，其精神是必須肯定的。但是，我不能不說，由于這些小說將筆墨過于集中在這些“新時代的梁生寶”身上，而沒有顧及更多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文學性上終還是“勢單力薄”而缺少文學的豐富性。只有“主題”而缺少創造，從而流于僅僅是配合了時代對文學的呼喚。我們應該從這種創作傾向中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也應該從我們的“文學遺產”中汲取營養和精華，從而提升我們時代文學的質量，創作出超越社會主義初期同類題材的作品。

　　（作者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現任沈陽師大特聘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顧問，曾獲魯迅文學獎、劉熙載文學評論獎、丁玲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