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倫理之維

　日期：2021-06-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西方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逐漸忽視外在倫理規則和內在道德品性的導向作用，從而導致道德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危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由于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以及現實中人的個性和自由的壓抑情形，二戰后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面臨著道德問題。受此影響，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眾多流派紛紛轉向倫理研究。各個流派的思想家們在對東歐社會主義進行反思的過程中構建了各自的道德理論，如南斯拉夫實踐派的坎格爾加的元倫理研究與斯托揚諾維奇的“革命運動的倫理學”思想，波蘭齊格蒙特·鮑曼的“他者”道德理論，匈牙利布達佩斯學派赫勒的“個性倫理學”等。正是在眾多思想的碰撞和對話中，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在理論的深度層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倫理思想，同時也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在當代的深化與發展，從而使其倫理學成為了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的理論之一。

　　雖然同樣處于東歐相似的社會環境中，也面對類似的倫理問題，但各個流派的思想家看待和應對問題的角度不同，從而發展出各具特色的倫理思想。坎格爾加的元倫理學以邏輯和語言學的方法對道德概念進行了明晰闡述。斯托揚諾維奇針對南斯拉夫的倫理困境，通過重新界定馬克思倫理思想而將其解釋為革命運動的倫理思想。赫勒和鮑曼則從后現代的視角對道德進行解讀，強調多元、個性和主體性，并且都重視道德的本體論地位，強調個人的道德責任，致力于構建個體道德。盡管赫勒和鮑曼都把道德理解為非理性的沖動，但不同于鮑曼將道德個體的生成主要寄希望于這種道德沖動進而忽視和否定普遍的道德規范，赫勒強調的則是現實社會中道德規范的重要性。

　　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倫理學體現出具有明確指向的現實性特點。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是在思想家們親身參與艱苦的東歐社會主義實踐運動過程中展開的，這使他們更關注所構建的道德倫理理論的現實意義。斯托揚諾維奇主張建立一種“革命運動的倫理”，強調倫理革命要以包含經濟、政治等的整體的人道主義革命為前提，重視革命的人民性。同樣作為社會批判理論，相對于盧卡奇、葛蘭西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思想產生于對當時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反思，赫勒等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則主要立足于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實踐，其理論關注點在于通過文化批判在思想層面實現對東歐社會的深刻變革，體現了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多樣化探索，以期實現社會主義歷史命運的延續。在這個意義上，赫勒立足于馬克思的理論視野，繼承和深化了馬克思關于實踐的道德的思想。馬克思從現實的人的生活及他們從事的物質活動出發，赫勒也關注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作為個體的人，從現代社會中雙重偶然性的個人出發以期達到“好人”的目標，德性維度的設定就是這一思想的反映。如前所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獨特的道德狀況催生了赫勒的個性倫理學，同時赫勒也意識到當時主流西方倫理學缺乏德性的內涵和制約，故其倫理思想體現出鮮明的德性維度。德性是指人內在的道德品性，它與個性、自由等因素一同從屬于人的道德主體性。赫勒通過在人的道德主體性中注入德性的維度，達到對個性、自由的制衡和引導。赫勒的倫理思想根植于人的境況，根植于現實，這反映在赫勒對“好人”的設定上。赫勒的“好人”是擁有善惡區分能力和高尚道德品性的人，是道德個體效仿的最高道德典范。

　　不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更加關切道德合理性問題。脫胎于理性主義的道德合理性，成為當代哲學家關注的焦點。道德合理性問題的重要論題之一是道德個體主義與道德共同體主義的關系問題。作為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主要代表，赫勒將個性維度和德性維度統一起來，反映了她對道德合理性問題的關切。規范性與主體性是道德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赫勒的個性道德理論將“好人”理解為在德性的中介下，既能合理遵循一定社會客觀存在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又能充分發揮道德主體作用的人，從而解決了道德合理性問題。

　　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突出特征是人道主義訴求，與此相關聯，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們強調在個性倫理的視域內發展倫理學。不過，與西方倫理學不同，東歐新馬克思主義還將德性維度融入個性倫理之中，如赫勒在強調個性道德的同時，也敏銳地認識到，倫理與道德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社會現實的制約，因此她力求在東歐社會主義現實條件下，發展出既滿足自由理念又符合社會要求的個體，進而構建了一套內含個性維度和德性維度的道德理論體系。個性維度和德性維度的統一是赫勒倫理思想的基本特點，而這正是西方倫理學和其他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者忽視的地方。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派的代表人物麥金太爾雖然提倡亞里士多德德性倫理學的復興，但其思想是基于社群主義的，從而忽略了個性的重要作用。鮑曼雖然主張人的個性道德特征，但他更強調個人對“他者”的道德責任而缺少對德性維度的重視。與之相比，個性的概念一直是赫勒關注的焦點，她所倡導的個性維度的核心是追求主體意識的覺醒、自主選擇、人的自由、個性解放等內容，這順應了啟蒙運動后對于道德個體化的呼喚，具有時代合理性。但她也意識到，片面強調個體性特征可能帶來道德相對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的危險。為了化解這個矛盾，赫勒在其倫理思想中注入德性維度，形成了獨特的個性道德理論。赫勒的個性道德理論是指：有個性的個人在行動中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自覺地與同時代各種普遍有效的倫理規則建立起來的實踐關系。由于現代社會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的多樣性以及按領域劃分的道德狀況，使現代人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時代的特點，他們在道德實踐中擁有更多的選擇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但同時他們也面臨著更多的誘惑和選擇的不確定性，這就要求現代人必須以普遍倫理規則為思想和行動的依據，而不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但是如何將擁有多種選擇可能的主體與倫理規則客體更好地聯結起來，這是赫勒個性道德理論的關注點。她正是通過將德性維度作為溝通主客體的橋梁，將二者有效地協調起來，使道德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

　　應該說，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們對倫理學的闡釋是在馬克思主義的視域內完成的，這種闡釋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繼承，又是對它的創造性發展。然而必須指出，一方面，部分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者對個性的強調是基于個體化的認知。他們強調個體選擇的重要意義，強調個體優先于社會總體，認為個體價值的完全實現就意味著作為類本質的達成。例如作為個性維度和德性維度的統一體，赫勒的“好人”更多關注的是個體的自由，而忽視了對共同體、集體的要求。她強調的是道德個體主義，而沒有實現與道德集體主義的統一。布達佩斯學派費赫爾和波蘭的科拉科夫斯基也對此持相同看法。另一方面，針對上述思想家對個體與社會關系的理解，科西克、沙夫和斯維塔克等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者卻持有相反看法，認為個體應對社會總體負有道德責任，反對個體對理性作用的夸大和濫用，贊同“總體社會性個體”的觀點。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黑龍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