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理論之爭

　　經濟如何實現增長是一個既古老又嶄新的話題，不僅是經濟學家研究的對象，而且是各國政策制定者關注的重點。因而，從亞當·斯密時代開始，西方經濟學家就開始對經濟增長進行了長期探索，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也先后經歷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增長理論、邊際學派、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經濟理論等多個發展階段。在不同發展階段，經濟學家們對如何實現經濟增長進行了探討和爭鳴。

　　古典學派的“數量擴張”觀 

　　從亞當·斯密起，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經濟如何實現增長。在《國富論》一書中，亞當·斯密研究了如何增加國家財富和收入，認為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是國家財富增長的關鍵。在他的增長模型中，產出是勞動力、土地、生產效率和資本的函數，這實質上就是分析了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此外，他還探討了自由貿易等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以及一些非經濟因素（如政治穩定程度、法律、制度）等外生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之后，薩伊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概論》（1814）中明確指出，作為資本的機器以及科學對于財富增長的作用，正是促使許多自然力為人類服務以增加產品種類和數量，從而獲得財富積累的真正原因，他認為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是資本積累。此外，薩伊還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Say’s Law），即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

　　大衛·李嘉圖繼承并發展了薩伊對經濟增長的觀點，并從亞當·斯密的谷物增長模型抽象出經濟增長過程的一般范式，認為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極為重要，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資本將其凈收入中除消費外的剩余部分追加投入到生產中所形成的資本積累。在其《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一書中，他還提到技術進步、擴大國際分工和促進自由貿易是保持一個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不同于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還提出“比較優勢理論”，成為早期各國開展國際貿易的重要理論基礎。

　　約翰·穆勒整合前人研究，認為擴大生產規模對經濟增長作用明顯，經濟增長受勞動、資本、土地、生產效率、教育水平、所有權制度、分配制度、習俗等多種因素影響。他還詳細論述了經濟增長方程中人口增長、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等三個重要變量不同變化的五種情形。可以看出，古典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采用不同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探索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當然，受限于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古典經濟學派這一時期對經濟增長研究的核心主要是物質資料的數量擴張。

　　不同學派百家爭鳴 

　　古典經濟學之后，經濟增長理論進入百家爭鳴時代，一批批判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家開始出現，馬克思主義學派是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一方面，馬克思繼承前人研究，大量論述了資本、勞動、科學技術等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馬克思在經濟思想史上建立了動態的兩部門經濟增長模型，他將社會總產品分為生產資料生產部類和生活資料生產部類，前者也稱第I部類，后者稱第II部類。每個部門都可分解為用于工人的可變資本，用于折舊的不變資本以及剩余價值，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一個包含不變資本和勞動力都擴大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后來的許多經濟增長模型都受到馬克思的啟迪。

　　19世紀70年代，以杰文斯、瓦爾拉斯和帕累托為代表的邊際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放棄了勞動價值及總量分析方法，主張邊際效用理論（包括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方法），對之后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現在西方許多經濟分析仍是建立在邊際分析方法的基礎上。

　　19世紀末，馬歇爾在融合了古典經濟學和邊際主義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創立了新古典經濟學派。在他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勞動力數量、工人工作效率、財富數量、自然資源分布范圍和豐富程度、生產技術水平以及國家公共安全狀況共同決定了該國經濟增長。馬歇爾還把力學中的“均衡”概念引入經濟學，提出“均衡價格論”，成為西方微觀經濟學的核心。隨后，新古典經濟學派開始長期占據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主流地位。

　　20世紀40年代，索洛等人提出了外生經濟增長模型，認為經濟增長率由資本和勞動增長率及其邊際生產力決定，人們可以通過調節生產要素投入的邊際生產力，調節資本—產出比率，從而實現理想的均衡增長。后來，索洛和米德對該模型進行補充完善，在模型中引入技術進步和時間因素。

　　1947年，羅伊·F.哈羅德和埃弗西·多馬聚焦于資本和勞動來解釋經濟增長，構建了哈羅德-多馬（Harrod-Domar）模型。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取決于決定全社會投資水平的儲蓄率和反映生產效率的資本—產出比。與此同時，大量自成一體、影響巨大的經濟學派開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20世紀初誕生的舊制度學派（以凡勃倫為代表）批評當時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處于正統地位的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并非是完美無缺的，強調制度因素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后來，新制度經濟學派進一步提出制度決定經濟增長的全新觀點，開創性地將制度變量引入生產函數中，打破了新古典模型僅將勞動、資本作為內生因素的傳統模式。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學派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就業理論，主張繼承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學、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學以及孟德維爾的高消費促進繁榮學，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開創了資本主義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先河。但20世紀60年代，凱恩斯主義也遭到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的猛烈批判，他們全盤否定凱恩斯主義，主張全面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并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內生”觀 

　　新古典經濟學雖然提到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但對“索洛技術進步殘值”的出現并未作出解釋。此后，經濟學家們開始探索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因素，以新增長理論為主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興起，它建立在批判地繼承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之上，引入收益遞增的假定，對人力資本、制度因素以及產權等因素進行分析，重構了經濟長期增長的有效路徑。

　　羅默（Paul Romer）在 1986年發表的《收益遞增與長期增長》中認為，企業通過投資增加資本存量的行為提高了知識的水平，而知識的外部效應不僅使其自身形成收益遞增，而且也使物質資本和勞動等其他投資要素具有收益遞增的特性，正是這種收益遞增帶來了經濟的長期增長。1988年，盧卡斯（Lucas）提出了一個以人力資本外在效應為核心的內生增長模式，通過人力資本解釋了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雖然羅默、盧卡斯等人解釋經濟增長的研究視角有所不同，但他們都認為“經濟增長根本動力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如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等）作用的產物”。從實踐來看，新經濟理論不但成功地把技術進步內生到自身經濟增長模型，而且闡釋了人力資本、知識等在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自我積累、自我演進以及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豐富和完善了西方經濟增長理論。

　　總體來看，幾百年來，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和爭論從未停止，研究內容也從單純的物質資料生產延伸到技術、人力資本、知識等方面。而且，隨著計算機技術以及數學的發展，經濟增長的研究方法水平也有了極大提升，數理化的分析開始應用到經濟增長的各個方面。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也從早期的勞動、資本、人口、財富積累等不斷延伸擴展至人力資本、知識、科技水平、制度等多種影響因素。雖然，受限于當時的歷史背景，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在每一個階段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方經濟學者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探索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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