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與中國社會發展同行
日期：2021-06-1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學人小傳
景天魁（1943— ），山東省蓬萊縣人，1962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70年至1973年先后就職于山西省和順縣公社和縣委，1973年至1978年就職于山西日報社理論部。1981年至199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其間， 1987年破格晉升副研究員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88年擔任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室主任，1992年晉升研究員。1995年至2006年先后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黨委書記、所長。1996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1998年至2005年擔任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2001年至2005年擔任國際社會學會副會長。2006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為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著有《打開社會奧秘的鑰匙——歷史唯物主義邏輯結構初探》《社會認識的結構和悖論》《底線公平：和諧社會的基礎》《底線公平福利模式》等。主編《基礎整合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學原著導讀》《中國社會學史》等。先后提出“勞動起點論”（1981）、“認知系統論”（1990）、“科學基礎論”（1993）、“時空壓縮論”（1999）、“底線公平論”（2004）、“福利中道論”（2010）、“中國本土社會學理論體系建設論”（2017）。
景天魁是當代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其學術生涯可謂與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同步。他緊跟時代步伐、關注國計民生、致力社會研究的學術風格是對所有從事社會學研究后輩的勉勵和示范。
探索社會的奧秘
1943年，景天魁出生在山東省蓬萊縣小門家鎮邢家村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62年，他從蓬萊二中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自此走上學術之路。進入北京大學不久，景天魁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社會到底是什么？大學畢業后，他先后到山西省和順縣生產隊、公社和縣委以及山西日報社理論部等單位工作。學術之路雖然暫時中斷，但他心中已經埋下探索社會奧秘的種子。
1978年，我國恢復研究生教育。景天魁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攻讀專業為歷史唯物主義。自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學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大多停留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個人和群眾等基本范疇，鮮少有學者深入研究這些基本范疇深層的邏輯關系。無法說透這些基本范疇的關系，就會導致社會經濟建設實踐的偏差。鑒于此，景天魁開始致力于對歷史唯物主義邏輯結構進行研究，意圖揭示出歷史唯物主義現有范疇的深層結構。1981年，景天魁的處女作《打開社會奧秘的鑰匙——歷史唯物主義邏輯結構初探》出版，首次提出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起點問題，認為作為哲學范疇的“勞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起點，勞動的邏輯展開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骨架，提出了勞動展開過程、社會發展過程和人的發展過程三者統一的觀點。由此，該項研究被當時哲學界的同仁稱為“勞動起點論”。1982年，《哲學研究》專門刊發了關于該書的書評，使得年輕的景天魁在哲學界聲名鵲起。由于這本書在學術界和思想界引起的強烈反響，1982年，景天魁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唯一的優秀研究生代表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1983年，景天魁開始在職攻讀博士。1983年至1987年，景天魁致力于探討社會認識的邏輯。在博士論文《社會認識的結構和悖論》中，景天魁建立了社會認識系統的模型，把整個社會認識看作一個系統，將社會認識劃分為七種認識方式。通過建立社會認識系統模型，景天魁希望拓寬關于認識和實踐的基本理論，實現科學認識和人文認識的大綜合。在社會認識論領域的開拓構成了景天魁學術生涯的第一個轉折點，他開始從哲學領域轉移到哲學與具體科學、哲學與生活實踐的過渡地帶。1988年，景天魁曾表示，下一步他要朝著“哲學—專門科學—社會技術學”的方向努力。
1988年，景天魁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室主任。1988年至1992年，景天魁致力于探討社會科學方法論。他提出了社會科學的基礎問題是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立?！吧鐣澜纭本哂卸匦裕仁恰笆聦嵉氖澜纭?，又是“意義的世界”和“價值的世界”。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都未能恰當看待社會世界的二重性，反而把二重性搞成了“二元對立”。景天魁認為，克服“二元對立”的方法是在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基礎、觀念基礎和技術基礎三大領域都實行“層次論”。
從探討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到探討社會認識的邏輯，再到探討社會科學方法論，景天魁圍繞著“探索社會奧秘”的主線走向了哲學和具體科學的溝通。在這個過程中，景天魁逐漸形成并完善了他的“哲學觀”：“哲學，如不貼近生活，就會變得干枯；社會，如果沒有哲學，就會顯得淺薄?！边@樣的“哲學觀”對今日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有著啟發意義。
關注社會發展的時空結構
1993年，還在哲學研究所工作的景天魁創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并擔任主任。1995年，景天魁由哲學研究所調入社會學研究所。景天魁注意到，中國在取得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面臨著社會失范、貧富分化、環境惡化等問題，通過對比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和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他提出用《時空結構》的分析視角來揭示后發展國家的發展困境。
1999年，景天魁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中國社會發展的時空結構》，2002年，出版《社會發展的時空結構》一書。景天魁認為，時空結構是參與形成和建構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結構的基本結構，對社會發展的研究不能脫離一個社會的時空結構。他重新審視了傳統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對話結構，指出西方發達國家與后發國家的重要不同是對話結構的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對話結構始終是二元結構，先是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對話，再是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對話；后發國家則面對傳統性、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大綜合，本屬于不同時代的三者被壓縮到了同一時空之中。景天魁把后發國家的這種結構叫作“時空壓縮”。面臨“時空壓縮”，后發國家必須采取超越進化路徑，超越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固定模式，才能建立一種超越性的協調關系。
2004年，景天魁在《人民日報》發表《建立具有中國時空特征的理論框架》，探討以時空視角建構發展社會學理論框架。2006年10月11日，景天魁應邀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作了題為“理解中國發展”的演講，提出解釋中國崛起之謎的關鍵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時空特性與西方國家不同。2013年，景天魁發表《時空社會學：一門前景無限的新型學科》，認為時空社會學具有基礎性學科地位，將成為重建社會科學的樞紐，進而助力構建適應中國崛起需要的學術話語體系。2018年，景天魁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時空重塑”：時空社會學的旨趣》，強調學術話語與時空場景關系密切，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無法理解中國的整合貫通思維，應該著眼中國社會發展的時空特性，探索在當今時代如何實現時空壓縮與時空延伸的統一。
扎根民生建設研究
進入社會學研究所工作以后，景天魁在大量的社會調查實踐中近距離地感知著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其中，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的關系成為中國發展必須面對的問題。但是，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的關系抽象而宏觀，需要找到與之相連的具體問題作為突破口。這個突破口就是追問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理念基礎。
景天魁認為，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長期停留在政策和經驗層面，鮮少有人探討社會保障的基本理念。1996年，景天魁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研究”，并于2001年和楊團、唐鈞等人撰寫了《基礎整合的社會保障體系》一書，提出“基礎整合的社會保障體系”，論述了“基礎整合”的概念含義、概念框架、目標、要求和意義。2002年6月，景天魁應邀到吉林大學社會學系演講，把“基礎整合”概括為六個“基礎”和六個“整合”，并把六個“基礎”和六個“整合”概括為“守住底線，衛生保?。粡娀?，就業優先；依托社區，城鄉統攬”。2003年，景天魁在《社會科學戰線》發表了《作為公正的發展》一文，提出社會公正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和根本動力，將社會保障與社會公正關聯起來。此后，他進一步思考能夠體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相統一的公平具有什么特點。追問的結果是在2004年第36屆世界社會學大會上，景天魁正式提出了“底線公平”概念，認為“底線公平”應該成為社會保障的核心理念。
景天魁指出，“底線公平”是一個確定和描寫社會公平度的概念。這個度是百姓的“基礎性需求”，包括解決溫飽的需求（生存需求）、基礎教育的需求（發展需求）和公共衛生、醫療救助的需求（健康需求）?！暗拙€”劃分了社會成員權利的一致性和差異性，底線以下部分體現“權利的一致性”，底線以上部分體現權利的差異性。在經濟水平比較低時，政府要守住底線公平這條線，確保每個公民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經濟水平較高時，政府仍要守住底線公平這條線，以防止貧富差距拉大。2004年，景天魁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了《底線公平與社會保障的柔性調節》一文，該文被全國20家報紙和雜志摘錄轉載，并得到社會保障研究同行的積極響應。
景天魁對于民生建設的關注是理論與實踐并舉的。從2003年開始，景天魁就抓住各種機會呼吁建立城鄉統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他尤其關注農村困難群體的生活保障問題，并進行了多次調研和論證。2006年在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與中共中央黨校聯合舉辦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研討會上，景天魁再次呼吁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他和全國政協調查組到多個省市調研，向中央報送了《關于在我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調查與建議》的報告。報告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同志批示有關部門認真研究。2007年3月16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決定2007年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景天魁是學哲學出身，自認研究民生并非個人所長，但是，他一直未曾忘記自己是“農民的兒子”，這鞭策著他積極推動和參與農村低保制度建設，其目的就是要讓中國的幾千萬貧困農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作為一名研究者，其研究成果確實被用于解決百姓的困難，使百姓的生活狀況得到改善，這是對研究者最大的慰藉，也是對后來學人的鼓舞。
構建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
立基于中國社會發展的時空特性，挖掘適合中國國情的概念，建設具有中國特色、能夠解釋中國發展的社會學話語體系，力求擺脫中國社會學對西方理論的依附地位，一直是景天魁想要做的事。2014年以來，景天魁帶領團隊轉入群學即中國社會學史研究，嘗試以重寫中國社會學史的方式構建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
在總結反思社會學學科建設歷程的基礎上，2014年，景天魁發表論文《中國社會學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從“社會學的春天”談起》。回溯中國社會學在近現代的發展，清末學人開創了融通擔當的傳統，民國時期的學人提出“社會學中國化”。由此，景天魁認為中西古今問題是中國社會學與生俱來的問題，也是中國社會學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然而，1979年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中西古今問題被淡化，對西方社會學的借鑒變成了照搬和套用，最常見的模式是“西方概念+中國案例”和“西方理論+中國數據”。這種忽視中國文化和中國學術傳統的借鑒被景天魁稱為“腳下無根”地“躺著學”，要想“站著學”，必須獨立自主地提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基本概念和理論。
2015年，景天魁在中國社會思想史專業委員會第十三屆年會上作了題為“中國社會思想史的學科定位”的發言，探討中國社會思想史與中國社會學的關系。景天魁認為，中國社會思想史的主軸應該是中國社會學的起源和發展史，需要立足于中國社會的發展脈絡和文化源流去順著講史，而不是倒著講史，用西方社會學作為標準去處理中國史料。同年，景天魁發表《中國社會學源流辨》一文，指出一門學科的根本之“源”，應該是社會實踐、社會歷史和文化傳統，以群學為代表的本土社會學傳統資源才是中國社會學崛起之源；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學之源與西方社會學之源應該是平等對話的關系，而西方社會學的引入只是中國社會學的一個“流”；實現中國社會學與西方社會學的貫通，迫切需要中國社會學界增強文化自覺，提升理論自信，探索創新與西方社會學會通的路徑。
在上述思想的指引下，景天魁帶領團隊重點探討了群學概念體系。群學概念體系建立在群、倫、仁、中庸四個基礎性概念之上，采用“誠正修齊治平”的層次框架，修身層次對應合群，齊家層次對應能群，治國層次對應善群，平天下層次對應樂群。2017年10月，《中國社會學：起源與綿延》一書出版，當年即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成果，至今已被譯為英、法、德、俄、韓5種外文出版。
在論證了群學概念體系之后，景天魁帶領團隊繼續探討重寫中國社會學史的可能性。2019年，景天魁發表論文《欲興其學 先正其史——略談中國社會學史研究》，對“社會學只是‘舶來品’”“中國古代沒有社會學”“中國社會學史只能從西方社會學的傳入寫起”等看法提出質疑。在構建群學概念體系的基礎上，景天魁帶領團隊以群學命題演進史的形式書寫中國社會學史，既體現了群學作為合群、能群、善群、樂群之學的主線，也展現了群學2200多年的綿延和發展歷程。2019年10月，由景天魁主編的《中國社會學史》第一卷“群學的形成”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第二卷至第六卷也處于緊鑼密鼓的寫作當中。
景天魁曾說：“我個人雖然平凡，但適逢偉大的時代；學識雖然淺陋，但我樂意為這個時代提出的課題奉獻自己的一切。”縱觀景天魁的學術生涯，確實與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同步。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亟須推動人的思想解放，景天魁從哲學角度闡釋社會發展的奧秘，提出了“勞動起點論”。20世紀90年代，如何在中國具體國情條件下實現現代化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他便籌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轉入社會學領域開展研究，對比中西方國家現代化建設的不同背景，提出了“時空壓縮論”。21世紀初，有感于弱勢群體的艱難生活處境，景天魁再次轉變學術方向，開始研究與老百姓關系最緊密的社會保障政策，提出“底線公平論”。如今，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景天魁深感中國社會學已經進入回答時代命題的新階段，又自覺應有“大擔當”，于是致力于構建中國社會學的話語體系，以求在新的“百家爭鳴”的態勢下發出中國社會學的最強音。雖然他的研究領域在不斷變化，但緊跟中國社會發展的研究取向卻沒有變。他在為“時代提出的課題”貢獻出具有穿透力的學術研究的同時，也不斷啟發勉勵著更多的社會學人關注社會發展、致力社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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