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角度看世界：社會再生產視角下的性別與發展

　日期：2021-06-0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非洲諺語：“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的力量。在筆者研究所涉及的盧旺達歷史上，即便在那些物資并不充裕的傳統社會中，人們也會集聚整個村莊的力量，為新生兒母子提供牛奶；一個懷抱嬰兒的母親出門，不需要攜帶任何食物，她在沿途敲開的每一戶人家都會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所需。但是為什么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提供諸多便利的同時，卻將撫育和照料重新推回到私人家庭領域內部？養育孩子為什么變成了需要精心計算和測量的成本—收益模式？在高度競爭和內卷化的生活方式之外，還有沒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可能？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到了人類歷史活動中的兩種生產：其一是人類為了延續生命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其二是關于雙重生命生產，也就是通過勞動達到的自己生命的生產和通過生育達到的下一代生命的生產。這兩種生產對人類社會的維系而言都至關重要、缺一不可。但是長久以來，在主流經濟學中，對“生產”的討論僅包含市場交換過程中物質資料的生產，因此女性主義學者將第二種生產（也就是雙重生命的生產）稱為“再生產”。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再生產勞動”是指清潔、做飯、照顧孩子等照料與家庭事務。2000年之后的女性主義者則進一步指出：社會再生產不僅包含新生兒的生育和撫育，也不僅僅是照料家庭成員和伙伴，還包括安全食品的供應，工作—家庭平衡，公共教育和健康照料體系，社區中的休閑設施，老人的退休金和福利保障制度，以及營造社會共同體，維系共享的意義紐帶、情感、價值觀等對維持更大的社會系統再生產不可或缺的情感與物質勞動。

　　社會再生產可以由國家提供，也可以通過市場購買服務，還可以由家庭內部承擔無酬勞動。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歷史演變過程中，再生產勞動的組織形式具有不同的特征，并反映了階級、性別、族群等權力關系?！吧鐣偕a理論”（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就是要考察國家、勞動力市場、社區和家庭在兒童撫養、老年照料、家務勞動、社會維系等不同類型的再生產勞動過程中的權力互動和平衡，從而為我們理解不同群體日常生活的運作及其系統性關系奠定重要基礎。

　　在傳統社會中，生產與再生產呈現為以家族（domus）為單位的復合體：女性以參與“后院經濟”等方式加入家庭勞動生產，男性和共同體成員也以某種方式分擔再生產職責?，F代工業社會的重要轉變之一就是將經濟生產從家庭中分離出來，納入市場這一重要的公共領域之中；而生育和撫育被前所未有地置于高度區隔的核心家庭私領域中。社會再生產所需要的諸多社會支持和紐帶在現代化進程中被逐漸拆解和打散了，出現了現代意義上高度對立和分離的公—私二元體系。在此過程中，經濟生產被賦予前所未有的重要價值和優先性，并從效率、理性、秩序的角度重構了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邏輯。

　　這就導致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系列全球性變化和趨勢：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經濟、政治、文化等公共生產領域，但其背后所承擔的再生產職責卻被屏蔽。作為企業的理想員工，個體似乎只需要圍繞著生產計劃完成其生活安排，但卻被剝離了作為人所應當承擔的社會再生產的職責。傳統社會中包括男性在內的共同體力量對再生產職責的體驗與分擔，被高速運轉的貨幣經濟入侵和瓦解；除了掙更多的錢來滿足家庭養育和照料的需求之外，男性似乎很難融入孩子生育和撫育的過程之中。社會公共部門不承認其成員所承擔的社會再生產責任，將其視為個人家庭事務，需要由家庭內部自行協商解決。再生產勞動成為看不見的隱形負擔和成本，在家庭內部形成責任轉移，或是由貨幣購買的服務和商品。但由于再生產勞動的價值本身仍然從屬于經濟生產，從而初步形成了基于性別、階層、年齡、城鄉的“照料責任轉移”和“全球照料剝削鏈”（global care chain）。與此同時，市場的邏輯和要求亦會傾瀉到再生產領域之中，帶來再生產勞動者自身的“內卷”與異化：從傳統的共同體生活退回到私人家庭的封閉式照料和養育模式，不僅讓再生產勞動的承擔者很容易陷于社會孤立和價值貶損；他們的勞動和生活安排也往往需要圍繞著外部經濟生活的節奏和安排，而非再生產勞動的需要本身。

　　如果說生產的邏輯強調的是效率、工具、理性、競爭和沖突，那么再生產的邏輯則是強調關懷、情感、照料、相互合作與支持。早期女權主義的斗爭目標更多圍繞著女性從傳統家庭生活中的“獨立”和“解放”；在經歷了兩百余年的抗爭與發展之后，日本女權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指出：“女權主義的成熟，就是從‘依存’（dependence）到‘自立’（independence）再到達‘相互依存’（inter-independence）的過程。我們并不贊同以往那種‘孤立’‘拒絕幫助’等狹義的‘自立’概念。而這也是對‘近代個人主義’的質疑。”

　　在經濟理性的主導下，我們習慣于站在效率和利潤的角度衡量人類勞動和工作的價值，將高科技、高利潤、高風險的“理性工作”和日常化、情感化、關系性的“照料勞動”之間做出了高下之分。然而當數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經能夠替代大部分物質資料生產的同時，反而是那些針對人的具體、多樣、交互性的情感需求和照料滿足是無法完全被“非人勞動”所取消和替代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應當重新審視和看到“再生產勞動”的價值和意涵，即從女性及其所代表的社會再生產的視角來重新審視這個世界。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女性的力量——中國抗疫戰中的上海女性》一書首發儀式上表示：“在未來，全球疫情將以何種形式結束？一定是人類科技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但在這個基礎上還得有全球性的大協作。女性具備了這場全球協作中需要的智慧和勇氣，女性的領導力在全球抗疫戰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女性的力量值得引以為傲！”這里的“女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類在生育、撫育、照料的過程中形成的溫和、細致、耐心與協作。這并不是只有女性才具有的獨特氣質，而是構成完整人類氣質中的女性原型。只不過在過度強調和凸顯競爭、效率和物質主義的經濟理性進程中，我們逐漸遺忘和迷失了這些完整人類心靈構成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

　　回到文章開頭提到的那句非洲諺語，在世界形勢變動不居、人類命運共同體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下，我們更需要回到雙重生命再生產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個世界的發展邏輯和性別發展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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