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新聞事業的歷史貢獻

　日期：2021-06-1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開天辟地，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同時也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系統性、規模化、條塊型新聞事業的先河。正是有了這種新型體制強有力的保障，中央蘇區的新聞傳播事業在一個特定的時期與特定的環境中，在凝聚人心、調動力量、募集物資、提振精神等方面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與政治意識

　　根據蘇區廣大工農群眾與紅軍戰士文化水平偏低，基本上沒有能力獨立閱讀報紙的特點，中央報刊有直接組織或者引導組織讀報活動的計劃。《紅色中華》第49期“特別通知”中，給該報的通訊員規定了五項主要任務，其中第五項任務是“建立讀報小組，爭取廣大的讀者”。《紅色中華》辦報100期的時候，李富春撰寫文章，對百期后的報紙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其中有一點就是“每鄉每村的識字班和夜校及俱樂部，應有讀報組的組織”。其他報刊大多也有類似的計劃。其中《青年實話》還在第3卷第8號中開辟“文盲的學校”欄目，專門刊登一些掃盲的讀物，以發揮報紙在知識與文化傳授方面的“教師”功能。

　　對蘇區群眾閱讀報紙的效果，因為已經世易時移，我們現在無法直接從當事者那里獲得答案，而只能從當時的資料中尋找線索。《介紹中央勞動部的紅屬夜校》是發表在《紅色中華》的一篇文章，專門描寫了夜校讀報課的情形。通過該文可以獲知，夜校中的讀報課程內容積極，很受學生歡迎。尤其是其中通過教員與學員的對話，顯示了讀報課對提高學員的讀寫能力具有明顯的影響：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經過一個月夜校讀報課的學習，已經能夠認識信件中一半的文字。《紅星報》刊發的《一個讀報的成績》，則反映的是讀報后直接對紅軍戰士的思想和行動產生了影響。

　　　掀起蘇區共克時艱的運動浪潮

　　紅色蘇區一直是在各種敵對武裝勢力的圍困下生存的，而且這種圍困還時常表現為大兵壓境、步步緊逼的“圍剿”。在這種嚴酷的情勢下，蘇區的報刊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

　　第一，投入擴大紅軍隊伍運動。在擴紅運動的宣傳上，蘇區報刊給人的整體印象是：形式多樣，聲勢宏大。除了一般的新聞報道外，還有社論、文件、漫畫、工作總結、公開信函等，而且往往是以整版的形式出現，并加上醒目的通欄標題。這類標題具有標語口號的特點，可以帶來較大的聲勢。

　　第二，推動節省經濟、退還公債運動。經年不絕的戰爭，不僅需要源源不斷的人力加入，而且還必須注入大量的相關物資。這就需要使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對蘇區的財物進行充分的調動。從現有的材料看，當時蘇區選擇的應對方案主要有兩項，即開展節省經濟和發行公債運動。這兩個運動一直持續地展開，沒有停歇。蘇區的報刊投入其中，傾力助推。《紅色中華》更是挺身而出，登高一呼，在58期刊發了《本報號召立刻開始節省一個銅板，退回公債，減少伙食費的運動！》一文，其中寫道：“現在本報特向全體同志們作一最熱誠的號召：以革命競賽的方法立刻開始節省一個銅板，退回公債，減少伙食費的運動！希望同志們迅速地熱烈地響應我們的這一號召。于最短期內給予我們一個回答。”其他的報刊也積極地投入到了運動的熱潮中。1933年8月13日，《紅星報》編發了《熱烈購買經濟建設公債！》一文，倡導紅軍戰士以連為單位，購買經濟建設公債。

　　積累傳媒管理經驗

　　媒體的設置與布局，是媒體管理的基礎性環節，能夠充分體現媒體管理的制度性特征和整體性理念。中央蘇區報刊只經過五六年時間，便從20種猛增到200余種。在面積不廣、人口不多的農村地區出版了如此眾多的報刊，在中國新聞事業史上也屬罕見。需要指出的是，中央蘇區報刊的設置有其內在的秩序與邏輯。其總體特征可以概括為：縱橫布局，錯落配置。從縱向方面來看，當時的蘇區根據行政層級進行報刊的系統布局，呈縱向貫通與延伸，層次分明，結構清晰。就橫向的特定層級而言，各個具體的報刊分別歸屬于不同的系統或機構，擁有各自的辦刊辦報目標、定位與受眾，相互之間的區隔很清晰。很顯然，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條塊結合的媒體布局與中央蘇區報刊設置的特點是一脈相承的。

　　對于報刊的具體引導與管理，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非常重視。他們往往直接發表文章，對新聞業務工作提出指導性意見，或者針對報刊出現的一些現象，提出自己的引導性的評析與推斷。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毛澤東的《怎樣辦〈時事簡報〉》，張聞天的《關于我們的報紙》《使“紅中”更變為群眾的報紙》，楊尚昆的《轉變我們的宣傳工作》，瞿秋白的《關于〈紅色中華〉報的意見》，鄧穎超的《把“紅中”活躍飛舞到全中國》，李富春的《“紅中”的百期的戰斗紀念》等。從題目上就可以看出來，這些文章針對性很強。其中有一些意見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

　　形成延續至今的新聞理念

　　支撐與引導我國新聞實踐的中國共產黨的新聞理論，其出現與形成經歷了一個不斷累積與演化的過程。可以說，蘇區時期早期共產黨人在新聞實踐與新聞理論方面的探索，對這套理論的定型具有奠基性的意義。

　　第一，新聞應該為中心工作服務。當時蘇區一些主要報刊，都有為黨和蘇維埃政府中心工作服務的自覺性。李富春在《紅色中華》辦報百期紀念的時候，特別從這個角度充分肯定該報的成績：“它根據黨和蘇維埃所提出的中心任務和口號更具體的宣傳和號召廣大群眾為實現這些任務而斗爭，得到了千千萬萬群眾的有力回答。”《青年實話》在一份改版方案的編輯方法部分特別提到“一切題材，應圍繞著當時黨與團的政治任務做中心，不要機械的分欄”。

　　第二，關于全黨辦報。全黨辦報的觀念在蘇區時期基本成型。張聞天在《怎樣完成黨報的領導作用？》中反復強調：“每一個同志，尤其是黨的干部與黨的指導者，閱讀黨報，給黨報做文章是他們的實際工作與領導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李卓然《怎樣建立健全的黨報》一文認為：“讀黨報，替黨報做文章，幫助黨報的發行，是每個黨員實際工作中有機的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可以說，要求全黨同志都參與黨報的工作，是當時蘇區的一個比較通行的意見。

　　第三，關于新聞批評的觀念。蘇區時期的共產黨人已經認識到在報紙上開展新聞批評，對于推動實際工作與實現既定目標的重要意義。他們不僅在觀念上把開展新聞批評視為報刊的責任，而且還充分地將此種觀念貫穿到采編業務中。《紅色中華》的“突擊隊”“鐵棍”“鐵錘”“生活批判”等欄目，《青年實話》的“輕騎隊”，《紅星報》的“自我批評”，都是專門發表批評性文稿的園地。《斗爭》主要刊登的是理論研究文章，但也開設了批評性欄目“自我批評”。

　　中央蘇區新聞事業所展開的全部探索與實踐，已經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筆精神遺產，為延安時期的新聞工作，乃至新中國成立后的人民新聞事業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珍貴的思想源泉與歷史經驗。

　　（作者系南昌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