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中國漢語辭書外譯工作

　日期：2021-06-0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目前中國國學典籍外譯已經引起了重視，但是學者大多關注文學作品的外譯，雖然非文學作品的翻譯也得到關注，不過我國漢語辭書外譯及其研究還沒有引起學者足夠重視。我們認為，我國辭書尤其是經典辭書的外譯很值得進一步關注和研究。

　　充分認識辭書外譯的必要性

　　我國辭書如林，辭書事業(yè)可謂歷史悠久。然而，這些辭書中有世界影響力的并不多。A History of Foreign Language Dictionaries的作者R．L．Collison曾說：“大約兩千多年前，辭典編纂在中國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但其所取得的辭典成就在過去的一千多年里卻一直不為西方所知曉。”

　　我國曾經制定并實施了兩次國家級的辭書規(guī)劃：首次全國辭書規(guī)劃（1975—1985）和第二次全國辭書規(guī)劃（1988—2000）。在這兩次全國辭書規(guī)劃中，外語類辭書規(guī)劃均受到了極大的重視，而我國漢語辭書外譯情況則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我們不僅需要借鑒國外先進的辭書和辭書理論，也需要推介自己先進的辭書和辭書理論。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前提就是漢字漢語“走出去”，而漢字漢語“走出去”則離不開讓中國辭書“走出去”。國內不少單位成立了“翻譯與詞典學研究中心”“翻譯與詞典研究所”等機構，但是他們的成果大都集中于翻譯國外著名辭書和辭書學理論。因此，中國輝煌辭典文化的對外推介工作亟待加強。

　　根據辭書特點選擇翻譯理論

　　運用多模態(tài)翻譯理論加強近現代漢語辭書外譯。近現代所編的漢語辭書有的已經開始注重外譯尤其是英譯。此外，對外漢語學習詞典編纂也有很多注重英譯工作，雖然在具體操作中難以擺脫內向型辭書的編纂理念，大多數詞典只是內向型詞典的縮寫本或是翻譯本，缺乏針對性和實用性，但注意英譯還是值得肯定的。當然也有別的語種外譯，但是與英語外譯相比數量要少很多。

　　近現代漢語辭書外譯應該適應新時代，注重針對性、體驗性與實用性，形式要豐富多彩，要多模態(tài)進行意義翻譯傳達與風格再現，以滿足大家對漢語辭書的多種需要。現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為人們多模態(tài)獲取、檢索、分析和使用辭書提供了更為便捷的途徑，近現代漢語辭書外譯需要從理論上尋找、歸納與梳理不同模態(tài)意義的生成規(guī)律，進行適用性改造，探索譯文中多模態(tài)信息傳達的途徑、策略與方法。

　　運用厚翻譯（Thick Translation）理論加強中國古代漢語辭書外譯。我國古代辭書如《爾雅》《說文解字》《方言》《釋名》《玉篇》《字匯》《正字通》《康熙字典》等，很早就受到國外關注，已有多語種譯介研究并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是，國內卻很少有人進行關注和研究，古代漢語辭書外譯的情況值得深入挖掘。

　　相對于近現代漢語辭書，古代漢語辭書外譯需求主要還是集中在有需要的圈子里，普通人感興趣的還不太多。由于古代漢語辭書的特點，書中許多詞語具有多重含義，給譯者帶來更多挑戰(zhàn)。為了便于國外讀者理解，古代漢語辭書譯介中往往含有大量的闡釋性文本材料，比如腳注、尾注、序言、按語、文內釋義、文外說明等。通過豐富的注釋，文內文外增加很多解釋性文字，譯介者為讀者理解古代漢語辭書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識信息，這屬于典型的厚翻譯。美國非裔學者奎邁·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將“厚翻譯”定義為：“尋求通過闡釋和相關注釋在內涵豐富的文化語言語境中定位文本的翻譯。”鑒于古代漢語辭書本身的典籍特點以及它在中國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譯介者采用譯語文本包含大量闡釋性文本材料，為讀者提供背景知識信息，從而引起譯文讀者對源語文化的關注和興趣的厚翻譯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當然也可以用別的翻譯理論，古代漢語辭書外譯也應該注重實用性，比如英國湛約翰（John Chalmers，1825—1900）的《說文解字》相關譯介研究著作，重點不是理論探討而是實踐分析，這是由其目的決定的，他主要關心的是如何幫助外國人從字源方面更好地掌握漢語漢字。

　　理論研究與翻譯實踐互相促進

　　在中國漢語辭書外譯過程中還需要加強相關研究意識，翻譯和研究同時進行。不僅要研究漢語辭書自身文本具體翻譯，也要關注如何譯介漢語辭書相關的背景影響、文化內涵、歷代研究等。這需要綜合運用語言學、文化、譯者、讀者等相關的多種翻譯理論對中國漢語辭書外譯進行研究。目前學者對詞典譯介已有所研究，比如孫迎春對詞典譯介提出四大具體的標準，但是專門的中國漢語辭書外譯標準、原則、方法等與外國辭書漢譯既有共性也有區(qū)別，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與思考，根據實際需要加強中國辭書外譯專門研究。中國漢語辭書外譯還有很多現象值得研究，比如翻譯過程中具體疑難字詞考證、某部漢語辭書甚至整體中國辭書外譯歷史梳理、漢語辭書譯介傳播過程中的跨文化特點、現代科技對中國漢語辭書外譯的影響等等，這些都可以大大拓寬辭書研究與翻譯研究領域。

　　目前國內研究辭書譯介的文章大都是談論國外辭書如何譯介到國內，這不利于中國漢語辭書外譯，因此需要綜合運用各種翻譯理論進一步加強我國漢語辭書外譯情況研究，深化對漢語辭書外譯意義的認識。

　　豐富中國漢語辭書跨文化譯介傳播的方式。中國漢語辭書外譯應當具有全球視野與跨文化傳播意識，在方法上不拘一格，統(tǒng)籌兼顧，將漢語辭書文化內涵譯介出來，這樣才是真正成功的譯介。中國漢語辭書跨文化譯介傳播方式，除了傳統(tǒng)媒體傳統(tǒng)譯者針對某些中國辭書的外譯出版之外，還應該把傳播渠道多樣化。比如，可通過跨文化教學進行中國漢語辭書譯介；通過跨文化交流與多國學者合作進行中國漢語辭書譯介研究；通過電子化新媒體等用外文譯介傳播中國漢語辭書，多渠道開展電子化項目等。

　　外譯語種不應局限于英語。我們需要積極推進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漢語辭書的多語種外譯工作，比如《現代漢語詞典》不但出漢英雙語版，也陸續(xù)啟動格魯吉亞語版、阿拉伯語版、俄語版、西班牙語版、波斯語版等翻譯工作。當然，考慮到語言影響力、實際需要以及相關翻譯人才等因素，中國歷代漢語辭書還是要優(yōu)先推進英譯工作，在此基礎上繼續(xù)加強多語種外譯、轉譯，擴大跨文化譯介傳播影響力。

　　重視辭書在構筑強國夢中的激勵作用。近年來有國人提出“辭書強國”的主張，認為加強中國辭書外譯對我們實現“辭書強國”夢很有意義。李宇明教授談到了“辭書強國”的兩個標準，其中第一條就是看本國辭書有多大的國際市場；第二個標準是看有沒有世界領域的經典樣本。

　　實際上，目前中國漢語辭書外譯的情況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漢語作為全世界“應用力”排名第二的國際語言的地位很不相稱。為了實現辭書強國夢，我們不能被動地等待外國學者去做漢語辭書外譯的工作，中國學者更應該主動積極地參與其中，努力推進中國漢語辭書外譯與研究。現在令人欣喜的是，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期刊上和國外出版社用外文發(fā)表或出版的有關中國漢語辭書的文章或專著越來越多，體現了中國學者為構筑辭書強國夢所作出的努力。

　　（作者單位：青島理工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