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忠實信徒

　日期：2021-06-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我們懷著崇敬和思念，紀念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劉奔同志，具有十分特別的意義。

　　劉奔老師離開我們已經14年了。對他的英年早逝，哲學界同仁俱感痛惜。我曾長期在他領導和指導下工作（1991年至2000年），深受他的教誨和影響。他去世后，我極悲痛，但并未寫過悼念的文字。總覺得，雖然作為一個自然存在，他已離我們而去；但作為一個文化存在，作為一個具有獨特貢獻和魅力的思想者，他仍然活在我們中間，用他銳利而深邃的目光注視著我們，鞭策著我們。這些年來，他的音容笑貌，時時浮現在眼前；對他的無盡思念，如洶涌的潮水，將我的心緊緊包裹，難以平復。

　　一定意義上說，劉奔老師是個“傳奇”。他祖籍日本長野縣下伊那郡清內路村。20世紀30—4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武裝侵略戰爭，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留下了沉重的心靈創傷。而劉奔老師是戰后留在中國的日本遺孤中唯一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人（恕我孤陋寡聞，也許還有其他人）。他雖然是個日本人，但終其一生，都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懷有濃烈的情感，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

　　劉奔老師最寶貴的品質，也是他留給我們最大的思想文化遺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而這種信仰的堅定又來自于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入扎實研究，來自于他理論思考的徹底性，來自于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在他那里，集中體現為他所鐘愛并畢生獻身于斯的哲學研究和編輯事業——的無限忠誠。馬克思說過，“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劉奔老師非常崇尚并自覺踐行馬克思的這段名言，他的哲學思考的突出特點是，對經典著作非常精通，能夠嫻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現時代問題，并且總能在“人所共知”之處，提出一些不那么“人所共知”但又合乎馬克思主義本質精神的、令人拍案稱奇的思想和觀點，為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例如，他的《唯物史觀不是超歷史的“一般歷史哲學”》一文，在我國哲學界比較早地（1987年）集中闡發了馬克思的普遍交往和世界歷史理論，強調從“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從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作用和普遍交往，從世界基本矛盾和各民族社會內部特殊矛盾的相互制約的觀點，來把握歷史發展變化的規律性，進而令人信服地說明了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落后國家爆發的歷史必然性，而中國恰恰是在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中，在特定的世界歷史中經歷了資本主義的時代、即以作為資本的國際生存條件這種特殊方式經歷了資本主義殘酷的、非人道的歷史進程，因而所謂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主觀幻想”或“選擇失誤”的論調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再如，他的《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一文，突破了傳統哲學在自然觀層面上理解時—空問題的局限，在我國哲學界最早（1991年）闡發了社會時—空特性，從社會實踐首先是勞動活動的矛盾運動及其結構變化，從對象化與非對象化的相互作用和不斷轉化中，從活動的分化，交往的擴大，人的新的本質力量的形成等諸多環節，透徹地解析了時間結構與社會空間內在的相互作用，時間的空間化和空間的時間化以及歷史決定之時—空特性，從而對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的著名論斷——“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作了系統而富有哲理性的發揮。他的《從“活的歷史”研究中掌握活的馬克思主義》一文，通過對馬克思的“天才”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時代背景特別是馬克思敏銳觀察復雜事變的方法論的深刻分析，強調今天把這部著作作為哲學經典重新學習研究的極端重要性，認為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充分體現的密切關注、冷靜觀察、潛心研究“當前活的歷史”的巨大使命感和現實感，用以分析問題的科學態度、歷史觀和方法論，對于我們今天觀察研究風云變幻的世界局勢，仍然具有活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意義。

　　不特如此，劉奔老師還是當代中國哲學價值論研究的開拓者和代表人物之一。1982年9月18日，他與李連科老師合作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簡論真理觀和價值觀的統一》，是國內最早探討哲學價值論的文章之一，并在這一研究領域深耕不輟，特別是他積極倡導價值論研究應突破單純認識論的框架，向哲學歷史觀的高度提升，盡管一開始并不被大家所接受，但經過后來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化，逐漸成為哲學界的共識，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他的哲學思考的敏銳性和前瞻性。他執筆并發表在《哲學研究》1989年第1期上的《實踐與文化——“哲學與文化”研究提綱》一文（此文未收入《劉奔文集》），鮮明地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觀點出發，揭示了實踐的對象化與非對象化的矛盾運動，何以成為文化發生、發展的基礎和根源，探討了文化與自然、交往與文化、交往和語言符號、社會共同體與文化、文化的共同體形式的個性化、活動結構和文化變革、世界交往時代的文化問題等重要問題。文章認為，文化問題的實質是歷史觀問題，如果哲學研究以實踐為媒介關心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又能以實踐為媒介關心哲學的發展，人們將發現，二者為對方所做的也正是它自身發展所不可缺少的。能夠期待的這種時代二重奏的雙重意義的豐收，將構成當代文化發展的有機內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文化觀并無既成的系統形態的作品，在我看來，這篇文章是中國學者在這方面最具原創性的成果。

　　在劉奔老師那里，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和研究對象是有機統一的。因為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潛心鉆研馬克思主義并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堅決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公式化和庸俗化，并多次著文予以批判。他生前與我交談時痛感，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或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的對馬克思主義的簡單化、公式化和庸俗化理解，不僅嚴重損害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造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整個20世紀未能獲得應有的大發展，而且從方法論上看，與馬克思主義的對手和敵人如布熱津斯基等人用“大簡化”來消解、攻擊馬克思主義，是殊途同歸的。平心而論，劉奔老師并不是一個固執己見、故步自封的哲學家（這一點，后面還要談到），但他也絕不是一個趨炎附勢、思想搖來擺去的人，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服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徹底性方面，他的思想風骨是很硬的。他為自己的文選《當代思潮反思錄》題寫的《跋》很能反映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哲學家的職責、性質的理解：“哲學是最貼近人心的事業。……只要是朝秦暮楚、出爾反爾，說話不負責任，就不可能代表時代精神的精華。只有那些和老百姓心貼心的人，能夠以哲學的方式反映最廣大人民群眾疾苦的人，才堪稱真正的哲學家。”“我感到自豪的是，絲毫沒有那種號稱什么‘著名哲學家’的尷尬，無須因為貌似與時俱進而趨炎附勢、趨時媚俗、見風使舵、搖來擺去，卻要為自己‘一貫正確’的形象工程而大傷腦筋。我的觀點可能是錯誤的，而且可能一錯到底，但我一旦意識到錯誤，就要公開做自我批評，完全無須把自己打扮得一貫正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將馬克思主義、將哲學視為崇高神圣的事業，始終抱有圣徒般的虔誠與敬畏。當然，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哲學家也不是宗教徒。正因為哲學家“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里。……哲學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腦雖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體之外一樣”。“為了真理和知識而熱愛真理和知識的公眾，是善于同那些不學無術、卑躬屈節、毫無節操和賣身求榮的文丐來較量智力和德行的。”

　　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科學、開放的理論，不是躲在書齋里的“學院派”哲學。要使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與活力，就必然地要觀照現實，研究現實問題。在劉奔老師看來，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逃避現實、回避問題“是最無原則、最有害的做法”。嚴格說來，劉奔老師不是一個體系化建構的哲學家，他也無意建構某種哲學體系，盡管他對諸多問題、對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并非沒有自己系統且一以貫之的理論主張；而是始終對問題尤其是重大現實問題保持高度敏感且苦苦思索的智者。強烈的現實感和使命感、憂患意識和問題意識，在他的哲學思考中是格外突出的。他在主持《哲學研究》雜志（任副主編、常務副主編、執行主編）期間，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以現實問題研究帶動基礎理論研究，以基礎理論研究深化現實問題研究。為此，他撰寫了大量評論性文章，這些文章大都以“本刊評論員”“本刊編輯部”名義發表在《哲學研究》上，例如《將現實問題的研究提到哲學的層次上來》《科學地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反思有益于前進》《哲學研究的使命感》《哲學研究的現實感和學術價值》等，以及在他指導下、我們共同撰寫的《問題就是時代的聲音》。這些評論貫穿著這樣一種主張：不能認為強調現實問題研究，就會損害哲學研究的學術價值。衡量理論研究的學術價值和水平，從根本上說在于某種研究成果對于理論自身的發展、變革和進步所具有的意義，而理論進步與否，則以是否滿足發展著的社會實踐的需要而定。因此，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它的現實意義應該是一致的，不僅如此，還要看其是否具有啟迪人心、激動人心、征服人心的力量。這種力量來源于思想的深刻性、邏輯的一貫性、對錯誤傾向的敏銳識別力及其批判的說服力。理論唯有徹底，才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這是遠離社會生活、對實踐缺乏深刻理解的研究者無法完成的。在他和陳筠泉、曹景元等老師的倡導下，有賴于理論學術界眾多專家的踴躍響應和支持，《哲學研究》在20世紀80—90年代，開設了許多關注重大現實問題的專欄，如“改革開放中的歷史觀、價值觀問題”“全球化與價值沖突”“市場經濟與道德建設”“社會科學、科技進步與經濟社會發展”等。不僅哲學界，而且科技界、文藝界、經濟學界、社會學界等領域的學者，都在這份雜志上發表了大量有影響的文章。這也反映出《哲學研究》另一種辦刊的理念：倡導跨學科交流，倡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哲學內部各分支學科之間的聯盟。

　　劉奔老師不僅倡導，而且自己也熱烈而冷靜地研究重大現實問題，寫下了許多論文和評論性文章，其顯著特色在于，總是將重大現實問題轉化為理論研究、哲學思考的課題，進而作出充分說理的、有針對性的、透徹的回答。其中有兩個關鍵環節或難點：一是轉化，即把重大現實問題用理論研究、哲學思考特有的方式表達出來，學理化地呈現出來，顯然，這不是單純照鏡子似地將現實問題簡單加以復制就能完成的；二是深入思考，不隔靴搔癢，不流于表面，不人云亦云，但也不標新立異、趕時髦，“為賦新詞強說愁”，為求新奇而胡言亂語。讀他的文章，一方面是撲面而來的現實感，不枯燥晦澀；另一方面又會為其中鞭辟入里、透徹深刻的理論概括和分析所折服，不空洞浮夸。他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00周年而撰寫的《解放思想就是實事求是》一文主張，不應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分割開來，更不應將二者對立起來，所謂堅持實事求是就會成為思想解放障礙的觀點，是對解放思想的極大誤解。他引用鄧小平同志的話“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強調解放思想的根本在于端正思想路線，堅持實事求是必須注重規律性的探索，貫徹正確的思想路線必須堅持真理觀和價值觀的統一，在這一過程中，要警惕某些陳舊的觀念以“思想解放”的名義冒充新觀念來迷惑人心。他的《關于道德建設的若干問題》等文章，尖銳地批評了20世紀80—90年代思想輿論界頗為盛行的“改革代價必然論”，認為把經濟社會發展與道德進步、道德建設之間復雜的辯證關系看作簡單的因果關系，既是對唯物史觀的簡單化曲解，也不利于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他的《傳統與現實生活》《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文化的“源”與“流”》等文章，對文化研究包括傳統文化研究中存在的用觀念的歷史敘述代替現實的歷史敘述、用概念觀念史或文獻史來取代活的文化發展史的觀念論文化史觀，提出了嚴肅批評，強調文化發展的深刻源泉是充滿矛盾的社會生活實踐，傳統是文化發展的“流”而不是“源”；所謂傳統，是文化發展中體現連續性、累積性、繼承性的東西，是構成每一代人由以出發的前提的東西，實質上就是歷史與現實之間的一種聯系。

　　這些寫于20世紀80—90年代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有著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印記甚或局限，而它們的作者也從來沒有將之看作高不可及的范本。但是，只要不帶任何偏見，今天讀來，我們仍然能強烈地感受到作者在對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中充盈著的深沉理論思考的獨特魅力，這些論著并不因某些現實問題已經解決或消失或已顯得不那么重要而失卻其在今天的思想穿透力。這是劉奔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在我國當代哲學發展史上的突出貢獻。

　　劉奔老師具有獨特的人格魅力，正直、清新、樸實、高潔而又謙遜。他摯愛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將之作為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如飛蛾撲火般地獻身于斯，堅決鄙棄那種將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作升官發財的工具、裝飾門面的彩旗的功利化做法。他摯愛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對人民大眾懷有一顆熾熱的赤子之心，始終秉持為人民做學問的理念。他淡泊名利，一生清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具有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大情懷。他為人正直誠懇，襟懷坦蕩，既堅持原則又不盛氣凌人。他鐘愛自己所從事的哲學研究和編輯事業，鐘愛他念茲在茲的《哲學研究》編輯部，甘于“為他人作嫁衣”。他曾說過，“哲學研究編輯部是我一生最好的學校和老師”。他對學術刊物編輯有特別的感悟并努力實踐之：當一個合格的學術刊物的編輯，首先要能夠獨立地從事學術研究，不斷提高學術水平；其次，要能夠撰寫學術評論。就前一個方面來說，要能夠勝任學術刊物的編輯，必須有相當的學術訓練和專業素養，努力成為學問家，但又不能陶醉于自身的研究興趣而限制了學術視野和影響編輯工作。這樣做的好處是興趣廣泛、視野開闊，弊端是很難有時間和精力專注于寫出大部頭的專著，很難成為特定意義上的專家。就后一個方面來說，《哲學研究》有個傳統，特別重視評論。我們的老所長、老主編陳筠泉老師多次強調，評論是刊物的靈魂，就像社論是報紙的靈魂一樣。《哲學研究》編輯部培養編輯人才，特別強調寫評論的能力。劉奔老師在《哲學研究》編輯部工作的幾十年間，在陳筠泉、曹景元老師的指導下，憑借其超乎尋常的勤奮、扎實深厚的理論素養以及特有的悟性，迅速成為寫評論的能手大家。另一位寫評論的大家曹景元老師曾不無驚嘆地稱贊他是“寫作機器”。他為《哲學研究》撰寫了大量評論，除了部分收入《劉奔文集》外，還有數量更為可觀的編者按、述評等。這些評論都是編輯部交付的任務，都未署個人的名字，但又確實在哲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我國當代哲學發展史和學術期刊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在長期的編輯實踐中，他既尊重名家，更重視發現培養年輕作者，與他們交知心朋友。為使稿件修改得更加完善，達到發表水平，他經常給作者寫信或上手修改，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盤托出供作者參考，并未有什么“知識產權”的考量，真正達到了誨人不倦、無私奉獻的境界。現今活躍在我國哲學界的中生代著名學者（包括部分老學者），大都得到過他的指點和舉薦。在劉奔身上，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編輯家的高度統一，這是特別值得我們學習和敬仰的地方。

　　就我個人的學術成長而言，我曾有幸在《哲學研究》編輯部工作了十年，得到他的悉心指教和培養。那時我的每一篇習作，從會議綜述、編者按、評論員文章、編輯部文章，到學術論文，都經過他指點、修改，有的還被他改得“體無完膚”。這里，我想特別說明一下我們兩人合作的論文《實踐·歷史必然性·價值》的形成和發表情況。1993年9月2—4日，中日“唯物史觀和價值觀的統一”學術討論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舉行，中日雙方各有7名代表提交了會議論文，劉奔老師提交的論文題目是《歷史必然性和價值》，我提交的論文題目是《實踐的辯證本質與價值的屬人性質》。會后，這些論文陸續在《哲學研究》上發表。因為劉奔老師和我在哲學價值論上有著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他親自動手將他的論文和我的論文合成一篇即《實踐·歷史必然性·價值》，準備在《哲學研究》發表。文章合成后，他征求我的意見，我對文章的觀點完全贊成，但有兩點堅決不同意：其一，他將我列為第一作者，排在他的名字前面。且不說劉奔老師當時已是名滿學界的專家，而我還是名不見經傳的青年學子，僅就文章本身而言，其中大部分觀點是他的，我只貢獻了很小的一部分內容，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我也不能忝列于他的名字前面。其二，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劉奔老師根據我提交的論文改寫的。其中提到，當時哲學界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是把哲學的價值概念視為類似于或相當于經濟學上的“使用價值”，過于強調哲學的價值概念與經濟學的“價值”范疇的區別，而看不到二者之間的聯系。他在這一段話后特意加了一個括號注：本文作者之一劉奔也曾持有這種主張。對此，我也認為，他大可不必這樣苛責自己。我找到他，表明我的態度，他表示理解但并不接受我的意見，相持不下，他動用了作為常務副主編的“特權”，文章就按后來大家看到的樣子發表了（載《哲學研究》1993年第11期）。這件事一方面表現出劉奔老師提攜后學的高尚品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勇于自我批評的磊落境界。回顧這些年來自己所走過的路，我必須承認，如果說我在學術思想和文字上還有點滴進步，那是與劉奔老師的指導培養密不可分的，他的學識、學風、文風和人格給予我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也是我終生難忘的。

　　魯迅先生曾經這樣談到他心目中的藤野先生：“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于我而言，劉奔老師就是這樣一位可親可敬的良師益友。

　　時間在飛逝，時代在前進。我常常想，假如劉奔老師還活著，他會怎樣？他會更深切地寄希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并為之不知疲倦地思考、著述和編輯；他會更深切地寄希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早日實現并為之不知疲倦地奮斗和奉獻；他會更深切地寄希望于哲學能夠在新時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這一方面，我斗膽揣測，他對目前哲學界的現狀應該是不那么滿意的；他還會更深切地寄希望于年輕一代哲學工作者并為他們脫穎而出而不知疲倦地搖旗吶喊。對我個人來說，作為他曾經的學生和同事，自感他會更加不滿意，無論是我的學術研究，還是學術編輯工作。正因如此，唯有永不懈怠，不斷探索，以告慰他的英靈，不負他的期望。

　　（本文系作者在“面向時代的哲學：問題意識與思想創新”——紀念劉奔先生誕辰79周年理論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總編輯）