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視角下的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

　日期：2024-10-0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本報記者 武雪彬 通訊員 張超

　　第五屆中國近代經濟史研討會近日在廣州舉行。與會學者圍繞“近代中國經濟再發現：新方法、新材料與新問題”的會議主題，就財政稅收與貨幣金融、商人企業與商業組織、行業與產業史、區域經濟與市場經濟、量化經濟史等議題展開研討。

　　探索新視角與理論方法。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安東強認為，經濟史研究是歷史研究中最有可能在理論和方法上取得創新的一個關鍵學術領域。通過梳理近代中國經濟的發展脈絡，建構中國經濟史的話語體系，對探索中國經濟發展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經濟史研究需要開拓新的研究視角與理論方法。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濱下武志通過研究舊海關《通令》資料，觀察總稅務司赫德的海關構想，認為海關資料具有綜合性，能夠揭示三種歷史循環：自然氣象循環、社會經濟循環、生活文化循環。將這三大循環結合起來，有助于開展“海洋世界史”研究。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馬陵合認為，近代中國鐵路史研究應運用技術轉移的基本理論，以鐵路技術引進、吸收為主線，以本土技術力量成長為視角，結合國際背景、經濟環境、鐵路管理運營、鐵路技術人才培養等因素，考察政府主導下的鐵路技術自主化演進軌跡。

　　聚焦財政稅收與貨幣金融。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倪玉平以吳棠任四川總督期間為例，從餉銀外撥的角度分析省級財政的實際運作，試圖對晚清時期的社會有更深入的理解。西南交通大學教授付志宇回顧了過分利得稅的歷史變遷，論述其制度設計及改革調整，結合特定的歷史背景分析其施行效果及局限性，并運用經濟理論分析其性質，為當前的財稅體制改革提供啟示。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教授任智勇利用兩岸內閣大庫檔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鈔檔及其他相關文獻，描繪了晚清時期江海關稅額與支出的演變圖景。

　　金融貨幣在加強各地經濟聯系、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志偉以鴉片戰爭前白銀外流問題為切入點，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學術議題：白銀既是國際貿易的貨幣，也是中國王朝財政運作的貨幣，同時，本國市場分為上層社會的消費市場和下層社會的交換市場。在這一復雜的四者關系中，白銀如何流通，貿易如何平衡？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黃國信從經濟意識形態與數量統計兩個維度考察了清代市場的特點。他認為，鴉片戰爭前夕，清代市場的主流驅動力已不再是貢賦，而是民眾對物質利益的追求，表明清代市場總體上已具有市場經濟色彩。

　　史料是經濟史研究的基礎，必須重視新史料的發掘與整理，注重中外資料的多重運用，廣泛利用未刊資料與外文檔案。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湯開建介紹了在英國利茲大學布勞瑟頓圖書館新發現的一份乾隆四十一年檔案，認為這份長篇檔案填補了清代中法廣州貿易研究中中文檔案記錄的空白，對清代中法貿易及歐洲各國來華貿易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袁為鵬利用徽州歙縣的《舌耕錄》、劉伯山整理的徽州文書及其他檔案資料，對晚清徽州地區農村教育進行了詳細考察，并首次對清末徽州地區鄉村學生的受教育年限進行了系統統計。

　　在商人與商業組織方面，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朱蔭貴認為，近代中國的銀行是發展最快、影響最為深遠的金融機構之一。銀行業在短時間內能夠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經濟中的重要力量，得益于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如銀行公會和銀行周報等。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教授水海剛提出，陳嘉庚的投資與經營活動不僅反映了其在教育救國之外的實踐思考，也代表了近代海外華僑投資中國、參與現代化建設的歷程。

　　在行業與產業史方面，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魏文享表示，會計師在謀生的同時，也推動了近代中國財務信用體系的構建，促進了傳統信用體系向現代契約化財務信用體系的轉型。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趙國壯通過研究桑蠶、蠟蟲等經濟昆蟲，分析了蟲業經濟在戰時資源動員中的貢獻，并總結了行業發展模式，豐富了抗日戰爭史的研究。

　　量化歷史是一種利用數據分析歷史的研究方法。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彭凱翔通過卜凱調查數據，考察了1931年江淮水災對農村借貸的影響，認為災后借貸多集中在擁有較多耕地的農戶，且災害并未顯著惡化借貸條件，未形成“債務陷阱”。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授徐毅提出，構建近代工業企業的動態數據有助于深入理解1949年之前中國近代工業化的獨特性，也有助于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解。

　　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與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