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空間批判的語境差異

　日期：2021-06-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近些年，立足資本主義社會都市化進程展開的空間批判已經成為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伴隨研究的深入，部分問題仍有待厘清，特別是都市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問題。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責列斐伏爾建立在日常生活批判基礎上的空間生產理論偏離了馬克思主義，批評其嘗試從城市現象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轉向馬克思主義城市化理論，經由日常生活批判將人們對主體生存狀態的考量重新置入人道主義語境，是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取向相背離的。但另一位美國后現代政治地理學家和城市理論家愛德華·蘇賈（Edward W. Soja）則認為，恰因這種理論的“激進反向”（provocative inversion）實現的從空間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化到馬克思主義空間化的轉變，才使列斐伏爾得以對都市研究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在歷史唯物主義空間化研究漸興背景下，認清都市馬克思主義同歷史唯物主義的聯系與區別，明確兩種語境下的空間批判在概念解析、批判范式以及實踐路徑上的差異，將為我們借助馬克思的文本繼續推進空間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城市概念界定上的差異

　　都市馬克思主義緣起于現當代資本主義背景下社會批判理論的空間轉向，現實的差距決定了列斐伏爾與馬克思的空間認識必然存在差異，集中反映在二人對“城市”的理解上。

　　第一，列斐伏爾所指認的城市是現代都市（urbain），他將歷史劃分為農業、工業和都市三個時代，城邑（ville）在農業和工業時代已經存在，都市則是都市時代的獨特產物，包含了“構成性中心、作為集合的場所的空間和建筑物”等新內容。相較之下，馬克思的空間認識以歐洲大工業城市為現實基礎，盡管它經由工人革命運動已然展現出反城邑傾向，但仍被誤解為階級矛盾的集合體，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外化表征，因而在性質和樣態上與城邑更加近似。

　　第二，列斐伏爾所指認的空間是商品化的空間，商品的普遍化、土地的商品化以及依賴空間儲存的地下儲藏、淡水、純凈空氣和光照等要素成為“新的稀有物”，并且均被視為空間商品化的現實條件。馬克思所理解的空間則是人們的生產與生活場域，城市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它并非資本家組織生產的最終目的。

　　第三，馬克思傾向于對城市做集中化、集約化的解讀，將生產集中與資本積聚視為大工業城市產生的前提，將無產階級的空間集聚視為開展聯合行動的前提條件。列斐伏爾則傾向于對空間做碎片化、分異化的解讀，不僅明確了空間的商品性與工具性，還將空間與權力問題聯系起來，這種空間概念的解構在動搖時間與社會歷史研究領域的絕對主導地位的同時，也為空間與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階級分析方法的邏輯聯結開辟了道路。

　　空間批判范式的差異

　　在歷史唯物主義語境下，空間發展同市民社會發展相適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是空間構建的根本依據，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同城鄉關系的變遷具有緊密關聯。對此，馬克思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總結道：“古典古代的歷史是城市的歷史，不過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農業為基礎的城市；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的一種無差別的統一；……中世紀（日耳曼時代）是從鄉村這個歷史的舞臺出發的，然后，它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樣，是城市鄉村化。”

　　相較之下，都市馬克思主義則以歷史唯物主義“空間缺場”為預設，在西方學者眼中，歷史唯物主義不再適用于資本主義新狀況，需要建構新的認知圖景以激發馬克思主義重新煥發活力。為此，列斐伏爾與卡斯特選擇了城市社會學進路，哈維與蘇賈則選擇了人文地理學進路。列斐伏爾做出空間是純粹形式、社會產品、工具性媒介以及商品總和的四重假設，將都市理解為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場所，嘗試建構以商品化空間為基礎的空間政治經濟學以“提高與轉換”《資本論》中馬克思所提供的批判范式。卡斯特則是將結構主義引入城市研究，將城市理解為當代資本主義勞動力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哈維認為，以資本流通的時間延遲和空間擴張為內容的“時空修復”方案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緩解經濟危機的新策略，因此主張將地理、環境和自然資源等空間要素納入歷史唯物主義，經由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建構實現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方法同資本主義現實問題的結合。蘇賈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后現代化，他并不認同哈維將地理要素補充進歷史唯物主義的做法，而是將空間視為內嵌于歷史唯物主義卻又亟待解蔽的范疇。

　　在方法論上，西方學者認為辯證法帶有“時間偏好”之嫌，紛紛嘗試對其加以擴容改造。列斐伏爾通過“三位一體”（conceptual triad）的方式詮釋空間，將空間視為空間實踐、空間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間的辯證統一，以此打破傳統辯證法指導下空間認識與詮釋的二元對立模式。哈維則在采納辯證法的同時著重強調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將全球不平衡地理發展同資本主義生產擴大化以及資本主義非正義聯系起來。蘇賈嘗試將人類生活描繪成社會—時間—空間（social, temporal, and spatial）的三維圖景，以此建構共時性與交互性并舉的社會—歷史—空間三元辯證法。他指出，三元辯證法能夠證明地理因素在正義問題研究領域的基礎性地位，以往的正義理論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但“地理不平衡發展，無論其原因為何，都是形成與固化個人和社會不平等進而導致社會與空間非正義的重要原因”。

　　空間實踐路徑的差異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空間問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缺陷的現實表達，它從根本上擺脫了資本邏輯的束縛。終結人在空間中的異化狀態必須通過生產方式的變革來實現，而無產階級是這一過程的主體。因此，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認識是實踐基礎上的批判性與革命性的統一。相較之下，都市馬克思主義則側重于批判，無產階級不再被視為社會歷史的主體，階級革命也不再被理解為揚棄空間異化的有效方式。

　　列斐伏爾將空間視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的條件，反抗資產階級主導下的空間生產與安置就被理解為無產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的最優途徑。為批判資本主義的空間非正義，哈維選擇訴諸辯證烏托邦理想而非共產主義。他指出，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烏托邦是失去批判功能的退步烏托邦，鑒于共產主義遭到質疑，需要選擇一種替代性方案——辯證烏托邦來實現對退步烏托邦的抵制。辯證烏托邦不僅需要“關于空間和時間操作的辯證法”，還需要“反叛的建筑師”發揮其主體作用。

　　哈維借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最蹩腳的建筑師”的比喻，認為勞動過程既包含人的自然力的發揮，更包含了“作為注意力表現出來的有目的的意志”，以此說明反叛的建筑師所肩負的“自由想象”職責，主張通過反叛的建筑師發起的“反叛政治實踐”抵御資本邏輯對主體自由的壓制。此時，辯證烏托邦已經替代共產主義成為空間問題的解決方案，反叛的建筑師則取代無產階級成為社會歷史的主體。

　　總之，都市馬克思主義未能給出切實可行的空間行動策略，也沒有將生產方式變革視為空間解放的必由之路，因而其對資本主義空間的批判始終未能深入至所有制層面。這種選擇雖然同現當代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相適應，卻也注定了其同歷史唯物主義語境下的空間認識存在差異。與此同時，正是因為兩種語境下空間批判在概念解析、批判范式以及實踐路徑等方面的上述差異，才使馬克思主義的空間研究呈現出交互融合、互為觀照、開放多元的理論景觀，進一步展現出馬克思主義的鮮活生命力。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