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是語言學的搖籃
日期：2021-06-1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語言學和哲學的關系異常緊密。在語言學成為獨立學科之前，語言一直是哲學的思辨領域，也就是說，那時的語言研究寓于哲學研究之中。語言學在成為獨立學科之后，也始終離不開哲學的牽引，可以說哲學的發展指引著語言學的發展方向。正如羅賓斯（R. H. Robins）所言，“哲學是語言學的搖籃”。探索語言學理論和流派的哲學淵源，有利于認清語言學與哲學的緊密聯系，對未來的語言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哲學本體論階段的語言探索
哲學研究在本體論階段主要探討世界的本源問題，與之相對，語言研究集中于談論語言的本質，如對語法的研究、詞源的探討等。古典時期，亞里士多德提出了語言工具論，出現了自然派和約定派的論爭，這可以看作象似性和任意性的雛形。而詭辯學的出現，則推動了修辭學、詩學的研究。
中世紀是經院哲學的天下，世界被認為由上帝所造，語言自然也被認為出自上帝之手。經院哲學以苛細煩瑣、泥古守舊而著稱，雖有懸空不實、故作深奧之嫌，但以其追源窮理的哲學精神來探索語法學，亦有觸及語言本質的論斷，13世紀問世的《思辨語法》便是這一時期的登峰造極之作。因共相問題而出現的唯名論與唯理論之爭，其實也就是任意性和象似性之爭的又一早期版本。
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高舉人文主義旗幟，關注人的作用，動搖了中世紀神學的無上權威。相應地，在語言教學中，開始采用人文的方法教授古典希臘和拉丁作品。人文知識的基礎是語言修養，古典語言被視為基礎教育的必要組成部分，被納入所有學校的課程。能否讀懂古典文獻，是判斷一個人文主義者是否具有研究能力的主要標準。正是這一思想，導致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異常重視對古典語言的研究。
哲學認識論階段的語言研究
16世紀到19世紀在西方哲學史上被稱為認識論階段，其哲學研究主要有兩條進路：經驗論和唯理論。受機械唯物論哲學觀的影響，雅柯布·格林（J. Grimm）通過考察多種語言的音變蹤跡，將音變的描述精細化、條理化，提煉出簡明的規則，使語言學日益趨近自然科學。他提出的音變規律后來被命名為“格林定律”（Grimm’s Law），該理論使語言研究突破了傳統語文學的藩籬，朝現代語言學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同樣受機械唯物論影響的卡爾·維爾納（K.Verner）為追求嚴密的方法，解決“格林定律”的例外情況，發現了重音在發生音變時的作用，這一發現很快被命名為“維爾納定律”（Verner’s Law）。
達爾文于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其進化論思想不僅對自然科學產生了廣泛影響，在人文社會科學中也迅速傳播開來，語言學也從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熱衷于進化論思想的語言學家提出了“語言機體論”，把各種語言視為自然的有機體，認為其發生、發展、成長、衰亡完全取決于自然規律的作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受唯理論哲學思想的影響，一些學者提出了“普遍唯理語法”，認為理性是語言運作的根本原因，語法是“唯理的”，人們應該用科學的理性思維來探索語言。此外，笛卡爾的理念天賦說是笛卡爾哲學甚至整個唯理論哲學的基礎，這一哲學思想對語言學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后來20世紀出現的喬姆斯基語言天賦說之中。
語言論轉向后的語言學研究
到了20世紀，哲學發生語言論轉向，認為所有哲學問題都歸因于語言問題。這使語言與哲學的關系變得愈加緊密。20世紀上半葉的邏輯實證主義導致了形式語義學的出現；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的興起，導致了社會語言學和功能語言學的產生；后期維特根斯坦的用法論、行為論則催生了語言學上的刺激反應論意義觀；在20世紀下半葉日常語言學派的影響下，語言學迎來了語用學這一全新分支。
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把語言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建立獨立學科時，正是20世紀英美分析哲學興起的時候，索氏創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可以說是受到了英美分析哲學的影響。但是，與此同時，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結構主義在人類學、心理學、文藝理論等諸多領域亦得以廣泛應用，且對英美分析哲學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本身就是一種哲學理論。
曾在20世紀下半葉引起轟動的轉換生成語言學，主要受惠于笛卡爾的天賦觀念論、唯理論以及17世紀所建立的“普遍唯理語法”。語言和理性一樣，都是人類天賦。正是一種天賦的“語言獲得機制”（LAD）使人們能夠產出無限的語言表達。《普遍唯理語法》是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唯理主義哲學在法國語言學上催生的作品，備受喬姆斯基的青睞，影響了生成語言學的“普遍語法”（UG）的產生和發展。
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后現代哲學的影響下，作為對轉換生成語法的全方位反動的認知語言學應運而生。認知語言學并非是某一位創始人提出的語言學流派，也沒有統一的精神領袖，而是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語言學學者所具有的相同的基本理論主張的合流。后現代哲學最主要的特征是“反傳統”，多層次全方位地對現代哲學思維進行了發難，相應地，認知語言學對主流的轉換生成語法進行了全方位的反動。后現代哲學反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方式，提倡范疇邊界的模糊性，這在認知語言學中體現為語言學各種理論對原型范疇觀的堅持。后現代哲學反對宏大敘事，反對“中心主義”，注重差異性、特殊性，關注他者、弱小、邊緣、局部、次要、偶然等。認知語言學的語法研究則是從關注邊緣語言現象入手，再由邊緣進入中心，提出了著名的構式語法理論。
縱覽語言學和哲學簡史，我們發現，語言學尤其是當代語言學，均是在哲學的浸淫中產生的。從古至今，各種語言學思想和流派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哲學烙印。語言研究者如果不了解語言理論背后的哲學基礎，就不能達到對語言學理論的透徹理解，其語言學研究也將難以深入。一方面，哲學能為語言學研究拓寬視野，加大語言學研究的深度。如果僅僅沉溺于語言學研究自身范圍，我們可能看不到自身研究的局限性，也不能對語言學研究擁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因而不能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哲學能為語言學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哲學是自然科學和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其世界觀和方法論有益于語言學的研究，還能為語言學的未來發展指引方向。
然而，就國內的語言學研究現狀而言，許嘉璐先生曾指出：“千百年來，中國的語言研究，缺乏理性的思維和理論的建設。”“大約從乾嘉時代起，語言學家們幾乎忘了哲學。”由此可見，擴大語言研究者的哲學視野是中國語言研究的當務之急。對語言研究者來說，了解哲學的各個流派，知曉其中的基本觀點，對開闊視野、打開思路、明確領域都是不無裨益的。我們不但要了解西方哲學理論，亦要挖掘中國哲學中的語言哲學思想寶藏，以期更好地指引我們的語言研究。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