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杠“90后”袁隆平的人生啟示

　　5月22日13時07分，“共和國勛章”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在長沙逝世。人們既用“國士無雙”的至高榮譽禮贊他，也用買光了整個長沙城的菊花、追著靈車呼喊“袁爺爺”這樣樸素而深情的方式懷念他。

　　作為2007年中央采訪團的一名記者，當年近距離采訪袁隆平先生的所見、所聞、所感又涌上心頭。那個有著“小鹿般尖尖耳朵”，身材偏瘦，皮膚黝黑，一手叉腰、一手吸煙的可愛老頭，也立刻從記憶的河流里跳了出來，還是那么活力充沛、自由自在、至情至性。

　　　“個谷做一年”

　　作為農民的女兒，我覺得袁隆平先生很親近幾乎是出于一種本能。袁先生曾經說過自己學農的初心：“吃飯可是天下第一樁大事，沒有飯吃，人類怎么生存？”

　　而我的母親無疑是“民以食為天”的最好教材，她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個谷做一年”——小小的一粒米看起來毫不起眼，但也需要農民一年的辛勞。她小的時候，家里四個孩子，吃不飽是常有的事，掉在桌上的飯粒也會被大家“搶”走。在不缺糧食的今天，她依然舍不得浪費一粒米。“讓中國人吃飽飯”的袁隆平對于她來說，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神一樣的存在”。

　　這兩天，在我家鄉的政務公眾號“崇仁發布”上讀到《追憶袁隆平與崇仁的難舍之緣》一文，感覺和袁先生的“關系”更近了一層。據文中追溯，袁隆平先生的祖先袁敖是江西省崇仁縣人，官至北宋大司馬。他一家九子十進士（包括袁敖），袁隆平為其第八子后裔。袁隆平曾到崇仁尋根問祖，在查閱袁氏宗譜時，還給當地農民講述祖先“九子十進士”的故事。他不僅題寫了“袁氏敖公故里”和“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園”石碑，還在2013年特意將第四期1000公斤超級水稻攻關試驗，放在崇仁縣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園內。

　　其實，從廣泛的意義上說，中國的每位農民、每個公民都可以和“把一畝稻田的產量從幾百斤一直提升至1000公斤”的袁先生攀上某種程度的“親戚”。這也是數萬民眾排起長隊為他送行，那些不能親臨長沙的人們想盡辦法也要通過外賣、快遞送去表達哀思的鮮花的重要原因吧。

　　　從斜杠“80后”到斜杠“90后”

　　回憶起2007年那次近距離的“集體貼身采訪”，最先浮現在眼前的是在氣排球場上袁先生雙手捂嘴大笑的模樣。氣排球球質軟、運動適量、不激烈，成了袁先生晚年的最愛。秘書辛業蕓曾經說：“下午五點半下班以后，再重要的事也不要找他了。”在球場上，不慎丟分的袁先生照樣被隊友批評。一個球過來了，兩個人互相“謙讓”，結果球掉在了地上。不好意思的袁隆平雙手捂嘴大笑。

　　斜杠源于英文“slash”，意指不滿足單一職業和身份束縛，而選擇擁有多重職業和多種身份的多元生活方式。斜杠成為年輕群體的一種流行風尚與生活態度，一度風靡社交網絡。按此定義，在步入80歲、90歲時戲稱自己“80后”“90后”的袁先生，可謂一位資深的斜杠青年、中年乃至老年。

　　他英文不錯，拉得一手好提琴，喜歡跳高，酷愛游泳，從小就有“浪里白條”的綽號，17歲是武漢市100米、400米自由泳冠軍，在西南農學院求學時，曾代表學校拿到了西南地區運動會的游泳第四名，差一點入選國家隊成為專業運動員。他也曾通過空軍飛行員選拔，差一點開上了戰斗機。

　　68年前，當他從西南農學院農學系畢業時，一位同窗在留言冊上寫下對他的印象：“愛好：自由；特長：散漫。”在袁隆平自己看來，恰恰是這種“自由散漫”對他幫助很大，提供了一個讓他可以“專心致志搞研究”的空間，“尊重權威，但不迷信權威，多看書，但不迷信書”。

　　他的學生及多年同事謝長江曾說：“袁老師也有缺點，但缺點也顯得可愛，沒有這些缺點也就沒有了袁隆平，四平八穩就沒有袁隆平。”

　　可否說，正是這種斜杠精神背后的豐富與多元、自由與自在，成為他雜交水稻研究從“三系法”到“兩系法”再到超級稻不斷創新的重要源泉？

　　　“尋路之旅”

　　最近我正在讀作家楊瀟的新書《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1938年，由300余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師生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出發，徒步1600公里抵達昆明，與其他師生會合，組成了創造無數傳奇的西南聯合大學。作者通過重走該路線，探訪中國青年跨越戰爭、死亡、動亂等諸多障礙，將個人命運匯流進國家民族救亡圖存之大業的“尋路之旅”。作者說，面對“西南聯大”這四個字時，問自己的問題是：“how did they get there”？

　　這幾天我在“重讀”袁隆平，忍不住也在問一個問題：“how did he get there”——袁隆平先生走過了怎樣的“尋路之旅”？他是如何抵達雜交水稻研究一個又一個目標的？他是如何成長為世界級的科學家？

　　可以說，袁先生的“尋路之旅”并非一帆風順，同樣經歷了重重障礙。1966年，他發表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提出了“三系法”雜交水稻的可能。方向找到了，實現的過程一波數折，遭遇了那個時代的暴風雨，人為的毀禾、地震的死亡考驗，以及試驗技術上的數次重大失敗。

　　1972年，袁隆平和助手將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野敗”與栽培稻雜交轉育成功，但試驗的結果卻是這種雜交水稻的“優勢”只表現在禾苗長勢上，除了稻草比常規稻多一倍之外，稻谷并不增產，并被嘲諷為“只長草，不長谷”。

　　《人物》雜志2013年在其封面報道中曾這樣評述：“袁隆平本人恰如‘野敗’，崛起于低微之處……”袁隆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將自己的成功歸結為“好勝心”。

　　在這幾天的重讀過程中，其中一段視頻閃過——袁先生晚年在雜交水稻試驗田里行走的影像。那時，這位在14年前我采訪時還自信滿滿宣稱自己是“70歲的年齡，50歲的身體，30歲的心態，20歲的肌肉彈性”的老人已經明顯步履遲緩了，但他對水稻的深情卻感覺更深更重，與稻禾的對話還在無聲地進行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今天的青年也會有自己的“尋路之旅”，面對無數的選擇與磨難，直至抵達為國家、為人民，乃至為全人類作出貢獻的目標之地。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