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美學助力跨文化傳播

　　“共通感”是中西方美學比較研究中共同關注的命題，西方以康德為代表，可以上溯到古希臘哲學思想；中國則以孟子的“生理”和“人性”共通作為發軔。它指向不同的主體（心）之間能否實現對審美客體（物）的共通審美感知和體驗。共通感具有普遍可傳達之義，因此，在思考跨文化傳播的問題上，中國傳統的美學理論可為中華文化對外傳播從審美上提供可能。

　　孟子美學思想中關于“生理共通”的論述提供了審美共通的生理基礎。孟子說：“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這段話的意思是，眾人對于味道、聲音和色彩有共通的感覺。因為人對美的感知存在共通性，“感同身受”而生的悲喜之情，則具有一定普遍性。比如，有些網絡視頻中呈現的人與大自然的親近以及食物制作過程中的視覺親切，說明傳播內容首先要做到悅耳悅目，從感官上使接受者感受愉快；其次，中華文化對外傳播需要將精神性、制度性的文化內容具體化為可見、可聞、可聽、可觸的形態，更容易被接受。

　　生理感官的共通使跨文化傳播在悅耳悅目層面上實現了交流的可能，那么心靈有沒有共通的內容？孟子說：“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尤芻豢之悅我口。”孟子總結了心靈共通需要的東西，就是公理、道義等。“理”和“義”使人內心產生的愉悅就像美味佳肴能夠使人產生愉快的心情一樣。這就使傳播和交流從悅耳悅目進入到了悅心悅意的層面，體現的不僅是情感的共通，也是人性中對于“善”的觀念的認同。孟子在人性方面的論述進一步深化了這種共通：“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能使人交流無礙的，既有人的生理基礎，也有人類對真理和正義的尋求，更是人性中的“善”使然。

　　跨文化傳播和交流的實效體現在個體對異域文化的認識、了解、認同和接納上。對于異域文化的接受過程，與審美接受相似。首先是“驚異”，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相異，使個體產生好奇之心，即了解和認識的欲望；其次是“體驗”，觀之、品之、習之，感受、體驗異域文化形態和內容的獨特性；最后是“接納”，能夠尊重、理解其他文化，并在行為方式和價值觀上實現最大限度的認同。

　　“審美共通感”提供了跨文化傳播和接受的可能性，但是在現實層面上仍舊存在諸多困難。處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歷史背景和生活習慣的人，實現心靈的溝通是非常困難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劉勰提出的“千載其一”，指出了實踐層面上實現審美共通的困難。雖然劉勰是從文學批評和接受的角度來談的，但是與跨文化的傳播和接受異曲同工，同樣觸及到了交流問題的核心：兩個心靈如何理解同一事物。但劉勰并沒有止于“千載其一”的悲觀，他進一步分析了造成這種交流困境的原因：“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知多偏好”。這些原因在對外傳播中以某種“變形”的方式同樣存在，比如“貴大賤小”，即文化接受中存在強國和弱國的區別，當弱國文化流向發達國家和地區，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受眾會“崇己抑人”；由于存在“刻板印象”，固守“首因效應”，缺乏對異域文化的學習和了解，因此，在認知上存有偏見，缺乏一定的判斷力；“信偽迷真”導致認識上和接受上的偏差；接受者由于政治、文化和審美上的偏好，對文化的接受也存在一定的偏向，使交流難以實現傳播的“初衷”。中國傳統經典理論對現實的觀照意義依舊鮮明，劉勰不僅開出了“藥方”，也給了解決問題的思路。他認為，“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用文學傳播和接受類比文化傳播與接受，劉勰的論述同樣觸及文化傳播的實質，能否做到理解、融通，與接受者接受意向有關，也與接受者的“期待視域”有關。博觀可致了解，對于接受者來講，對傳播內容感興趣，并且有了解的意愿和行動，經過不斷積累才能對內容有所辨識，辨識之后而覺察。“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客觀而達公正，不被自己的私心顛倒輕重，也不因自己的憎愛而生偏頗之心。在態度上，客觀而致公平；在情感上，真誠才能體恤。對外傳播的目的不是把他人變成和“我”一個模樣，而是讓大家共同分享世界的多樣性。

　　對于對外傳播的內容（文學作品、紀錄片、宣傳片、影視劇以及理論著述等）所面臨的文化接受問題，借用孟子的話說，“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雖然這里談及的是對詩文的理解，但是可從詩文擴大到一般文本范疇，甚至是面對面的交流。文化傳播和接受也存在這個問題，即接受者如何去理解文本的內容、去看待傳播的對象，其理解的角度和“期待視域”都影響著文化傳播的效果。孟子對此提出了另外一個方法，即“知人論世”，“與古人尚友”。交流是有條件的，需要更深入的了解、認知和理解。“與古人尚友”，與古人交朋友，真正進入對方所處的歷史語境之中，才能理解和明白。時間上如此，空間上亦是如此。

　　中華文化對外傳播，需要從中國傳統經典理論中找到支撐點，孟子的“共通感”為交流提供了理論基礎。“共通感”這一理論命題，不僅在中華文化對外傳播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在溝通和傳播人類共通的情感方面顯現出歷久彌新的理論闡釋力。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