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文化傳統中建構“有根”的詩學

　　在中華文化立場中建構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是推動和展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學術話語的內在要求。問題的關鍵在于，究竟如何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構當下具有“中國氣派”的學術話語體系？近期出版的八卷本《林繼中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給學界提供了一條可資借鑒的探索道路。

　　作為“杜詩學”大師蕭滌非的高足，林繼中既繼承了杜詩研究的學術傳統，又在文學史與文藝理論等研究領域有所突破和創新。此次出版的八卷本文集，共收入著作12種，計378萬字，涵蓋杜詩、唐詩、文學史、古代文論、文化詩學等多個領域，清晰體現了一條由“文獻”到“文學史”再到“文藝理論”的演進線索。從文獻考據整理到文學史方法論突破、從西學新潮參照到傳統詩學文論激活、從微觀文本研究到宏觀理論建構，文集不僅展現了林繼中深厚的學術積淀和敏銳的學術視角，還始終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詩意土壤中，進而呈現出民族文化與詩學的中國特色。

　　辨章學術 考鏡源流 

　　林繼中學術研究起步于王維和杜甫詩歌，尤其是由蕭滌非指導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充分彰顯了林繼中“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理想。因杜甫被后世尊為“詩圣”，以致注家蜂起，宋代更有“千家注杜”之說，這其中尤以趙次公為代表。遺憾的是，趙注本早已散佚。林繼中的學術研究工作，正是要在數十種杜詩中搜輯證偽，并與趙注殘存本精心校訂、合為全璧，最終還原學術史之真貌。這種基于版本考證基礎上的文獻學研究，絕非一般的文字?？保菍糯膶W與文獻史料爛熟基礎上的學術辨識，對義理、考據、辭章等“舊學”功底要求甚高。對此，林繼中不僅善于從微觀文獻史料考據入手，精研文獻、窮本溯源、發現問題，又能從宏觀思想中整體把握對象，并在義理探求中駁正疏誤、解決問題。這種基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基礎上微觀文獻與宏觀思想的結合、舊學與新識的學術貫通，最終使得這部著作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出版后贏得學界普遍贊譽。

　　文學史方法論突破 

　　林繼中以杜詩研究蜚聲海內外，然其文學史研究同樣因方法論創新和突破獨具學術特色，收入文集中的《文化建構文學史綱》和《文學史新視野》便是代表。眾所周知，過去的文學史寫作，在體例、內容、觀點上都有一套“固定”的模式，盡管20世紀80年代文學史教材在方法論上有一定突破，但“時代背景+作家+作品”的“框架模式”仍難以超越。與主流文學史寫作不同，林繼中的文學史書寫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方法論上對“固定模式”的超越和突破。如書中以“中唐”為界劃分魏晉至北宋文學發展，又將作家作品及文人心態置于士族文化與庶族文化消長糾纏、雅文化與俗文化的交替流變之中，再如“詩性思維”與語言情志、文學史的“山谷模式”等，均有著異常自覺且清醒的方法論意識。這種“文化”建構“文學史”的筆墨風格，讀來令人耳目一新。文學的媒介是語言，而語言在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看來就是一種社會文化。因此，從文化視野燭照文學史，就好比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將作家、作品、讀者與世界重新放置在一個動態流動的“文學場域”中。正是這種動態的流動性結構，使得文學史中的人物、作品、事件、流派及其風格并非孤立單一而變得立體多元，其文本符號的審美意蘊與哲學意味也無限敞開?？梢哉f，這種以文化觸摸并“重寫文學史”的方法論意識和突破，在80年代中后期是敏銳而超前的。

　　文化與詩學的“雙向建構” 

　　除學術研究中強烈且自覺的方法論意識外，林繼中還有著對當下文學與文論研究的現實關懷，而“文化詩學”范式便是這種情懷在中國古代文論領域的延伸實踐。受師承影響，林繼中極為推崇錢鍾書和聞一多，而無論是錢鍾書《管錐編》《談藝錄》，還是聞一多《匡齋尺牘》等，均主張“中西結合”與跨學科打通融合。因此，他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特色恰恰在于“鏡鑒西方”并以此“激活傳統”，其倡導的“文化詩學”實踐方法也正是要在“內外”“中西”“古今”這一“雙向建構”中融貫中西、會通古今，最終激發傳統文化與詩學的通變。在《激活傳統：尋求中國古代文論的生長點》及《文本內外：文化詩學實驗報告》等書中，他秉持立足本土、吸收外來的學術態度，廣泛汲取形式主義美學家克萊夫·貝爾、符號學哲學家蘇珊·朗格、結構主義哲學家皮亞杰等西方學者的新方法、新思潮，并以此作為理論參照，從藝術形式、情感結構、直覺生命、表現形式等去探討中國古代文人的“生存焦慮”及詩人詩作隱藏在語言符號結構背后的生命情志和人格心態。盡管他的研究對象是古典詩學文論，但因方法論的中西互文與比較，使其對古典詩學與文論，尤其是“杜詩”的文本學、語言學、文體學、文化學乃至道德倫理學解讀，均在廣闊的文化詩學視野燭照中別開生面、獨具匠心。

　　林繼中的學術研究對當下文論話語體系建設同樣有著重要的啟發借鑒意義。當代中國文論話語深受西方后現代主義解構思潮的滲透影響。近年來，在泛政治哲學的轉向中，仍有與西方話語亦步亦趨之嫌，不僅在學術話語依附中浮游，還在削足適履中愈來愈遠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土壤。以林繼中為代表的長期躬耕于古典詩學文論的老一代學者，其文論研究最大的不同與特色則在于——它是一種“有根”的文論、“有根”的詩學，因為它深深扎根在“杜詩學”基礎上，扎根在中華民族傳統文獻、文學及其作家作品的廣袤深厚土壤之中。正因其“有根”，才使其學術話語在當下語境中彰顯出彌足珍貴的中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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