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記憶詩學”的發生、演繹與轉向

　　歷史在加速，記憶在消逝。借助保羅·里克爾的現象學詮釋，整個20世紀記憶研究的內涵或許可以解讀為“記憶什么”“如何記憶”與“誰在記憶”的基本框架，而整個20世紀以來的法國文學創作也可以以“記憶轉向”為目標構建起一道“記憶詩學”的風景線。回顧法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歷程，一批“記憶詩學”的創作者成為影響中國、發現中國、書寫中國、對話中國的前沿人物。那么，這樣一批人物是如何構筑起20世紀法國文學“記憶詩學”的譜系，對此我們需要進行整理與探究。

　　記憶什么 

　　19世紀的法國小說以巴爾扎克、雨果、司湯達、左拉、福樓拜為代表，塑造出被稱為“傳統”或“典范”的小說樣式。然而，備受質疑的理性主義觀念、橫亙于世人面前的虛無主義深淵卻使“如何回憶過去、如何建構記憶符號敘事”成為文學的一大任務，由此也構成“記憶詩學”得以發生的宏大背景。

　　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作為最經典的回憶小說，以第一人稱即“自我”的敘述方式，利用綿延的記憶來展開以內部、自我、內心為對象的文本描寫，嘗試在現實生活中去懷念那個業已逝去的、和諧的、感應的生命存在。一塊浸了茶的馬德萊娜小蛋糕刺激了味覺，使主人公潛意識地回想起童年在鄉間別墅度過的美好夏日時光；湯匙落在盤子上的聲音激起的聽覺，令主人公回憶起青年時代乘火車旅行時所見的陽光耀目的詩意美景。在此，普魯斯特盡情地發揮波德萊爾式的“通感”，構建起“感覺式的詩性記憶”，更教給了人們某種回憶過去的方式。與普魯斯特通過“內心獨白”（或曰“意識流”）而融合了感性與理性不同，這一時期的塞利納以處女作《茫茫黑夜漫游》展現了戰爭、貧窮、疾病困擾下的流浪生涯，并時而代表主人公，時而又回歸到第一人稱“我”的敘事者角色，大量運用口語、俚語、行話、反諷、夸張、諷刺、幽默、調侃等手法，以猶如醉漢般滿嘴囈語、口出狂言、自嘲自罵的方式展開“審丑意識”式的狂歡記憶。就這樣，作為歷史變遷的見證者，不論是普魯斯特還是塞利納，皆以獨特的記憶敘事符號書寫了宏大的時代語境，以他者、外部為中心的敘事方式轉向以自我、內心為核心的、以社會語境為背景的文本敘事。

　　如何記憶 

　　經歷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的精神危機之后，法國文學界孕育出米歇爾·布托爾、阿蘭·羅布-格里耶、娜塔莉·薩洛特等一批極具顛覆性的新小說派作家。延續著世紀之交以來對傳統宗教、理性主義、人道主義的懷疑，這些人物認為混沌、流動、無序才是“真實世界”的基本特征，嘗試尋求新的小說表現樣式，探索更具真實性的文學存在。在此，記憶詩學成了新小說派的一個重要選擇。

　　布托爾的小說《時間表》（或譯為《曾幾何時》《時情化憶》）采取“互文性”方式，將希臘“迷宮”神話、圣經“該隱弒弟”的故事重現于現代都市，采取平行對比、交錯重疊、倒回過去、循環反復等多樣化的手法來呈現“敘述時間”和“故事時間”。時間或記憶不再是恒定、持續的“流動”，而是斷裂性、循環性地被重新構筑起來。阿蘭·羅布-格里耶的小說《重現的鏡子》一方面雜糅自傳、小說和文論等不同的文類，一方面將過去、現在、傳說、夢境、幻想和潛意識之中的各種事件皆糅合在一起，并采用斷裂的情節、意象、畫面，顛倒的時空，結構的留白和大量的隱喻，使“自我歷史的回憶”達到了一種新穎的記憶敘事的效果。菲利普·索萊爾斯的《一部真正的小說——回憶錄》則以自我成長、思想體驗、文學創作為內容，通過斷裂性、碎片化與多樣性的敘述重構，踐行了一種所謂“自我虛構式”的傳記化記憶。在這一過程中，索萊爾斯始終持守一種“置身當下”的先鋒形象和寫作態度，縱向式地還原了法國20世紀思想文學的“原樣”，讓讀者也參與到文學記憶的變遷之中。就這樣，20世紀中期的新小說派作家不斷進行著小說的新實驗，在一個走向解構主義、走向充滿虛無與多義的后現代語境下實現了真正的自我的追尋與認識，亦在思索“如何記憶”的疑問之時，提示出“我是誰”的根本問題。

　　誰在記憶 

　　21世紀初，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勒克萊齊奧與莫迪亞諾讓“新寓言派”小說家獲得了世界性的關注。新寓言派的文學創作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70年代，處在一個“清算、變革與大膽突破”的后現代語境之后，新寓言派作家更期望達成一種“變革中的內斂”，實現“創新與回歸的結合”，由此也成就了“記憶詩學”的一大轉向。

　　勒克萊齊奧極為關注非主流文明的邊緣人物與少數族裔，不管是《尋金者》《變革》還是《非洲人》《饑餓間奏曲》，記憶成為故事敘事的推動力、生成力和創造力，勒克萊齊奧將之作為尋找自我、重塑歷史、回歸家園的敘事手段，從而實現了以身份認同為主導的歷史認識，具有一種可稱之為“生發式”的史詩化記憶的特質。莫迪亞諾創作的《星形廣場》《夜巡》《環城大道》將二戰時期法蘭西民族、猶太人的集體記憶與自我找不到存在根源的個體記憶交織在一起，以一種可稱之為“既視”（déjà vu）式的偵探記憶的藝術方式，重現了不同于國家正史記載的一段“自我”的歷史。為了展現時空交錯的“既視”所造成的荒誕，莫迪亞諾讓偏執狂主人公在幻覺中與德國駐法國全權代表阿貝茨、作家塞利納等人物保持交往，從而使二戰的歷史以一種“記憶”的方式得以呈現。為了突出這樣的“既視”，莫迪亞諾習慣以“調查、回憶、推理、想象”等方式，通過人證與物證等多樣化的線索來展開故事的再現或重構，并賦予了找尋根源以一種精神性、歸宿性的使命感。就這樣，新寓言派作家將目光投向普通人、邊緣人，由此來尋求對自我、對根源的重新認識與審美；借助普通個體記憶的微觀史，來重塑歐洲或其他民族種族的宏大集體歷史；以記憶來尋找存在根基、確定身份，來消減虛無主義帶給人類所謂“最難以捉摸的命運”的后果。

　　概而言之，法國現代派文學潛藏著一種可稱為“記憶詩學”的特質。這樣的記憶詩學在最初的世紀之交，普魯斯特與塞利納基于自我身份、圍繞“記憶什么”，即記憶的主題而進行文學創作，構筑起以社會語境為背景的記憶詩學；20世紀中期以來，布托爾、羅布-格里耶等一批新小說派作家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實驗，就“如何回憶”，即記憶的表現方法展開了多樣性的探究，依托古典、重塑自我、自我虛構，構筑起以呈現自我為焦點的記憶詩學。到了20世紀后期，以勒克萊齊奧、莫迪亞諾為代表的新寓言派作家重點關注了“誰在記憶”的問題，以邊緣人、記憶碎片、文化圖像為線索，將記憶者的個體記憶拓展并轉向探討整個人類的歷史與命運，從而成就了以主體性“身份認同”為主導、重塑歷史的記憶詩學。

　　法國現代派文學展現出的“記憶詩學”這道獨特風景，為世界文學的創作與批評也提供了參考或借鑒。不可否認，記憶文學、法國文學史、文化史可謂共同構建起法蘭西民族與國家的文化記憶，而作為重要表現形式之一的記憶文學正通過經典文本的形式，也即一種不朽的精神儀式，描述著法蘭西民族的身份認同，構筑起以法蘭西民族性為核心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從而凸顯出法國文化的軟實力與獨特魅力，亦是法國文化外交的重要依托點之一，這一點無疑值得我們去思索、參考與借鑒。、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記憶詩學視野下的莫迪亞諾小說研究”負責人、廈門大學外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