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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

        凱洛斯與修辭學

         日期:2021-06-1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凱洛斯(Kairos)這一概念風行于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和不同學科,與修辭學關系最為緊密。該術語經歷了漫長且復雜的語義嬗變歷程,從外延失之過寬,經由一度幾乎銷聲匿跡,再到當代獲得重新解讀,顯示出其巨大的現實生命力。

           起源于古希臘

          有關凱洛斯的來源及其語義,大致有以下四種觀點:古希臘地理學家帕薩尼亞斯《希臘志》中記載有“機會是宙斯最小的孩子”, 因此“機會”成為凱洛斯之神,同時成為一個重要概念,貫穿于古希臘文化;古希臘哲辯師希米利烏斯認為,是古希臘最杰出的雕刻家利西普斯將凱洛斯列為諸神之一;該詞濫觴于荷馬《伊利亞特》,特指身體上易受損害的重要部位,需要給予保護;凱洛斯在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中以“適度”或“均衡”語義出現。《牛津希英詞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編撰者H. G. Liddell 和R. Scott的考辨結論支撐的是第四種觀點:凱洛斯可能肇始于赫西俄德的箴言:“舉措得當,分寸適度?!?/span>

          進入當代,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修辭學博士E. C. White考證認為:該詞既可指弓箭手有的放矢、一矢中的之“關鍵時刻”,亦可指紡織者梭過織孔的“重要瞬間”,均強調行事的“時機性”。美國修辭與寫作研究者J. L. Kinneavy從教育和政治維度,將其定義為“適時”或“適度”。耶魯大學教授J. E. Smith指出凱洛斯和柯羅諾斯(Chronos)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前者偏向時間質的維度,后者側重時間量的維度,因此他又將Kairic time定義為“事物適時發生的季節,而非隨時發生,該時機可能一去不復返”。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英文教授James S. Baumlin則將凱洛斯理解為“禮儀”或“適當”,他指出著名英國哲學家培根定義“禮儀”時應用了凱洛斯。法國學者E. Moutsopoulos在時間維度上,又添加了動態和價值維度。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英文系教授P. Sipiora在其《古典凱洛斯概念》(The Ancient Concept of Kairos)專論中提倡把握其核心要義“時機”,進而拓展出“對稱”“得體”“場合”“適度”“適當”“機智”“禮貌/得體”“均衡” 等多角度考察。鑒于該詞語義的多元復雜性,國內學者袁影根據玄奘法師“五不譯”原則,提議音譯為“凱洛斯”。在以上宏觀初步歸納基礎上,下文將從微觀層面,進一步明晰其語用內涵及其歷史發展脈絡。

          在古典時期淡化

          開尼維(Kinneavy)在《凱洛斯:一個古典修辭學中被忽視的概念》(Kairos: A Neglected Concept in Classical Rhetoric)一文中,首次指出西方修辭學史研究者誤以為“凱洛斯”遭到亞里士多德學派的冷落和貶低,因為這些研究者誤以為亞里士多德三卷本《修辭學》只三次談及該詞。在《凱洛斯之于亞里士多德的修辭》(Kairos in Aristotle’s Rhetoric)一文中,開尼維借助計算機輔助檢索軟件PERSEUS,根據古希臘文獻數據庫,發現《修辭學》談及“凱洛斯”達16次之多,是亞里士多德寫作行為、情感訴求、辭格應用乃至理論整合的核心要素。

          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以“妖言惑眾”貶損雄辯家高爾吉亞,而S. Crowley 和D. Hawhee合著的《古典修辭學研究之于當代學生》(Ancient Rhetoric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明確指出高爾吉亞可能是即席演講的首發者,不僅其修辭理論植根于凱洛斯,而且文體中的得體性也可追溯到該概念,即抓住合適的時刻表達,而所謂合適的時刻是指聽眾做好準備的時刻。P. Sipiora和 J. S. Baumlin梳理西方古典修辭和“凱洛斯”關系時,認為高爾吉亞得意門生伊索克拉底對這一概念的闡釋最為卓著。具體說來,言說藝術領域要求適切情境,風格得體;政治領域應順應情勢,適時而動,突出恰當時機;軍事領域戰機易逝,機不可失,強調危機;教育領域應把握時機,準確判斷,有效行動,強調教育需要抓住有利時刻。

          古羅馬雖然是古典修辭思想的全盛時期,然而代表性人物西塞羅在其《論演說家》和昆體良在其《雄辯術原理》中只是偶爾論及“凱洛斯”,寥寥數言,一筆帶過。前者認為在適切的情景中,順應習俗和期待,演講者方可最大限度地發揮其雄辯性;后者認為修辭的復雜性可歸因于時空等情景要素。與古希臘的“凱洛斯”研究相比,此后的研究曾一度被嚴重淡化。

           在當代重新興起

          在當代“修辭沒落論”的大背景下,美國修辭學家L. F. Bitzer 1968年在《哲學與修辭學》(Philosophy and Rhetoric)創刊號發表了卷首文章《修辭情勢》(The Rhetorical Situation),力求突破修辭學傳統,從而振興修辭學。他認為傳統修辭學的常規(standard)議題是“受眾”“演說者”“目的”“方式”等,而“修辭情勢”絕對不是傳統修辭學的常規術語,因此尚未得到系統研究?!靶揶o情勢論”的核心要義是:修辭話語來自情勢本身的修辭性,因為情勢本身存在“缺失”,迫使表達者必須使用修辭話語與人交流以求解決問題。具體說來,修辭話語應修辭情勢而生,話語因修辭情勢而獲得修辭意義;修辭情勢誘發修辭話語去改變現實;修辭話語須對修辭情勢做出適切的反應;修辭情勢制約修辭話語。撇開這篇雄文此后所激發并延續至今的大量學術爭鳴,Crowley和Hawhee合著的《古典修辭學研究之于當代學生》(Ancient Rhetoric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以專門章節探討“凱洛斯”與修辭情勢的關系,凸顯“抓住時機”(seizing the moment)這一古今融通的“凱洛斯”與“情勢”本質屬性,認為“修辭情勢”意在突破傳統,卻起到了傳承與復興“凱洛斯”研究傳統的作用。

          當代“凱洛斯”研究中出現了兩種聲音。以開尼維為首的學者大力倡導將“凱洛斯”作為修辭學的一個常言或范疇,通過再語境化,恢復該詞的古典主義理解,用于當代修辭學研究。開尼維以史為鏡,回溯該詞在古典時期的產生、演變和發展,認為“凱洛斯”的核心意義為“擇機行事”,需要挖掘這一概念在不同文體作品中的具體運用情況。另一派則認為這一古典概念早已過時,現代生活需要對各種情景進行差別化描述,賦予“凱洛斯”新義,例如美國詹姆斯麥迪遜大學交際研究學院的M. P. Brigham認為:“情境嚴謹、可綜合評價‘適機’的歷史時刻必定被復雜的現實變遷所掩蓋?!?然而,如何古詞新用,語焉不詳。

          有鑒于此,近年來,關涉“凱洛斯”的學術研究與活動方興未艾,此起彼伏。早在2002年,Sipiora 和 Baumlin就推出《修辭學與凱洛斯:歷史、理論與實踐文集》(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這一研究“凱洛斯”的集大成之作,尋求多視角、多維度、多層次、全方位考察該概念。美國修辭學協會將“凱洛斯”列為第14、15、16屆雙年會議題之一。筆者通過檢索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發現以“凱洛斯”為主題的高倍引文獻不在少數。國外研究者將其作為研究范式,應用于不同學科領域,如教育學、生育學、政治哲學、宗教學、生物學、醫學、商務交際、社會工作實踐等,不一而足。但是,國內以“凱洛斯”為主題且發表在核心刊物上的相關研究寥寥無幾,顯然嚴重滯后于西方的“凱洛斯”研究。

           核心要義及其現實意義

          鑒于“凱洛斯”的多重含義及其意變,以及中外學術界迄今尚未就其含義達成共識,筆者以為“凱洛斯”至少包含三大要素:時機、行事、分寸。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一個國家,一個個體,在其發展道路上,經常會遇到錯過某個時機,回頭彌補也難以實現本來可以實現的目標的情況,甚至可能為錯過時機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抓住了和平發展主旋律,大大提升了國家的綜合實力,這與世界危機四伏中化危機為時機不無關系。“韜光養晦”是抓住時機行事、分寸拿捏得體的英明決策。

          步入新時代,“一帶一路”建設可謂“時機、行事、分寸”三結合的“凱洛斯”發展遠景規劃。時機促行動,行動需謀劃;謀劃需謹慎,謹慎求分寸。這些或許可以成為“凱洛斯”的主要構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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