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歷史評論的理論提升

　　在宋代理學家參與論史活動以后，理學的一些理論內核、概念、范疇和方法論開始被廣泛地運用于歷史評論。這既對兩宋時期歷史評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路徑，也對歷史評論在本體層面的總結做出了新的理論界定和闡釋，從而推動了宋代歷史評論的理論發展，實現了較為明顯的理論提升。

　　　探討歷史發展動因

　　自中唐時期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的《天論》諸文章破除了“天”的神秘性后，包括歐陽修在內的部分北宋史學家、思想家繼承了他們的“天人相分”學說，提出了“書天不書人”的觀點，并且在歷史評論領域予以實踐。例如，在《新五代史》和《正統論》中，反復論說“天人感應”之說的“愚暗”不可信。隨著理學的興起，還有一些學者把天理視為宇宙本體，認為歷史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受天理支配，形成了天理推動歷史進程的歷史動因論。他們試圖建立新的“天人合一”歷史觀，以構建天理世界中人之歷史的全新闡釋與符合天理標準的重新評判。而以葉適、陳亮等人為代表的浙東學派，則認為天道不能涵蓋人道，反對天理之下存在著神秘的先驗本體，重新肯定了“天人相分”之說，主張以人類欲望的合理滿足去理解社會和歷史的發展。這與理學家倡導的以天理去規范和引導社會歷史的理論認識，形成了鮮明對比。

　　宋人在探討歷史盛衰和演變時，逐漸形成了“內向化”的理論認識。一些史論家在探討歷史上某些重大事件時，隨著探索的深入，越來越傾向于把導致事件發生的原因歸結于內部因素，并將誘因發生的時間點不斷向前推移。如在探討唐朝亂亡之因時，就由最初的方鎮、宦官、奸臣、女后等外部因素，逐步過渡到“君主之不明”等個人因素，再到倫理綱常、心性、風俗等抽象因素。這是史論家接受了理學言心講性的結果，不再把治亂興亡的終極原因歸結于政治、軍事等具體因素，而是歸結為君主的個人修養，尤其是倫理道德層面的內向自省。對于這種因素本體化與節點前移性的深化現象，我們借鑒美籍學者劉子健關于中國文化轉向內在的表述而稱之為“內向化”。

　　理學的興起使得“氣運”這種形而上的概念開始被廣泛運用于解釋歷史上的盛衰興亡，并將歷史演變規律總結為“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這種認識屬于歷史循環論的范疇。盡管以氣運解釋歷史演變的規律失之簡略，且蒙上了一層神秘論的色彩，但是理學家把宇宙觀中的“氣運論”移植于歷史評論之中，去解釋歷代王朝盛衰興亡之因，又顯然是一種進步。這不僅是歷史思維的提升，更是歷史評論的理論提升。

　　意識與觀念層面

　　在宋代以前，憂患意識和鑒戒意識就已經出現并有所發展。兩宋時期，更為特殊的外部環境以及“積貧積弱”的歷史現實，使得宋人的憂患意識論和鑒戒意識論更加深沉和凝重，并且實現了理論上的升華。如宋人對憂患意識的認識，最初是從各種可能危害宋王朝長治久安的具體因素入手，強調防微杜漸，以“事”先的預防為主。但是，隨著“求諸于己”等理學“正心”“治心”之說的興起，憂患意識逐漸走向了認為君主只有“正心誠意”才能“防患于未然”的抽象層面。這就把“心性之學”糅合到了憂患意識中，強調的是先“滅內心之欲”，即由“事”先而至“心”先。鑒戒意識亦是如此，也是由現實層面的“善可為法，惡可為戒”，逐漸走向了強調君主要“常存戒懼之心”的抽象層面。因此，在外部環境以及理學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下，中國古代歷史評論中的憂患意識論與鑒戒意識論，在兩宋時期實現了較為顯著的理論升華。

　　無論是正統觀還是夷夏觀，都是中國古代史學的重要核心觀念，在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統之論”作為歷史思想與政治思想相融合的思想體系和理論觀念，本質上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根本的歷史哲學與政治哲學的結合體。兩宋時期，由于對宋德當續何統的分歧以及復雜的民族關系，使得宋人對于正統論的認識存在著較為繁復的多元論斷標準，形成了諸如《春秋》“尊王”經旨影響下的正統論、“事功觀”影響下的正統論、“夷夏觀”影響下的正統論、“歷史鑒戒”思想影響下的正統論以及理學影響下的正統論等。其中，尤以理學影響下的正統論最為明顯，并且構建了“霸統說”“無統說”等新的正統理論。如果說這些多元的論斷標準是對傳統正統論進行了一次歷史觀念上的推陳出新，那么在此基礎上出現的新正統理論則實現了對“正統之論”在理論層面的創造和發展。至于夷夏觀，作為中國古代歷史評論中民族觀與民族史觀相融合的集合體，在宋代的突出表現是：無論傳統的夷夏之防觀念，還是待夷狄“如中國之人”的觀念，抑或理學家提出的“內自修而后夏勝夷”的觀念，表面上看是相互對立乃至互相沖突的，但在本質上表現的卻是中華民族向往統一、反對分裂的民族精神。這是兩宋時期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發展至總結與嬗變階段的重要理論內容。

　　目的、方法與標準

　　從認識目的與認識方法等多個方面對歷史客觀本體進行有效的體認，是歷史學家進行歷史評論活動的重要前提。兩宋時期的史學家、理學家等諸多群體在歷史認識論方面，不管是歷史認識的目的論還是歷史認識的方法論，都有了較為明顯的理論性質的總結。如關于歷史認識的目的，宋人所作歷史評論的旨趣可以總結為以史資治、懲惡勸善和救時致用等方面。在歷史認識的方法論方面，北宋中期以前多是透過具體史實予以總結探討。其后，受理學影響開始較多地關注宏觀層面的理論總結，主張運用理學“格物致知”的認識論來探討和總結諸如“致治之本”等以往宏大的歷史問題，并且著意于將理學中的一些學說、觀點作為方法論予以運用，如“定性說”“客氣說”“本心論”等被廣泛運用于歷史解釋和論斷之中。可以說，宋人在歷史認識的目的與方法等方面，完成了從具象到抽象的理論總結，實現了歷史認識論在理論層面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古代歷史評論除了關注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之外，還較為關注歷史人物。兩宋時期，歷史評論關于歷史人物的評價標準逐漸形成了三種論斷旨趣：“變”“奇”“新”的論斷標準，“天理—義理觀”的理學標準，注重事功與致用的反理學標準。其中“變”“奇”“新”的論斷標準以“三蘇”等人為代表；“天理—義理觀”的理學標準則以二程、朱熹等理學家為代表；注重事功與致用的反理學標準則以浙東學派為代表。在這些標準中，“天理—義理觀”的理學標準更富于思辨意味，擅長把歷史問題上升到哲學層面，或將道德理性推及政治秩序，促進了歷史評論的理論層次提升。但理學家把主觀建構的“天理觀”“內圣外王”理想視為客觀歷史的自身法則，甚至不顧客觀歷史的發展，不知人論世地考察歷史人物所處的社會現實，一味地以道德評價為旨歸，這就容易造成流于空泛、脫離實際的弊端。然而，理學影響下形成的歷史人物評價標準和原則，卻又是在以往歷史人物論基礎之上的進一步創新和總結，蘊含了新的內容，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歷史評論中關于歷史人物的評價理論。

　　總的來說，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發展至兩宋時期，其理論水平的提升，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且，理學影響下的宋代歷史評論也確實有空疏、僵化的一面。但不可否認的是，當理學的一些理論內核、概念和范疇以及方法論逐漸滲透到歷史評論中以后，也有力地推動了宋代歷史評論在理論方面的提升，使得宋代歷史評論呈現出豐富多元的理論特征，在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

　　【本文系華僑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項目“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研究”（19SKGC-QT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