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期刊評價的現實困境與路徑探索
日期:2021-06-2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隨著國際上越來越重視對學術研究者科研績效和成果的考核,期刊評價日益成為各國關注的重要領域。20世紀30年代英國文獻計量學家布拉德福首次提出了文獻集中與分散規律,即所謂的核心期刊效應,這個具有評價意義的“核心期刊”概念揭開了期刊評價的序幕。目前西方學術期刊評價主要依靠世界上重要的科學和學術研究引文索引,基于布拉德福文獻離散定律和加菲爾德文獻引用定律,分別從論文質量的表征方式、量化指標的理論基礎、對客體差異性的考慮三個量化評價角度,同時參考同行評議的目的、組織形式、專家遴選等質性方面對學術期刊進行評估。然而在具體的評估實踐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種困境,期刊評價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地探索優化,進而在科學發展及其和社會的互動中發揮關鍵的作用。
期刊評價理念、方法與內容亟待創新
隨著學科體系的不斷發展與完善,目前西方期刊評價方法與理念,已經無法滿足對學者以及學術成果的考核需要。首先,在期刊評價理念方面存在“工具至上”現象。在期刊評價中,工具價值與目的價值應當是統一不可分割的,但現存的評價體系存在重工具導向而忽視目的導向的弊病。期刊評價的目的在于反映研究者真實的研究水平,積極引導學術工作者進行學術創新,最終促進學術人才、學術團隊以及學術體系的健康發展,而不是一味地成為研究者追求學術績效的“工具”,遮蔽學術期刊的自然生態,造成學術領域的惡性競爭和無序發展。在德國等歐洲國家,影響因子的應用已遠遠超出其最初的目的,政府根據研究機構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多少來決定基金資助的額度。在歐洲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一些國家,學術研究者的獎金是由個人發表論文的數量來分配的,導致了學術領域的“工具至上”主義之風盛行。因此期刊評價體系的制定不僅要考慮手段方法的合目的性,還要體現評價本身的價值關懷。現有的期刊評價激勵機制在個體與個體之間形成高下競爭,逐漸成為個體之間的內耗而漠視了整體的學術氛圍,這不僅無法發揮期刊評價應有的積極作用,還與共享、互助的學術精神背道而馳。
其次,在評價方法方面出現難以平衡定量與定性評估法的問題。西方期刊評價現存的困境之一是難以有效地平衡定量與定性的評價方法。定量的評價方法雖具有客觀化、精確化、便捷化等優點,但由于它忽略了期刊評價中某些對象難以量化的品質和行為,在量與質不完全對應的情況下不易對評價結果做出恰如其分的反映,而且諸如影響因子等數據的背后可能存在人為操縱的手段。近年來,國際上流行利用發表大量引用本刊前兩年文章的綜述性論文的手段來提高影響因子的做法,這無疑拔高了學術成果的實際價值。國際上已于2014年發布了《萊頓宣言》,對“量化至上”的現象進行了糾正,得到了科研評價界專家學者的普遍認同。而定性評價則是利用同行專家的知識、經驗和判斷進行評審和比較的方法,該評價方法著重從質的方面把握某一事物的屬性,因此容易受到個人價值觀、知識結構等主觀因素影響,導致評價結果的差異性大且難以檢驗,在人情社會的潛規則下可能會出現專家行為異化的弊端。定性與定量兩者不能有機結合無疑會影響評價的質量,很難評估出學術成果的真正價值,將單一的量化或質化評價方法應用到所有的領域會壓縮學術研究的空間,違背了學術評估的宗旨,進而消解了學術研究成果的科學精神和人文價值。
最后,在評價內容方面存在指標體系考核的局限性及短期性難題。從橫向的視野來看,現有的期刊評價沒有遵循各個學科、門類自身的規律進行特定化、專業化的評價,未切實落實分門別類、多元評價和精準評價。在學術期刊的評價體系中,不同的研究領域往往對應不同的成果形態,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理應采用不同的評價標準。西方基于計量方法的期刊評級,通常以權威期刊檢索數據庫為期刊源,通過定量指標的計算形成期刊評級。如JCR比較側重期刊的影響因子,根據期刊刊載文獻的被引用率和影響因子確定期刊的排名,這種操作簡易的指標評估方法無法消除學科與研究類型的差異性以及對交叉學科統計的不準確性。一味追求統一而漠視學科、門類之間的差異性,不僅導致學術期刊的同質化傾向,還阻礙了學科的健康發展。從縱向視野來看,這種“數據至上”的考核偏重研究成果的學術性價值,難以反映學術成果的經濟性及社會性價值,忽視了學術研究為生產和經濟服務創造的價值,以及對社會建設和發展所發揮的作用。不論是理論性和基礎性研究對重大學術前沿問題的導向性作用,還是應用性研究的應用價值和社會影響等,都難以通過短期的考量體現出來。
探索更加開放、平衡、多元的期刊評價體系
為了構建更加科學、開放、多元的期刊評價體系,急需對現有的評價指標與評價方法進行改革,以推動學科發展和學術創新。其主要路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重視團隊績效,加強學術成果的開放共享。期刊評價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工程,因其結果的非唯一性而導致學術期刊的評價需要一定的包容性。改善“工具至上”的風氣首先必須平衡各指標體系,實現個人與團隊之間的平衡,采用多個指標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評估,定期審查并更新評價指標,使其符合學術和社會環境的需要。正如《萊頓宣言》所指出的,根據機構、團體或研究人員的研究任務衡量績效,指標的選擇及其使用方式應考慮到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沒有一個單一的評價模型適用于所有的情況,評估者絕不能將決策權僅僅讓位給數字。如果數據成為學術成果質量高低的指揮棒,那么學術研究終將失去人文溫度與探索精神。當下的大數據技術為多元評價提供了廣闊的數據基礎,通過數字化技術手段實現信息共享與信息整合,搭建以讀者、學者和業界同行為評價主體的基本架構,共享跨區域、跨學科的知識、人員和設備,有助于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加強學術成果的開放共享,實現評價過程與結果公開、公平、公正的理想目標,回歸對學術本真的追求。通過不同的視角反映學術發展、探尋學術規律、發現潛在創新點,讓學術評價促進學術創新。
第二,構建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綜合平衡評價方法。面對復雜的期刊評價系統,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綜合評價方法能夠發揮定性定量的各自優勢,達到全面、客觀的效果。目前西方依然比較重視同行專家的意見,同行專家的定性評價可以科學把握學術成果的創新本質,全面評估新成果在學科發展中的地位,結合定量評價可檢驗的量化數據客觀地評價學術成果的創新性和影響力,克服了個人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2012年美國細胞生物學學會基于對科研評價問題的探討形成了《舊金山宣言》,呼吁學術界停止使用期刊影響因子等計量指標來評價單個研究論文或學者個體的貢獻,而是考慮采用更廣泛的影響測度方法,包括對研究影響的定性指標,例如對政策和社會實踐的影響。學術成果應當是質和量的統一,學術評價需要摒棄量化評價的簡單化,構建定量定性有機結合的綜合評價體系,這樣既能發揮同行專家的定性優勢,又能發揮外部數據的定量優勢,有助于開創學術評價新局面,回歸學術期刊應有的功能。
第三,由單一向多元轉變,全面考量學術成果。構建科學的分類指標體系,對于不同的學科類別,尤其是自然學科和社會學科,采用不同的評價標準。例如人文社會學科期刊相較于自然科學期刊更加注重政治方向、學術導向、價值導向等學術方向,單純依賴量化指標來衡量其質量高低容易忽視它的內在規律和社會功能,難以得出真正科學、公正的結果。西方SCI、Scopus等期刊評價體系雖在評價之初都對學科分類進行了劃分,但僅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有較小的區分,對待評價指標幾乎是執行統一標準。因此需要賦予不同學術領域成果以靈活性的評價,摒棄一刀切的剛性做法。由于期刊的社會效益具有久遠性、潛移默化性、綜合性和復雜性,因而多元化的期刊評價不應當只局限于學術成果的學術價值,還應該更加注重學術成果對該領域創造的經濟價值和長遠的社會影響。美國學者杰森·普里姆在2010年提出了用面向學術成果全面影響力的評價指標體系來替代傳統的單純依靠引文指標的定量科研評價體系,不僅涵蓋了學術成果的學術影響力,還包括其社會影響力,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是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融媒體時代學術期刊品牌價值評估及運營策略研究”(20BXW050)、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雙一流背景下高校教育類期刊品牌建設與發展策略研究”(18YJA860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學報編輯部;蘇州大學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