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物質觀的辯證環節

　日期：2021-06-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哲學神秘性的批判，導向了其具體的物質概念，因此可以說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立場是從黑格爾唯心主義中剝離出來的，而非源自對法國唯物主義或者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直接采納。我們一般將近代唯物主義視為馬克思哲學的一個獨立來源，因此不得不面對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組合問題，而如果我們表明黑格爾哲學中包含著一種潛在的唯物主義立場的可能性，那么“唯物”與“唯心”就必須被理解為辯證法的兩個基本因素，從而避免二者的外在組合難題。這就意味著，馬克思從黑格爾哲學甚至整個古典哲學傳統中繼承的不僅僅是辯證法，而且也包括唯物主義的基因。無論是黑格爾還是馬克思，都是從主體的中介活動出發來理解物質概念，而馬克思的批判工作主要是將被包裹在黑格爾哲學神秘外殼中的物質概念呈現出來。

　　如果從中介的角度來理解物質，馬克思主義的物質觀在邏輯上就必須回溯到康德的自在之物。盡管康德聲稱自在之物是任何認識手段所不能觸及的，是絕對不可認知的，但是他終究以否定的方式“規定”了自在之物，即自在之物是認知理性的一個“必然的”設定，因此也可以說是知識之可能性的一個必要條件。而康德之后的德國唯心主義者們都將消滅自在之物視為根本任務，努力讓自在之物溶解在主體的活動之中，換言之就是將自在之物溶解到各種形式的中介之中，要說明物質是如何從中介活動中產生出來，也就是說其“自在”之規定是如何被揚棄的。如果自在之物代表知識直接性的一面，那么唯心主義者們就是力圖讓這種直接性通過間接性或者中介性而得到理解。問題的關鍵是中介活動的生產性問題，因為讓自在之物溶解于中介活動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自在之物是如何從中介活動中產生的問題。這是德國唯心主義的核心邏輯，從康德的“我思”必然伴隨其所有“表象”，也就是伴隨其所有“對象”，到費希特的“自我設定非我”，再到黑格爾的精神“規定”自在之物，莫不是這一邏輯的體現。而馬克思通過社會性的生產勞動來規定物質概念，盡管導向了唯物主義的立場，但其與德國古典哲學在邏輯上的連續性已然顯而易見。

　　德國唯心主義的終結點是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而在這個巔峰之處，我們已不難看出其包含的唯物主義品質。黑格爾哲學精神的導向是實質性的知識，而非空洞的知識，但為了駕馭這種知識的實質性，便不得不設定一個“絕對”的精神，盡管這個精神的“絕對性”與其所渴望的“實質性”之間是相互外在的。就此我們可以區分出黑格爾哲學的兩重動機，首先是唯心主義的絕對性訴求，由此出發必然導向主體性活動單方面產生客體這一結論，其次則是從黑格爾對雅各比和費希特等人的批判中就已體現出來的對實質性的渴望，這一渴望要求絕對精神沉潛在它的具體經驗之中。因此絕對性訴求要求脫離經驗，而實質性訴求則要求與經驗緊密結合，這兩個相反的動機奇特地結合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之中。這種矛盾的動機本身就是現實的人類活動，或者說社會性的生產勞動的一種抽象表達。黑格爾主張主體與實體的統一，主張精神是活的實體，與馬克思將人理解為現實的、感性的和擁有對象性的本質力量的自然存在物，是內在一致的。不過，馬克思不認為這種統一性是一個有待實現的訴求，而早已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個最為顯著的事實。馬克思其實是將黑格爾哲學的第二方面的動機實在化，使之成為哲學思考甚至人類現實活動的前提。基于這一前提，我們就可以將歷史理解為人和自然通過勞動而互相生成的過程。這個過程有著“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也就是說，我們已然處于人類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辯證關系之中，那么自然界的實在性，已然是“實際的”和“可以直觀的”。

　　從黑格爾的哲學立場可以連續性地過渡到馬克思的立場，而隨之諸多基本概念也發生了改變，如果說從精神的意識活動到現實的人類勞動是主體性的實在化，那么這種主體性的承載者就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人首先不再是精神的一個定在，而“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一個表現著自己“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與自然在人類的生產勞動過程中相互生成，而勞動力首先應該被理解為一種自然力。勞動力作為自然力，首先意味著其為基于人類身體的活動，體力勞動是人類身體借助于工具向自然的實質性延伸，而腦力勞動則是借助于概念向自然的象征性延伸。通過這種延伸，人類擴展了人化自然的范圍，而自然界則成為了人類無機的身體。可見，人不僅僅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且是“人的”存在物，是“類的”存在物。自然物，包括人本身的自然并不直接地按照人的尺度存在著，而人和自然的生成也就意味著對人自身和自然的改造和創造。在這個過程中，“人的”能力表現為一種普遍性和中介性的能力，這是直接的自然物克服其直接性和個別性的關鍵。無論是概念還是工具，抑或是作為工具的高級形態的機器，都是將普遍性賦予個別的事物，給它們打上文明烙印的活動。人類的勞動均以自然為前提，因此并不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所主張的那樣，單純的勞動就是一切財富的源泉。

　　普遍性還包含著主體間性的維度，這一概念在馬克思這里也是具有物質性前提，并在物質性活動——分工中發生的。首先，分工是貫徹勞動普遍性的必然要求。如果說工具代表人類身體的功能性延伸，那么分工則意味著人類群體的功能性延伸，工具行為意味著人類身體的特定部分與自然的特定部分建立必然和普遍的聯系，而分工則意味著人群的特定部分與自然的特定部分建立普遍和必然的聯系，二者都是普遍化和專門化的統一。分工也可以理解為工具的功能性在人類群體中的實現。分工造成專門化，而專門化造就了社會性。這一方面是社會本身的體系化，另一方面就是經濟交往，其核心是商品交換。這種社會性實質上是人的本質規定，也可以說是“人的”生活的對象化。它滿足了個人生活擺脫其直接性的要求，但又有疏遠化為一種單純自然物或者類自然物的危險。

　　人類活動的有前提性同時意味著人類主體的有限性，意味著主體自由的有條件性。在主體—客體、人—自然的這種對象性關系中，現實個人在自然的前提之下進行活動并創造歷史，歷史主體的自由目的與自然的必然規律有機地結合，“自然史”和“人類史”不可分割，彼此相互制約。在現實的生活過程中，自然一般地意味著人們生活有其必須滿足的前提，受到物質條件的制約，遵循著“物”的原則；而歷史則意味著人的自由的創造，按照“人”的尺度進行創造。在馬克思這里，自由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對外在自然的占有，一是對自身類本質、自身本性的占有。這兩個方面是相互促進，同時也是相互限制的。人類將自身的本質力量外化到自然，將人化自然納入自身的財富范圍，這一過程同時也是對自身本性的一種改造和占有。我們可以將這一過程理解為一種人類主體的自身持存過程，即人類不得不通過外界對象來構成自身的同一性，而這一過程又始終存在喪失自我的危險。因此，人類本質的核心實質上是一種對象關系與自身關系之間的緊張，而人類始終是通過批判性的行動來克服對象關系的異化，來維護自身的同一性。這便是自由的本質結構。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德意志意識形態》，再到《資本論》，馬克思始終清醒地意識到二者的界線和張力，同時也始終在探索人類中介活動的具體形式，無論是異化勞動、分工還是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都是馬克思設想的關涉物質世界的方式，也是將其克服而實現自由的方式。

　　（作者單位：海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社會科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