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知相須”的道德實踐原則

　　孔子思想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基礎。孔子的道德實踐主要體現在“治學”“明禮”“成人”“為政”四個方面，而“仁”與“知”在其中共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孔子對學的重視、對禮的強調、對圣人的推崇、對政治治理的期望都體現出他對“仁”“知”如何發揮作用的思考。可以說，“仁知相須”是孔子道德實踐的內在原則。

　　治學：下學上達，以知求仁 

　　孔子講求“下學而上達”，希望通過“學”成就自身德性，與道相合。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面對同時代沽名釣譽的學風，孔子指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荀子解釋說，“為己之學”是“君子之學”，“美其身”“一可以為法則”，而“為人之學”是“小人之學”，為滿足他人胃口甘當“禽犢”。這都說明孔子將成就仁德視作“學”的最終目的。在孔子看來，求知向學是成德的必由之路。子夏言“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這一學問思辨之方法的內在理路便在于以“知”為下學路徑，以“仁”為上達目標，以“知”求“仁”。

　　在“學以成德”的過程中，需要“仁”“知”相互配合。“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在“學”的過程中，不僅要觀照內在于己身、承繼于天道的“仁”，自覺地去遵守天賦予人的德性，還必須通過“知”的作用，積極借助古往今來的歷史經驗、人倫事理，從而堅定信念、加深對人的內在仁德的體悟。孔子言：“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只有做到擇仁而處才可被稱為“知”（智），“擇”正體現了“知”對于實現“仁”的重要性。

　　“仁”與“知”在“學”的過程中互相增進，體現出二者之間“相生相成”的關系。“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無論是道德敗壞、唯利是圖的小人，還是身份低下、未明道理的小人，難以為“仁”的關鍵就在于“學”的缺失。學的過程是“仁”與“知”互補的過程。孔子言：“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錢穆認為，“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放而無歸，窮高極遠而不知所止”。使求仁者避免無妄之災的關鍵在于智慧的加成，使求知者避免好高騖遠的關鍵在于使其止于至善，如此便實現了以知輔仁，以仁統知。

　　明禮：仁知立禮，通情達理 

　　孔子以“仁”和“知”通人情而立禮。孔子言：“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情。”“禮”源于治理“人情”的需要，制禮作樂的前提在于正確把握“人情”，而對“人情”的體認需要充分發揮“仁”與“知”的作用。

　　“禮”依“人情”而立，關鍵在于以合乎古往今來眾人情感中最為普遍、也經受了歷史檢驗的那一部分作為標準，去約束、規范具體實踐中的人的情感。孔子將“仁”視為人的本質呈現，認為行仁符合普遍人情。孔子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玉帛、鐘鼓為禮樂所用，目的在于感發人之敬意、孕育人之和氣，其內核正在于發揚人心之“仁”。若只關注禮樂的外在形式，便是舍本逐末之舉。由此，孔子將“仁”確立為“禮”的精神內核。“明禮”的關鍵在于借助“禮”的形式落實“仁”的本質。

　　“知”體認、分辨、節制“人情”。孔子之“知”是聞一知十、以古鑒今的智慧，只有具備了“知”，才能真正通達人情之真相。“知”在制禮作樂中的作用不僅體現為對“人情”善惡的分辨，還體現為依順人情治人的理性思維。《禮記·禮運》提出：“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所當貴的知、勇、仁去克服人所當棄的詐、怒、貪，以符合民眾性情和本質的方式實現教化，充分體現出“知”以“人情”制“人情”的智慧。因此，“知”是循天理、順人情的關鍵，只有通過“知”才能實現對“人情”的正確體認，進而超越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把握“仁”這一普遍“人情”。同時，“知”以理性規約為基，通過制定禮樂，賦予禮以秩序、規范，使得明禮之人能夠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總之，“仁”是普遍“人情”的凝聚，“知”在正確認識“人情”中發揮重要作用。只有在“仁”與“知”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制定出適宜于人的處世原則與行事規范，形成可普遍化的人倫之禮。

　　成人：仁知通圣，成己成物 

　　“成人”，即將人的本質最大限度地實現出來，成為“人格完備的人”。在孔子思想中，“圣人”人格最為完善，因此可以基于“圣人”的特點，探究“成人”目標的實現標準。“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子認為堯的品德與天匹配，堯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孔子通過對圣人“堯”的形象的刻畫，確立了“仁且智”的理想人格。

　　孔子理解的圣人并不僅僅是“道德的化身”，同時也是率先對外界規律有所體悟的“先知先覺者”。“圣”的繁體字形（“聖”）突出了耳聰口敏的特點。《說文》以“通”釋“圣”，突出溝通、貫通之意。漢代應劭在《風俗通義》中將“圣”釋為“圣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于天地，調暢萬物”。在孔子看來，完美之人當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他們對人類本性的原理與各類事物的變化皆有所通達。

　　《中庸》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仁”，用符合人性的方式安頓自身，要求盡可能地從內在發展自己的德性；“知”，用符合萬物本性的方式面對世界，使萬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圣人”能夠通曉人情人性的根本與萬事萬物的變化，達到“天人相通”，可謂“知”；能夠品測萬物的情性，因此也能最先了解自己本性之所當然處，做到“盡己之性”，可謂“仁”。圣人以“知”向外匯聚天地人事的道理，以“仁”向內充實自己的內在本性，為人格境界的修養提供了“仁知相須”的實現路徑。

　　為政：仁民愛物，知賢任能 

　　孔子理想的政治治理是通過“仁知并舉”實現的。《孔子家語·王言解》闡明了孔子關于治理天下、成就王道的主張，將其統稱為“內修七教，外行三至”的“明王之道”。“明王”以“仁”修“七教”，立仁于己，民眾在其范導下自然以孝、悌、寬、親賢、好德、惡貪、知禮七種道德規范自身。“明王”以“知”達“三至”，知賢任能，從而使世人以理天下人為尊、以安天下人為祿、以和天下人為樂，實現“至禮”“至賞”“至樂”。因此，“仁知相須”在孔子那里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手段。

　　“仁知相須”使為政做官者掌握治理的規律，做到順民情而治。“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后民特從命也。”為政者必須充分了解百姓的本性，此為“知”；要切實解決民眾的真實需求，此為“仁”，二者兼備才能取得民眾的信服。“仁知相須”使執政者以民為本，專注于人事。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后獲，可謂仁矣。”因此，治理者必須做到專注于民生大計，而不是追求玄遠難測之事，此為“知”；同時必須勇于承擔重任、踏實解決難事，而不是一心只想獲取功名利祿，此為“仁”，二者兼具才稱得上是一個合格的執政者。“仁知相須”使執政者充分調動民眾力量，實現最佳的治理效果。樊遲問仁，孔子言“愛人”，問知，孔子言“知人”。樊遲未達，孔子補充道：“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處上位者，其舉措影響深遠，因此最重要的在于明辨是非，如此才能做到揚善罰惡，引導世人趨善避惡。“舉直錯諸枉”，此為“知”；“能使枉者直”，此為“仁”，二者并舉才能使國家運行有序、充滿活力。

　　總之，“仁知相須”始終貫穿于“人”的道德實踐中，在“治學”“明禮”“成人”“為政”四個方面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成為理解孔子道德修養、道德規范、道德人格、道德理想理論的重要維度。

　　（本文獲中國人民大學2020年度中央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和特色發展引導專項資金支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