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所自辦博物館之爭

　　博物館是以研究、教育、欣賞為目的而征集、保護、研究、傳播、展出人類及人類環境的物證的、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的、向大眾開放的、非營利的永久性（固定性）機構。說起近代中國早期博物館，張謇創辦的南通博物苑無疑會最先浮現在人們的腦海之中。然而，學界對哪個博物館為中國第一所自辦博物館，仍存在爭議。

　　南通博物苑說

　　目前已知較早指出南通博物苑為第一所國人自辦博物館的，是民國時期博物館學專家陳端志。他在1936年出版的《博物館學通論》一書中提出，1905年“南通博物苑的經營，實為國人創辦博物館之發軔”，“在我國博物館史上，乃是最先的一頁”。這一論斷被后人認為奠定了描述中國博物館發展系譜的基礎，也在學界流傳甚廣。

　　另一個對南通博物苑歷史地位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鄭振鐸在開幕詞中指出“第一個公共博物館……要算是張謇他們辦的南通博物苑了”。張廷棲在《張謇所創“中國第一”或“全國之最”考略》（《南通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一文中更是提出：“從此，《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博物館志》都確認南通博物苑為中華第一館，中國博物館事業從南通開始。”

　　也有學者提出質疑，美國學者祁珊立認為南通博物苑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具博物館展示功能的園囿（苑），仍帶有相當濃厚的傳統文人雅集遺風，借文化活動織就社會人際網絡，但是尚未形成專業分工的現代博物館管理與策展團隊”。（“Zhang Jian and China’s FirstMuseum,”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 2005）

　　天津考工廠說

　　陸惠元在《天津考工廠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中國博物館》1987年第1期）中，結合現代博物館的定義，考證得出1903年成立的天津考工廠“無論從性質規模上，都應是一個很正規的博物館”，并且是“中國官辦的最早的博物館”。實際上，陳端志的《博物館學通論》與1936年由中國博物館協會編輯出版的《中國博物館一覽》都曾指出，1903年創建的天津考工廠屬于專門博物館，而其后兩年才動工興建的南通博物苑則屬于普通博物館，也就是今天意義上的綜合博物館，但他們沒有像陸惠元那樣旗幟鮮明地表明天津考工廠的首創地位。

　　梁吉生則認為這一說法大可商榷，他的《〈天津考工廠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質疑》（《中國博物館》1988年第1期）對天津考工廠的博物館屬性提出質疑，指出它雖有收藏，但其展品并非具有代表性的人類和自然環境見證物。雖公開展陳，卻更多是匯集中外商品進行展銷。其為社會發展服務之目的更多體現為促進工商業繁榮，而不是以教育為旨歸，提高觀眾的文化素養。進而主張天津考工廠是一個博覽會性質的機構，而非博物館。

　　陸惠元很快做出回應，他在《〈天津考工廠〉之爭與近代博物館概念》（《中國博物館》1988年第4期）中參考日本博物館發展的歷史脈絡與勸業型博物館的性質特點，結合天津早期博物館實踐對日本模式借鑒良多的史實，指出天津考工廠應為勸業型博物館或工商產業型博物館。

　　郭輝通過梳理各方觀點，結合新史料，在《對天津考工廠是不是博物館問題的再思考》（《中國博物館》2018年第1期）中認定天津考工廠具備更多博覽會特征，應是博覽會性質的場館。余慧君也認為天津考工廠不同于現代語境下以典藏與策展為知識生產方式的博物館，她在《與世相接——嚴智怡與天津博物院的誕生》（《新史學》2016年第3期）中主張其更類似于“世貿中心”或“商品標準局”，以展銷形式行銷并鼓勵產品創新與大眾消費，同時接受廠商的寄售品，是一個有官方背景的商品販售平臺。

　　天津教育品陳列館說

　　陳克在《天津教育品陳列館與中國人早期的博物館實踐》（《天津文博》第七輯，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中提出，于1905年3月15日成立并開放的天津教育品陳列館雖僅是專題類博物館，且只存續三年，但從展品、功能、開放形式等衡量標準來看，它應當是國人建立的第一個博物館。他特意提到同時期的南通博物苑剛剛開始動議修建，真正建成開放要等到民國之后，而“考證一個博物館建立的標志是有藏品并對公眾開放，而不是僅有建館計劃或只宣布館名”。

　　岳宏在《淺析天津教育品陳列館》（《天津博物館論叢（2014）》，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中指出天津教育品陳列館有固定的展館、展品、管理人員以及各項開放制度，具有收藏、展示、教育功能，其創辦宗旨為“濬發學識、教育實驗”，由此可以判別其為教育博物館。至于天津教育品陳列館兼具寄售功能、展品多為當代制造品，甚至因館名為“陳列”而非“博物”遭到各方質疑，均難以對其博物館屬性構成挑戰。因此，天津教育品陳列館應是中國最早的專門博物館。李軍的《晚清時期教育博物館的引入與發展——以天津教育品陳列館為例》（《科學教育與博物館》2015年第1期）也主張“以天津教育品陳列館為代表的一批教育博物館的建成開放是中國博物館事業初步建立的重要標志”。

　　趙冠群則在《中國博物學與近代早期博物館》（《中國博物館通訊》2014年第3期）中對天津考工廠與天津教育品陳列館的性質提出質疑，指出這些陳列館寄希望于發展商業和教育，其中陳列一些自然標本，卻并不是永久性機構，也沒有人文和歷史文物的收藏和保管。盡管其已具備一些博物館的特征，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博物館。

　　李飛的《何謂教育博物館：一個值得澄清的歷史概念》（《中國博物館》2018年第3期）得出“教育博物館”在晚清語境中有其特定含義，并非只要陳列若干標本儀器與教育用具，即可歸為“教育博物館”。最明顯的例子是天津教育品陳列館明言取法自日本的教育博物館，卻自稱“陳列館”，足見在創辦人心中，教育品陳列館與教育博物館并不一致。后人望文生義，混淆了概念，可能過分夸大了晚清新政時期“教育類博物館”的歷史地位。

　　　云南府博物館說

　　尹侖在《喬治·高德耶和云南府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年第4期）中利用新發現的兩篇法文史料，將中國最早自辦的綜合博物館的時間前提到1901年。他指出，根據法國人喬治·高德耶記載，云南府博物館的創辦人是時任育才書院校長的孫光庭，直屬于云南巡按使管理，館藏豐富，策展形式多樣，并兼具博覽會、商品交易會和動物園的功能。它之所以在歷史上聲名不彰，原因在于：其一，該博物館作為書院一部分，在機構設置上并沒有單列；其二，開辦地點與管理者均與圖書館重合，容易為人忽略；其三，地處邊疆，相關信息無法及時傳入內地。盡管這一發現對中國博物館史具有重要價值，但作者強調，這兩篇法文文獻屬于孤證，可靠性存疑，仍有待進一步發掘史料加以佐證。

　　【本文系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TJZL19-004）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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