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派對王安石散文經典化的建構

　　明嘉靖年間，以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茅坤等為代表的唐宋派興起。唐宋派文道合一與師法唐宋相結合的文學主張，極大提升了唐宋散文的地位，對王安石散文而言更是如此。唐宋派古文選本對王安石散文經典屬性的全面挖掘，及歸有光、茅坤等人對王安石散文的學習，是王安石散文經典地位得以在明代確立的關鍵。

　　追求剛健峭拔的為文風格 

　　唐順之的《文編》與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是唐宋派具有代表性的古文選本，集中反映了唐宋派文人的古文思想，對當時及后世讀者都產生了廣泛影響，尤其對王安石散文經典化的意義十分重大。

　　《文編》是唐順之于嘉靖年間選成的古文選本。唐順之選《文編》的目的在于讓讀者了解為文之法度。正如四庫館臣對《文編》的評價：“標舉脈絡，批導窾會，使后人得以窺見開闔順逆、經緯錯綜之妙。而神明變化，以蘄至于古。學秦漢者當于唐宋求門徑，學唐宋者固當以此編為門徑矣。”

　　基于對法度的追求，唐順之選王安石文53篇，包括表、札、論、書、雜著、啟、序、記、祭文、墓表、墓志銘11種文體。在選文的同時，唐順之也進一步從學理上分析了王安石散文的藝術特質。他認為，王安石散文有別于“唐宋八大家”中另七家的最本質之處在于“遒緊”，即剛健與嚴謹。如其評王安石《上人書》曰“半山文字其長在遒緊”，評《上田正言書》時稱此文“直而勁”。

　　此外，唐順之認為，簡潔、峭拔也是王安石散文較為突出的風格，如“中論避寇端州事，比歐陽公為簡”的《秘閣校理丁君墓志銘》。唐順之啟發讀書人，追求剛健嚴謹、峻峭凝練之風，當學王安石文。可以說，唐順之的評價較精準地概括出王安石散文的風格特征，而《文編》的另一重要意義則是直接影響了茅坤對唐宋文的認識，促進了茅氏對王安石散文經典性的發現與揭示。

　　倡揚情真簡勁的寫作特征 

　　茅坤于明萬歷七年（1579）編選成書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是后世研習“唐宋八大家”散文最重要的參考選本之一。作為唐宋派的重要代表，茅坤的古文理論受唐順之影響較深，他對王安石散文的接受，較唐宋派的其他人更為深入。雖然他對王安石的學術頗有微詞，但對王安石散文藝術價值的評價頗高。

　　將韓、柳、歐、曾、王、三蘇并稱為八大家，并非自茅坤始，明初朱右所編的《八先生文集》便已見“唐宋八大家”的雛形，但朱右選本早已散佚，唐順之的《文編》也是以這八家為體例加以編選的。茅坤繼承了朱右和唐順之的選本體例，對此八家的散文加以選取，編訂成書。由于茅坤的選本流傳較廣，因此他被認為是最早命名“唐宋八大家”的人，“唐宋八大家”的稱號也由此正式得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唐宋八大家文鈔》曰：“八家全集浩博，學者遍讀為難，書肆選本，又漏略過甚。坤所選錄，尚得煩簡之中。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為初學之門徑。一二百年以來，家弦戶誦，固亦有由矣。”文鈔的影響不言而喻。

　　在茅坤看來，王安石散文“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往往一言、一字便能“從神解中點綴風刺”，這樣的特質古今少有。基于此，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中選王安石散文16卷211篇。他對王安石散文風格特征的揭示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情真。茅坤認為，情感真摯而激越是王安石散文的重要特質，王安石所作的墓志銘、祭文、奏表等都蘊含著真摯的情感。他寫的范仲淹祭文使人讀之無不“涕洟嗚咽”，其《祭王回深甫文》“交深而言戚，可裂肺肝”。《祭歐陽文忠公文》更被茅坤譽為“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茅坤所選王安石的35篇“表”，也多表現出真摯而豐沛的情感。同時，茅坤極為重視對王安石散文以虛達情表達方式的揭示。所謂“虛”，是相對于“實”而言的。“實”是在墓志銘這類文體中慣常的手法，在墓志銘中作者往往以墓主的生平事跡為重點書寫內容。王安石則不同，他所作的墓志銘經常通篇沒有詳細的事跡，代之以一種深沉而濃烈的情感表達，這是王安石以虛達情的特殊方式。

　　第二，簡勁。茅坤贊賞王安石散文言語簡潔又剛健有力，而“簡潔”“遒勁”的關鍵點在于王安石行文往往委婉曲折，讓人“覽之如游峭壁邃谷”，常“令人神解而興不窮”，應接不暇而心馳神往，這是歐陽修和蘇軾不及王安石的地方。例如，其《原過》篇“文不踰三百字，而轉折變化不窮”，從《讀孔子世家》篇更可看到“荊公短文字轉折有絕似太史公處”。

　　第三，有法。除情真和簡勁外，茅坤還認為王安石散文的結構嚴謹有序。茅坤論文講求法度，注重文章的結構，這也是他稱頌王安石散文之處。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最能說明這一點。該文萬余言，是王安石變法的宣言書，論事雖繁，但文章各部分分工卻都井然有序，相互連接，“如提百萬之兵，而鉤考部曲，無一不貫”。

　　第四，本自經術。經術是指對儒家經典加以闡釋和應用的方法。王安石變革科舉制度，以經術取士代替詩賦取士，作《三經新義》，為舉子提供學習指導書。南宋學者陳善認為，宋代文章有三個變化，王安石以經術為本，蘇軾以議論為本，程顥、程頤則以性理為本。茅坤亦言“荊公之文本經術處多”“荊公學本經術，故其記文多以經術為案”，可以說找到了解讀王安石散文的門徑。

　　以王安石散文為學習典范 

　　唐宋派文人中，王慎中與唐順之以學歐陽修與曾鞏散文為主，對于王安石凌厲峭拔、言簡旨遠的文風，欣賞多于借鑒，而茅坤與歸有光為文受王安石影響較大。

　　歸有光主張文道合一，倡導師法唐宋文，他的文章受王安石散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王安石“文短氣長”風格的接受。歸有光云：“文章簡短，難得氣長。惟王半山《讀孟嘗君傳》、韓退之《送董邵南序》內有許多轉折，讀之不覺氣短，真妙手也。”王安石文短氣長的文風，被歸有光借鑒并發展，演化為“言短旨遠”的風格，這在歸有光懷念親友的抒情文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歸氏家道衰落，到歸有光一代早已不復往日輝煌。他八歲喪母，中年喪妻，晚年喪子，十四歲應童子試，屢試不第，六十歲才考中三甲進士。坎坷的經歷使他對生命和人生的體悟更為深刻，無論是對母親的懷念，還是對妻兒的思念，抑或是對友人的追憶，其情感都是濃烈而細膩的。但歸有光并未選擇以長篇大段的綿長形式來敘述，而是以簡潔凝練的方式來表達思念。

　　以《寒花葬志》為例，這是歸有光為妻子魏孺人的侍女寒花所寫的墓志銘，短短112字，卻婉轉多情，令人感動。無怪乎明人王錫爵稱歸有光“所為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于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

　　除《寒花葬志》外，歸有光很多文章都有“言短旨遠”的特點，如寫友人張自新的《張自新傳》、懷念喪子的《思子亭記》等，無不簡潔凝練、婉轉多情。這些文章的選材和立意，雖不同于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但歸有光與王安石散文“言簡旨遠”的風格卻是一致的。

　　茅坤對“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皆有所借鑒，他對王安石散文的接受以雜著為主。這一點可從茅坤《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與王安石《讀孔子世家》二文的對讀中看出，二者立意一致，皆是告誡世人應辯證對待史書。不僅如此，茅坤的歷史人物翻案類文章，與王安石的此類文章更是一脈相承，如茅坤為周亞夫翻案所作的《讀亞夫傳》與王安石翻案文章《讀刺客傳》《讀柳宗元傳》，立意、行文、論證都極為相似。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典作家與其作品都經受了多重考驗。明代以前，王安石散文的傳播并不順利，受熙寧變法的影響，贊賞者有之，貶損者亦很多，且多以感性評價為主，學理層面的分析較少。明代以來，王安石散文的藝術價值得到更為理性的揭示，這主要得益于唐宋派對王安石散文的接受。可以說，唐宋派的古文選本及古文創作對王安石散文的接受與借鑒，在王安石散文經典化進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本文系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文化傳承視域下王安石文章經典化傳播與當代價值”（TJZWQN19-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