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洛斯與修辭學
日期：2021-06-1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凱洛斯（Kairos）這一概念風行于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和不同學科，與修辭學關系最為緊密。該術語經歷了漫長且復雜的語義嬗變歷程，從外延失之過寬，經由一度幾乎銷聲匿跡，再到當代獲得重新解讀，顯示出其巨大的現實生命力。
起源于古希臘
有關凱洛斯的來源及其語義，大致有以下四種觀點：古希臘地理學家帕薩尼亞斯《希臘志》中記載有“機會是宙斯最小的孩子”， 因此“機會”成為凱洛斯之神，同時成為一個重要概念，貫穿于古希臘文化；古希臘哲辯師希米利烏斯認為，是古希臘最杰出的雕刻家利西普斯將凱洛斯列為諸神之一；該詞濫觴于荷馬《伊利亞特》，特指身體上易受損害的重要部位，需要給予保護；凱洛斯在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中以“適度”或“均衡”語義出現。《牛津希英詞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編撰者H. G. Liddell 和R. Scott的考辨結論支撐的是第四種觀點：凱洛斯可能肇始于赫西俄德的箴言：“舉措得當，分寸適度?！?/span>
進入當代，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修辭學博士E. C. White考證認為：該詞既可指弓箭手有的放矢、一矢中的之“關鍵時刻”，亦可指紡織者梭過織孔的“重要瞬間”，均強調行事的“時機性”。美國修辭與寫作研究者J. L. Kinneavy從教育和政治維度，將其定義為“適時”或“適度”。耶魯大學教授J. E. Smith指出凱洛斯和柯羅諾斯（Chronos）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前者偏向時間質的維度，后者側重時間量的維度，因此他又將Kairic time定義為“事物適時發生的季節，而非隨時發生，該時機可能一去不復返”。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英文教授James S. Baumlin則將凱洛斯理解為“禮儀”或“適當”，他指出著名英國哲學家培根定義“禮儀”時應用了凱洛斯。法國學者E. Moutsopoulos在時間維度上，又添加了動態和價值維度。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英文系教授P. Sipiora在其《古典凱洛斯概念》（The Ancient Concept of Kairos）專論中提倡把握其核心要義“時機”，進而拓展出“對稱”“得體”“場合”“適度”“適當”“機智”“禮貌/得體”“均衡” 等多角度考察。鑒于該詞語義的多元復雜性，國內學者袁影根據玄奘法師“五不譯”原則，提議音譯為“凱洛斯”。在以上宏觀初步歸納基礎上，下文將從微觀層面，進一步明晰其語用內涵及其歷史發展脈絡。
在古典時期淡化
開尼維（Kinneavy）在《凱洛斯：一個古典修辭學中被忽視的概念》（Kairos: A Neglected Concept in Classical Rhetoric）一文中，首次指出西方修辭學史研究者誤以為“凱洛斯”遭到亞里士多德學派的冷落和貶低，因為這些研究者誤以為亞里士多德三卷本《修辭學》只三次談及該詞。在《凱洛斯之于亞里士多德的修辭》（Kairos in Aristotle’s Rhetoric）一文中，開尼維借助計算機輔助檢索軟件PERSEUS，根據古希臘文獻數據庫，發現《修辭學》談及“凱洛斯”達16次之多，是亞里士多德寫作行為、情感訴求、辭格應用乃至理論整合的核心要素。
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以“妖言惑眾”貶損雄辯家高爾吉亞，而S. Crowley 和D. Hawhee合著的《古典修辭學研究之于當代學生》（Ancient Rhetoric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明確指出高爾吉亞可能是即席演講的首發者，不僅其修辭理論植根于凱洛斯，而且文體中的得體性也可追溯到該概念，即抓住合適的時刻表達，而所謂合適的時刻是指聽眾做好準備的時刻。P. Sipiora和 J. S. Baumlin梳理西方古典修辭和“凱洛斯”關系時，認為高爾吉亞得意門生伊索克拉底對這一概念的闡釋最為卓著。具體說來，言說藝術領域要求適切情境，風格得體；政治領域應順應情勢，適時而動，突出恰當時機；軍事領域戰機易逝，機不可失，強調危機；教育領域應把握時機，準確判斷，有效行動，強調教育需要抓住有利時刻。
古羅馬雖然是古典修辭思想的全盛時期，然而代表性人物西塞羅在其《論演說家》和昆體良在其《雄辯術原理》中只是偶爾論及“凱洛斯”，寥寥數言，一筆帶過。前者認為在適切的情景中，順應習俗和期待，演講者方可最大限度地發揮其雄辯性；后者認為修辭的復雜性可歸因于時空等情景要素。與古希臘的“凱洛斯”研究相比，此后的研究曾一度被嚴重淡化。
在當代重新興起
在當代“修辭沒落論”的大背景下，美國修辭學家L. F. Bitzer 1968年在《哲學與修辭學》（Philosophy and Rhetoric）創刊號發表了卷首文章《修辭情勢》（The Rhetorical Situation），力求突破修辭學傳統，從而振興修辭學。他認為傳統修辭學的常規（standard）議題是“受眾”“演說者”“目的”“方式”等，而“修辭情勢”絕對不是傳統修辭學的常規術語，因此尚未得到系統研究?！靶揶o情勢論”的核心要義是：修辭話語來自情勢本身的修辭性，因為情勢本身存在“缺失”，迫使表達者必須使用修辭話語與人交流以求解決問題。具體說來，修辭話語應修辭情勢而生，話語因修辭情勢而獲得修辭意義；修辭情勢誘發修辭話語去改變現實；修辭話語須對修辭情勢做出適切的反應；修辭情勢制約修辭話語。撇開這篇雄文此后所激發并延續至今的大量學術爭鳴，Crowley和Hawhee合著的《古典修辭學研究之于當代學生》（Ancient Rhetoric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以專門章節探討“凱洛斯”與修辭情勢的關系，凸顯“抓住時機”（seizing the moment）這一古今融通的“凱洛斯”與“情勢”本質屬性，認為“修辭情勢”意在突破傳統，卻起到了傳承與復興“凱洛斯”研究傳統的作用。
當代“凱洛斯”研究中出現了兩種聲音。以開尼維為首的學者大力倡導將“凱洛斯”作為修辭學的一個常言或范疇，通過再語境化，恢復該詞的古典主義理解，用于當代修辭學研究。開尼維以史為鏡，回溯該詞在古典時期的產生、演變和發展，認為“凱洛斯”的核心意義為“擇機行事”，需要挖掘這一概念在不同文體作品中的具體運用情況。另一派則認為這一古典概念早已過時，現代生活需要對各種情景進行差別化描述，賦予“凱洛斯”新義，例如美國詹姆斯麥迪遜大學交際研究學院的M. P. Brigham認為：“情境嚴謹、可綜合評價‘適機’的歷史時刻必定被復雜的現實變遷所掩蓋?！?然而，如何古詞新用，語焉不詳。
有鑒于此，近年來，關涉“凱洛斯”的學術研究與活動方興未艾，此起彼伏。早在2002年，Sipiora 和 Baumlin就推出《修辭學與凱洛斯：歷史、理論與實踐文集》（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這一研究“凱洛斯”的集大成之作，尋求多視角、多維度、多層次、全方位考察該概念。美國修辭學協會將“凱洛斯”列為第14、15、16屆雙年會議題之一。筆者通過檢索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發現以“凱洛斯”為主題的高倍引文獻不在少數。國外研究者將其作為研究范式，應用于不同學科領域，如教育學、生育學、政治哲學、宗教學、生物學、醫學、商務交際、社會工作實踐等，不一而足。但是，國內以“凱洛斯”為主題且發表在核心刊物上的相關研究寥寥無幾，顯然嚴重滯后于西方的“凱洛斯”研究。
核心要義及其現實意義
鑒于“凱洛斯”的多重含義及其意變，以及中外學術界迄今尚未就其含義達成共識，筆者以為“凱洛斯”至少包含三大要素：時機、行事、分寸。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一個國家，一個個體，在其發展道路上，經常會遇到錯過某個時機，回頭彌補也難以實現本來可以實現的目標的情況，甚至可能為錯過時機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抓住了和平發展主旋律，大大提升了國家的綜合實力，這與世界危機四伏中化危機為時機不無關系。“韜光養晦”是抓住時機行事、分寸拿捏得體的英明決策。
步入新時代，“一帶一路”建設可謂“時機、行事、分寸”三結合的“凱洛斯”發展遠景規劃。時機促行動，行動需謀劃；謀劃需謹慎，謹慎求分寸。這些或許可以成為“凱洛斯”的主要構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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