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鬶：中華史前文化的獨特基因
日期：2021-06-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提及龍山文化時期的陶器，人們便會想到享有“薄如紙、硬如瓷、聲如磬、亮如漆”之美譽的蛋殼陶。實則，龍山文化時期雖以黑陶為主，但也有灰陶、紅陶、褐陶，還有用高嶺土為原料經1200℃左右的高溫燒制而成的白陶。在三足器類的陶器中，黑陶占多數，其他陶色也都有之，特別珍貴的白陶僅見于三足器類中的陶鬶。
陶鬶自成一體的正源
“鬶”最早見于1928年發現的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子崖遺址，它有著長長的流口、把手和肥大的足部。這種形制奇特的器物被當時的發掘者稱作“鬶”，其依據是漢代許慎《說文·鬲部》：“鬶，三足鬴（釜）也，有柄、喙。”鬴（釜）是煮飯的鍋，“鬶”是指有把手且帶喙的三條腿的煮飯的鍋，與器形完全符合。此后，在我國各地，東起海濱、西至陜西、北至遼東、南達嶺南，已有數百處遺址出土了各式陶鬶，年代距今約6500—4000年。盡管該器物發現的地域廣闊，但專家們大多認為陶鬶的起源地是海岱地區。這不僅僅是因為大汶口文化時期出土陶鬶數量最多，廣為盛行，更重要的是大汶口文化是陶鬶自成一體的一個正源。
在眾多的陶器中，陶鬶是形制相對比較復雜的一種器物，長期以來以其特殊的造型而格外引人注目。但這種造型并不是橫空出世的，而是遠古先民在不斷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并在長期的經驗積累之后，不斷地加入了新的元素從而賦予其新的生命力。
新石器時代早期，伴隨著原始農業的發展和日常生活的需要，人們很自然地需要類似于今日的鍋碗瓢盆來煮食、盛放糧食。在城子崖遺址附近的西河遺址，考古學家就曾發現過一件距今約七八千年前的陶釜，它是一件圜底陶器。專家認為，這可能是模仿了植物類（如：剖開葫蘆制成的水瓢）容器的形態。植物類的器皿被陶器所模仿取代，只因陶器更加堅固、耐火候。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圜底的器物不易放置，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智慧的先民便在陶釜底下放了三塊用來穩固陶釜的石頭，類似功能的石頭也見于西河遺址。三足穩定性規律的發現并應用于陶器的使用，對于原始先民而言無疑是一個偉大的進步。
但是，石頭多不規整，器物放上去仍有傾倒的危險，于是先民們就燒制了規整的支足。后來，為了避免每次加熱都要重新放置支足的麻煩，便直接把三條腿粘在陶釜的底下。“三足”的設計不僅考慮到了支撐的實用需要，而且支足間的距離精準、角度一致，又顯示出古人高超的工藝制作水準。在解決了穩固加熱這一難題后，為防止食物煮熟后燙傷手，就又加了一個把手。接著，先民們又發現如果直接用陶鬶往碗里倒東西，經常會對不準碗口而將液體灑出來，所以他們又把陶鬶的口部拉長再加一個凹槽，制成了流口。還有一些陶鬶在之后的發展中，為了提高熱效率，足部從“實心支足”變成了后來的“空心袋足”。如此一來，既擴充了器物的容積，又使它的受熱面積變大，從而加快水燒開的速度，可謂一舉兩得。至此，陶鬶完成了由釜到鬶的華麗蛻變，時代約在大汶口文化時期。
海岱地區的鳥崇拜
進入龍山文化時期，由于快輪技術的成熟與普及，制陶業出現了質的飛躍。陶器多造型規整，有的器表還經多次磨光。城子崖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時期的白陶鬶通高30.5厘米、流口高5厘米、長16厘米、寬11.5厘米，有小子口，口沿高1厘米。該陶鬶的最大特點是采用高嶺土（即坩子土）燒制，若掛上釉就是瓷器了，所以也被稱為瓷器的先祖。該器造型優美流暢，設計精妙，裝飾雖簡練卻不失生趣，整體形制宛若一只仰著脖子正在歡快啼叫、展翅欲飛的鳥兒，專家們認為，這種特有的仿生現象應與海岱地區獨特的鳥崇拜現象有關。
遠古時期，不同的部族多有各自的崇拜物，多把某種動物、植物或非生物等當作自己的親屬、祖先或保護神，相信它們有一種超自然力，會保護自己，并且還可以獲得它們的力量和技能。這種現象被人類學家稱之為圖騰。海岱地區生活的東夷部族主要以各種鳥的崇拜為最多、最盛，故在《尚書·禹貢》《史記·五帝本紀》《漢書·地理志》等文獻中，“東夷”又被稱為“鳥夷”。
從出土的人骨情況看，新石器時代的東夷人除了流行頭骨變形和人工拔齒習俗外，還流行著另一種習俗，即口含直徑約15—20毫米的石球或陶球，這球一旦放入，便不再取出，死后猶然。學者大多認為這種含球習俗乃模擬吞玄鳥卵而生子，球象征鳥卵，含球有祈子之意。不僅如此，東夷古人在日常生活中還常作鳥狀打扮。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M11、M17兩墓出土的陶尊上有一種刻劃符號，李學勤先生考證那是一種東夷人用羽毛裝飾的冠，可見文獻載東夷人“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并非虛文。此外，在山東莒縣陵陽河、諸城等地的大汶口文化遺址中發現了數個
狀的刻劃符號，專家們解為“陽烏負日飛行圖”。
東夷人甚至還以鳥來命名各種官吏，《左傳》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國（治今山東郯城）國君到訪魯國，魯昭公設酒款待，席間昭公問：“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君解釋道：“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鸤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據郯君言可知，少皞氏曾設置了五鳥、五鳩、五雉、九扈等24種官職，盡管這些記載只是后人的追述，少皞時代是否有如此完備的職官體系尚不可知。但至少說明，彼時在東夷地區存在許多以鳥命名的氏族部落，而區分這些部落的主要依據便是不同的鳥的徽識。石興邦先生曾說：“這些記載，不是向壁虛造，而是以真實的鳥圖騰歷史為基礎的。24種官職，無一非鳥，這是保持鳥圖騰制最完備的記述。從這個敘述可探知少皞部落中，大圖騰中包括小圖騰集團，形成了一個鳥圖騰氏族部落社會的3個部組織，即部落（少皞）、胞族（五鳥、五雉）和氏族（24種官職）。”
大量的出土材料和文獻記載可知，生活在海岱間的東夷先民對鳥的崇拜極甚，這一點史學界和考古界的許多學者已做過深入研究。至于其產生的原因主要有“生殖崇拜”和“物候崇拜”兩說，考慮到海岱地區緊鄰海邊、原始農業發達，所以東夷人對鳥（多為候鳥）的崇拜可能更多的是為了把握農時適時耕種，根源于人們長期的生產活動的實際需要。東夷先民對鳥的崇拜已融入人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這種形制宛若鳥兒造型的陶鬶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高廣仁、邵望平二位先生在收集了20世紀80年代以前出土和文獻上的陶鬶相關資料后，對陶鬶進行了系統整理和梳理，指出在五千多年前，陶鬶還僅僅是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的特有器物，稍后千余年間，在與周圍文化的互動交流中，陶鬶最終被各地文化所吸收、改造，成了“龍山期”諸文化共同出現的新器物。至此，陶鬶已不再是海岱地區的“特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在考古材料如此豐盛的今天，像這種薄胎、素面、造型奇特、獨具一格的袋足器也從沒在華夏大地之外的任何地區發現。從這一意義上講，陶鬶也可以看作是中華史前文化的獨特基因。夏商周以后產生了以青銅器為核心的禮樂文化，由鬶派生而出的盉也成為商周禮器中的重要因素。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西周王朝經營南國史事考”（17BZS03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